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49）

 

149

 

盛夏，烈日以最高的温度炙烤着大地，天热得发了狂，地烤得发烫、直冒烟，像着了火似的，马上要和巧克力一样融化掉。何家福与李天道再次见面，不知不觉中，重提往事，两人都变得无精打采，只希望这酷热的夏天快点过去。就连院子里的花草树木被热得打不起精神来，耷拉着脑袋。

何家福与李天道回到了屋内。躲在家里，开着电风扇。只有狗狗仍躲在树荫下避暑，使出了自己的“独家绝招”——用舌头散热，它们像哮喘病人一样，不停地喘着粗气。只有那知了，在枝头发出破碎的高叫；真像破锣碎鼓在替烈日呐喊助威。

何家福仍然与李天道闲聊那些过往旧事。

李天道仍然讲述一些有关信阳的消息。

当年人员外逃势必导致大批死人的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求设岗堵截，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严格控制淮河各渡口，拦截外逃人员，还专门设置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者，钱财衣物一律没收，还会遭到毒打，很多人饿死、病死、被打死在狱中。但依然有极少数人冒死渡过淮河逃到安徽临泉、阜南一带，当地政府也或多或少听说了河对岸的惨状，因此并没有立刻将他们遣返。事件结束后这些人回到家乡，早已物是人非。

而与此同时，地委书记路宪文却声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1959年11月间，当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路边死尸、拦车要粮的群众以及被父母遗弃的孩童时也依然无动于衷。他继续要求地区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外流”；指示社队的干部民兵封锁村庄；要求城镇机关、工厂、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还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等等。此后，信阳各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县城四门持枪把守，公路要道设岗，县境边沿流动巡逻，来往信件进行检查，邮电局不准有发往北京和郑州的信件，信阳县监委副书记胡修玉两次向中共中央写匿名信反映饿死人的状况，两封信均被转到信阳县委，胡修玉为此遭到轮番批斗，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处以劳改，在此期间共扣押信件12000封之多，其他被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批斗。

李天道说，消息传出后，尽管当局对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却依然有一些信息陆续传到了北京。1959年初，商城县越美公社观庙团、汪桥团共78个食堂中有74个断粮两个多月，发生了饿死百余人的事件。家住商城县越美管理区观庙团林湾连的军人、共产党员许学富回乡探亲、目睹家乡惨状，曾三次向信阳专署刘副专员当面反映情况，遭到刘副专员和其他领导人的严厉批评和威胁。3月5日和9日，许学富到县邮政局两次向周恩来发的加急电报却被送到了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的办公室。王汉卿大怒，说许学富是“右派思想，右派言论”，并指示“立即扣留，查清后台，捉拿许学富”，后王汉卿惧怕扣压给周总理电报的事闹到不可收拾，在3月28日县邮政局才将电报发出去。

李天道打开手机，在收藏栏中找出了相关信息报导：

国务院收到电报后，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批示：“请河南省人委查处回报。”3月28日，河南省人委回复说：“省里边对全省的粮食情况是知道的，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商城粮食问题，省里不了解，将立即告商城县查处。” 3月31日，河南省人委办公厅将信阳地区的反馈情况第二次复电国务院秘书厅：“商城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从去冬以来，因年老病死过几个人，没有饿死的。由于思想问题解决得不彻底，所以有部分人还有意见。专区已派人到该地进行了解处理。”对于国务院的电话催促，省委、地委、县委都竭力隐瞒或淡化商城断粮饿死人的严重情况，甚至认为向上级反映问题是因为思想问题解决得不彻底。4月2日，即国务院调查人员到达信阳前夕，信阳地委才写了《关于商城越美公社观庙团因生活安排不好发生死人事件的通报》，承认许学富所说基本属实，并检查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征了过头粮，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害怕被戴右倾帽子而不敢反映缺粮实情。

1960年2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前往信阳视察灾情，被停职的张树藩复职并陪同到息县和淮滨视察灾情。所到之处哀鸿遍野，举目凄凉，很多村庄无人烟。处长向张树藩询问，灾情严重，是否有死人状况，张树藩回答有，而且应该不少。只是由于自己1959年9月后一直被批斗，对全区状况不了解，估计饿死在20到30万人之间。这位处长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进京汇报。与此同时，卫生部也收到了河南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联合发送的电报，关于固始县病情和灾情已致死五万多人的消息。

内务部领导听取报告后，立即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习仲勋随即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此时，卫生部将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的电报也转报中央监委，信阳事件由此初步揭开。

4月，吴芝圃对路宪文说，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由路宪文做检讨，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被逮捕法办，以向“中央交代”。

