醒悟（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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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复对柴健民、何家福和李天道三个老人说起了文革前的那些事。

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继续实验“三面红旗”一路造成的恶果，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划上了一个句号。七千人大会是在全国饿死了两千万人、钢、粮、棉、煤等主要产品产量和国民经济各项指标急剧下降的背景下召开的。大会的初衷是解决迫在眉睫的饥荒问题。这样一个将与会者延伸至县委书记和各重要厂矿企业的党委书记的中央工作会议，所要解决的决不仅仅是中央下面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问题，它必须对几年来实践“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进行反思，它必须解决这些严重恶果的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同时它还必须拿出一个摆脱困境、寻求发展的完整的思路和办法来。

刘少奇在1961年初曾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说，“大跃进”期间共中国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事实上比这还多。专家根据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测算的结果表明，当时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大约有三千八百万，其中主要是饿死、累死的。刘少奇还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评价”

邓小平在1961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曾说：“三年来……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他在1985年又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

杨尚昆在1964年曾说：“2月10日，中央决定我为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周荣鑫、徐子荣为副组长。那时进行人口普查，没有现代化手段，普查项目也比较简单，主要依托公安部门的户籍管理力量进行。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取得了1964年7 月1日的人口数据：全国(不包括港、澳、台)人口为6.9458亿人，比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6.0193亿人增加了近1亿人。但是在普查中发现，1960年底全国人口为6.6207亿人，比1959年底减少约1000万人，自然增长率为-4.57‰，其中县以下自然增长率为-9.23‰。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尽管当时统计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可能十分准确，但却大体上反映了那时部分农村由于各种原因发生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情况。人口普查各项数据汇总后，我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淡淡一笑说，我从来不相信你们的那些统计数字。”

　　前人大副委员长万里1998年4月30日说： “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1960年夏李先念到光山县视察，小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无法开动，李先念禁不住泪流满面，当年西路军战死17000多人，他都没有流泪，眼前的情景实在是闻所未闻，惨绝人寰!

　　前国务院副总理、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了大饥荒年代的“信阳事件”。薄一波说：“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在《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一文中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但是毛泽东完全不同意这些中央领导层的说法。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

老毛显然是在撒谎。但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