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30）

 

130

 

四周静得连草动的声音也仿佛听得见。一切景物都默默地躺在黑夜里，万物不像在白日里那样地具体了。

夜空中，天上只有极少的几颗星星发出微弱的光，大地已经沉睡了。冷落的院子里寂静无声，幽黯中的柳树静默地垂着枝条，荫影笼罩着这个夜。

这个夜，室内的灯光仍然没熄。

巫乾坤继续向潘光复、柴健华、何家福三位老人讲述北大右派在文革中的遭遇：

巫乾坤感叹地说道：右派在文革中都再次受到了冲击，即使那些曾经的“中右”也变成“牛鬼蛇神。”1957年北京大学还有未戴“帽子”而受各种处分的人842人。在文革中，这些人很多“升级”成为“牛鬼蛇神”遭到“斗争”和“专政”。

　　化学系教授傅鹰，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曾在全校的会上作为正面典型发言，1957年被划为“中右”，即比他右的人就是“右派分子”，文革中他也成为“牛鬼蛇神”了。显然，划分“阶级敌人”的标杆在不断左移，越来越多的人被圈进去了。傅鹰遭到长期监禁和“斗争”。他先被关在化学系男生宿舍。白天由该系女生看管在校园里“劳改”，晚上由该系男生看管。连他因年老夜间多次上厕所也遭学生斥骂。后来他被关入学校“监改大院”里。那里一个当看守的女学生有个棒子。“监改大院”每天“晚点名”以后，这个女学生就在院子中间用她的棒子打东方语言系的副主任岑殿华，逼其承认曾经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岑殿华不承认。傅鹰看到这个情景说，按照划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即使参加过“三青团”也只是“一般历史问题”，现在她天天被打也不承认，大概不会是。傅鹰教授的逻辑推理很是清晰。但他说的这些话被报告上去，结果为此他也挨了打。

　　傅鹰侥幸活过了文革，但是文革中北大的教授被害死的有百分之十。

　　巫乾坤说，尽管我们还未能了解所有七百多名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的下落，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在文革中被折磨死亡的比例非常高。

1952年燕京大学外文系有五名英文教授，除巫宁坤外，另外四名在“院系调整”中并入北大。其中两名男教授胡稼胎和吴兴华，都在北大被划为“右派分子”。两名女教授俞大因和赵萝蕤，自己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但是她们的丈夫，俞大因的丈夫曾昭抡及赵萝蕤的丈夫陈梦家，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巫宁坤那时在北京外交学院任教，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送去“劳改农场”，受迫害最重。

1966年8月25日，西语系红卫兵在40楼前召开“斗争会”，俞大因教授被强迫跪在台上挨斗并被抄家。她当晚在燕东园家中服毒自杀。她的丈夫曾昭抡被派往武汉工作时，在武汉大学遭到长期“斗争”，在1967年12月9日死亡。赵萝蕤教授的丈夫、考古学家陈梦家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1966年9月3日上吊自杀身亡。赵萝蕤被“斗争”，还遭到殴打，连文革前不久毕业留校的女助教都动手打她。她一度精神失常，后需长期服药控制。

　　胡稼胎的二儿子胡功管和三儿子胡功范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二儿子并被送到北大荒劳动。

　　胡稼胎自已成为“右派分子”后从二级教授降为六级，不准上课，先在校园作体力劳动，后到北大哲学系翻译资料。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被“抄家”、“游街”和“斗争”。因为他早已是“右派分子”，而不是新的革命对象，所以“斗争会”上他总是“陪斗”。1966年10月他突然瘫痪。妻子把他送去北医三院。医院索要北大的公函才予治病。哲学系给医院的公函上写的是：该人是我系右派分子，请给予一般治疗。他没有能得到什么治疗就出了医院，1968年1月去世。

如果说在1957年这个燕京大学英文教授群体是“一网划尽”，那么文革就真成了俗语所说的“一网打尽”。就这样，燕京大学留在北大的四名英语教授，文革中被迫害死亡三人，唯一幸存者的丈夫也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