与此同时，董必武派李坚、李正海前往信阳调查，调查遭到河南省政府的层层阻挠。经初步调查后有据可查的饿死人数为七十多万。调查组回到北京，向中央监委、中组部主要领导汇报。

李天道叹息道：也许，这时才引起了中共中央注意。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提交了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24日，李富春将其呈送与毛泽东。26日，老毛批示道：“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将情况报告周恩来，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则向周恩来呈送了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26日，在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信阳事件后，“大家十分震惊”。周恩来随后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王从吾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深入信阳进行进一步调查。

11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安子文汇报河南问题。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谈及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党群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毁灭性破坏。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九十人小队，只剩下三十多个人了。

在引起中共中央注意后，1960年12月，信阳地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

据初步揭发，正阳县原报去年冬今年春死1万8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增加到近10万。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很严重。西平县原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公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600余人，现揭发死人近4千，占总人口10%，有的队人口死亡达30%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12个中学，有8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学生达二十八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

李天道对何家福又闲聊起事件后期那些事：

老毛在看完中央工作组调查报告后，对信阳的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当权的结果。他提出，信阳地区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

老毛在召集各级中央局负责人的会议上对信阳事件定性说：“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进而推论全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表示，信阳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地富反坏和国民党残余猖狂的原因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让信阳人民来个第二次解放。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陶铸、王任重等来到信阳开展“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央和河南省的干部主持鸡公山会议，表示信阳干部都不行。中央从各部委抽调452名干部、河南省委抽调1844干部，信阳地委抽调1483名干部对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这些新来的干部接替原来的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人职务，并且还集训了8000多原先的干部，特别集训5000多人，斗争和批判了10000多人。983人被撤职查办管教反省，275人被逮捕法办。

1960年冬，河南省委改组了光山县委，派出工作组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和强迫命令风）错误。12月，信阳地委在发给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有这样的句子：“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这期间，信阳的8位县委书记被捕，除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由死刑改判为“死缓”外，其余几人被判2-3年徒刑。

196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其中有一条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允许农民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李天道在手机上查阅了一个非正常死亡数据：

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8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48.3万。时任中央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是105万。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万6,526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万321人，占到总人口13.2%。2012年，来自南京大学的研究者将因饥荒而没有出生的人口和因饥荒而外流的人口纳入统计，并分析认为，信阳事件在该地区造成了约125万的人口损失。

“如何问责及追责？”何家福问道。

李天道从手机上找到了答案：信阳事件被揭露后，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00多万，承认他“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不过吴芝圃没有受到严重处分。1966年8月文革开始后，郑州大学内出现了《千刀万剐吴芝圃》的大字报，大字报中称，“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之后，前往四川任职的吴芝圃被革命群众一路押回河南批斗，最终死于1967年。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官方平反。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称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时任信阳地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路宪文在管押期间，因“能坦白认罪，愿意悔改”，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豫法刑一字第15号刑事判决书按渎职罪从轻处理，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1960年11月16日起至1963年11月15日止。路宪文1975年重新入党，1979年任河南省百泉农业专科学校（现河南科技学院）校长，恢复副厅级高干待遇，1993年病死，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文革后其曾经多次上告要求平反，被胡耀邦点名批评。

历史就是一出戏。人们看完令人压抑的戏剧，散场后，扮演叛徒的演员，常会遭到观众的暴打。尽管他所犯的罪行，当然是想象出来的，但依然会引起草根群体的巨大愤怒。这是草根群体精神状态最显着的表现之一，这也清楚地说明，要给草民们什么暗示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对草民们来说，假与真几乎同样奏效。愚昧的草民们明显地表现出真假不分的倾向。

世界上各种制度并没有固定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统治者只是驭民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

历史反复告诉我们，被驾驭的草根群体也许永远是无意识的，但这种无意识本身，可能就是它力量强大的秘密之一。在自然界，绝对服从本能的生物，其行为会复杂得让智者们不敢相信。理智是人类新近才有的东西，太不完美了，不能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更不能替代它。在草根群体们的行为举止中，无意识部分占的比重很大，理智所占的比例却很小。无意识现在仍作为未知的力量在起作用。要唤醒沉陷于无知的草民群体，难上加难。

到了一定的时候，草民们不会记得那个不断被重复的欺骗者是谁，他们最终会对它深信不疑，政治广告能有令人吃惊的威力，这就是原因。

洗脑教育既不会让草民们更道德，同样不会使他们更幸福，它既不能将他们的无知本能改变 ，也不能将他们天生的狂热改变，而且当他们被不良引导洗脑后，愚昧者对社会的害处远大于好处。

何家福与李天道已无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