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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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云约请好友李四见面。人生得一知己，实属不易。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已者容，千金易得知已难求。从远古至今，似乎每个人都在冥冥红尘中寻觅着知音。谁又能真正的找到知音？谁又能真正的与自己共鸣？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言行举止所作所为都不可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就算是我们本人也不可能完全清楚明白自己的心理，又怎敢去奢望别人能知懂自己。

但李四确实右算是南山云的知己，两人同年同月同日生，兴趣相同，爱好相同，志向相同。人生就像一列急驰的火车，机遇和缘份会让许多素昧平生的乘客在旅途中相遇相识相交相知，而在沿途的站台，他们又不得不陆续下车，奔赴自己的目的地，于是就有了“人生得一知已足矣”的幸运和“天下无不散宴席”的遗憾。但李四与南山云时时相守，情谊深厚。

南山云对好友李四说：“我最近陪同我的外公何家福会见了老中医柴健华，还意外地见到了巫乾坤和潘光复两位老人，这几位老人讲述了反右和文革中的遭遇。我很难理解那段时间对这些老人们的沉重打击。老人们痛骂整风，可是现在官媒又号召整风了，我不知整风是怎么回事？想听听你的高见。”

李四在同龄年轻人中被称为小孔明，因为他通今博古，很有独立思考能力，小伙伴们有不解之事常会与他闲聊。

李四对南山云说：“历史上的各种整风运动其实都是意在敲打异己。”

李四说道：以整风而防腐，可说是中央领导人的共识。但不排除当年的毛泽东对整风还另有其他目的。他对整风是情有独钟的，一贯视整风为统一全党思想、排除异己、定于一尊的有效手段。延安整风就清算了王明路线及其对毛泽东权威的挑战。据现今一些老干部的回忆和历史学家的考证，当时还着重迫使周恩来检讨、臣服，最终树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建国以来，老毛为了急于实现他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在青年时代就向往的孔夫子、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理想，提前加速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批评按周恩来意图起草的1956年元月20日《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老毛认为这是在反对他。

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一文中写道：毛主席在社论最后送他审阅的时候，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圈，并且写了“我不看了”这四个字。到1958年1月他在专门为此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这件事他隐忍了整整一年半，在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以后，才找到机会出了这口气。老毛批评薄一波的“右倾”。此外还批评河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薛迅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等高级干部反对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说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

李四说道：更有甚者，党的八大受苏共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章里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更使老毛不满，他嘴上不说，心怀怨气，认为是挑战他的至上权威。他对党内潜在的逆己倾向已高度警惕。夏衍在1980年10月在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发言时说，1957年反右，当时就有人说，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怕的是党内出赫鲁晓夫。

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老毛重提高岗事件，说那时他讲过：“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而现今“我们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人（不多）里通外国”，私送情报给苏共。老毛严令这些人“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处分。”

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乘反右大胜、大权在握，老毛重算旧账，严厉批评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以至迫使周恩来打算辞职，陈云事实上靠边站。还指着薄一波的鼻子说：“我看你不是右倾的话，至少也是中间偏右！”

南山云问李四：你是说循此轨迹，不能排除毛泽东当初想利用整风来整偏离他的“左”倾路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

李四肯定地说：他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实际上就包含了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把“除三害”，也就是清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矛头引向整党内高层人物。但这个谋算，因“右派”，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民主人士出人意料的大举“进攻”，反而矛头对向了他本人，对他和共产党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何况党内很多中高级干部也反对大鸣大放，他怕失去广大干部的支持，就赶忙来一个180度大转弯，变“放”为“收”，大肆反右。原拟借党内整风来整党内高层异己势力的打算就推后了。但是，党内中基层干部中藉整风来排除异己，公报私仇，则大有人在。

一个人失去了尊严怎么办？李四对南山云说：最近，我看了作家方方日记，她在日记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作家方方讲述了一件事：

在文革的中后期，我们房子旁边的墙根下盖了一间平房。房子十分狭小简陋，冬天极寒夏天极热，许叔叔和许婶婶就搬进了那里。他们没有孩子，房子勉强可住。每天上午，许叔叔便拖着一辆垃圾车，摇着一只铜铃，开始在宿舍扫地和收集垃圾。他和许婶婶负责着我们整个宿舍的清洁卫生。

然而我知道，曾经很英武很洒脱也很热情的许叔叔是我父亲所在单位的工程师。比起我父亲这些人，他要年轻得多。正是因为年轻，青春洋溢，置身于一个老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便很容易地成为火热运动中的激进分子。隐约听说许叔叔似乎还做过一个群众组织的小头目，只是，人们都说他站错了队。被人从舒适的办公室中赶了出来，成为宿舍大院里每天垂眉低头缄默不语的清洁工。对于许叔叔来说，那是无比难堪的场景，是根本没有自尊的时刻。一个人这样活着，需要怎样坚强的意志才能撑得下去呢？屈辱地活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比许叔叔脆弱或者说比许叔叔更自尊的是他的亲哥哥许伯伯。许伯伯也是工程师，他的资格自然比许叔叔更老一些，他的地位也要高于许叔叔很多。许伯伯一家在我们宿舍非常受人尊敬，因为许妈妈是一个待人格外亲切的老师，还因为他们家所有的小孩全都是大学生。这样的家庭在当时并不多见。许伯伯和许叔叔两兄弟同住一个宿舍区，当许叔叔每天拖着垃圾车沉重地从许伯伯家门口走过时，许伯伯心里将会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伤痛，还是无奈？这一点只有许伯伯自己知道。

文革对于许伯伯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有一天，许伯伯也被关了起来。记得的那时有很多人都是关在办公楼的地下室。那地方阴暗潮湿，不见天日。人在其中，与囚犯无二，自由与尊严都一起被人剥夺。许伯伯自然也在其间。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许伯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进行了反抗。一时间宿舍里遍传许伯伯畏罪自杀的消息。说许伯伯被关前就把刀片放在帽子里，带了进去，然后割脉自杀。许伯伯割的是哪个部位，我吓得连问也没敢问。所幸许伯伯并没有因此而丧生，他被人及时发现，送到了机关医院。经过抢救，他活了过来。对于许妈妈和儿女们，这自是件天大的幸事，但对于决意去死的许伯伯自己呢？很难说是不是好事了。有一天，我从医院门口过，偶然地看到了那里贴着许妈妈率儿女们写的感谢信，感谢党感谢领导感谢医院救了许伯伯，看时心里竟有一种十分异样的感觉。那张贴在墙上的红纸感谢信便久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许多年后，我又一次从那医院门口过，脑子里还浮出感谢信的样子。突然间，我就想，不知道当时的许伯伯是不是也怀有这样的感谢，不知道许妈妈写这份感谢信时心里又是怀着怎样的伤痛和酸楚。

我父亲说，一个人最怕被剥夺的不是财富不是地位不是身份甚至连家庭都不是，而是他的尊严，把这个丧失掉了，他活着的意义又有什么呢？我并不认为我父亲这话说得多么对，但我却记住了它，同时也记住了许叔叔没有表情的面孔和贴在医院门口那张大红色的感谢信。

李四讲述了方方日记中的故事后对南山云叹息道：你我同为知己，互相陪看风起云涌，陪看潮起潮落，陪看世间沧桑。但不必为忧国忧民折腾自己，在血腥的政治闹剧中，我们只能做一名冷血的观众。如果你想挺身抗争，那么被洗脑的亿万无知愚民，就会立即成为你的敌人。我劝你不要关注那些事，历史会重演，至少我已经闻到了血腥味。

南山云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