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51）

 

151

 

辞旧迎新，时光永不停歇的前行，人们在无法抗拒中长大成熟又老去，这就是人生；过去的，你无法轻易的忘怀，向往中的美好明天，你会继续憧憬，这就是人性。

但万千谎言总会画地为牢，让民众隔世茍活在恐怖和愚昧之中。当你伸出手，想要捕捉瞬间的自由，自由却在指尖悄然流失。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却早已走远，甚至不曾存在过。仅剩下一丝丝忧伤，在风中低吟倾诉。

何家福与李天道尽管不想回忆过去的事，但两位老人陷入了挥之不去的文革记忆中，不管岁月走了多久多远，那往事，那回忆，那流年，沾染着沧桑，就像指尖握不住的流沙去找寻它的归属。

李天道对何家福说：“我们老去的不是青春，是年纪；我们成熟的不是心灵，是思想；我们流逝的不是记忆，是岁月；我们留下的不是人生，是回忆。”

何家福赞同李天道的说法。

李天道说：“在我的回忆中，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也就是那个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大会前就提议，每个政治局常委在大会上都要讲讲话。但几个常委的讲话，都是安排在大会的后期。对毛泽东来说，常委们在讲话中讲出了什么，是真话还是假话，讲出了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思路，对他至关重要。因此他不主张照本宣科那一套，要即席讲，随意讲，讲出真心话，讲出自己的观点。”

李天道说，在常委们的讲话中，有三个“亮点”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一个是刘少奇的讲话；一个是林彪的讲话；最后一个亮点，是最应该在大会上讲话的经济工作的“行家”陈云，在毛泽东的邀请下却拒绝讲话。

概括起来，刘少奇的讲话中有多处触动了毛泽东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但最让毛泽东难以接受和不能容忍的是他对“三面红旗”错误性质的尖刻评价。“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样的评价并不是刘少奇直接作出的，而是通过借用老百姓的口说出来的。刘少奇慷慨激昂的把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指头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

刘少奇亮出的这一系列观点，似乎显示出他对民众的关爱，他对毛泽东提出的“三面红旗”的反对。

李天道对何家福说：

老毛当然一眼就看清了这个跟随他多年的搭档、他预定的接班人的真实面貌，老毛已经到了与刘少奇分手的时候了。

李天道叹息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检验，客观的对比，公知们反毛声浪甚嚣尘上的上世纪90年代，给老毛身上泼了好多脏水。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为老毛讲公道话的大气候小气候都正在形成，中国草民再次呼唤伟大领袖毛主席，并要求还我领袖毛主席的历史清白。

李天道对何家福说：“最近，我看到网络上有不少文章是为老毛洗白的。比如，有一篇文章将毛刘在大跃进前后的言论实录进行了对照。”

李天道打开了手机，搜索到这篇文章。他对何家福说：今天我们就看看这篇文章写了什么：

中央党史出版社刊载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文说，毛主席1958年提出的“超英赶美”目标是：我们争取在15年或者更长些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英国，50年赶上或超过美国。而中国的钢铁产量在毛主席提出“超英赶美”后的15年（1972年）时确实做到了与英国并驾齐驱，17年后（1975年）超过了英国，到1978年达到3178万吨，更是超过了英国历史上的年最高产钢量。

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的《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许全兴谈到了关于大跃进工业的高指标问题。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

显然毛刘的说法并不一致。关于大跃进农业的浮夸风问题，毛刘的说法也差异很大。

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刊载消息：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而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说，毛主席当年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线领导在天津蓟县亩产11万斤的稻田兴高采烈地视察的照片时，当即摇头分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毛主席还接着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1958年11月22日，毛主席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时任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长谈，吴冷西《忆毛主席》一文回忆道，毛主席说：“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但是，一线领导听不进去。

李天道与何家福的话题又转到了关于大跃进的共产风那些事。

大跃进时期的共产风，指的是农村全村社员都吃集体食堂，“一平二调”，合并大社即一个公社合并成一个大社，甚至一个县合并成一个大社，搞平均主义，把富队和穷队的待遇拉平，甚至在一个村中，实行男队员和女队员分开睡觉，不让一家人在一起睡，以便于集体出工。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刘少奇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一文，文中说：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河北徐水这个亲自抓的共产主义公社试点县视察，作了许多指示，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结果，到9月1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

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报道说：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

李天道对何家福说：这就是当时的“共产风”，一个县成立一个公社，把富队和穷队待遇拉平，搞绝对的平均主义，“刮共产风”。

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一文：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做了重要指示。” 刘少奇具体对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做了哪些指示报道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是：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富队和贫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的吴冷西《忆毛主席》说：毛主席在听取了吴冷西和田家英调查刘少奇去过的七里营等地回来后的实情报告后，对“共产风”发表评论说：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

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李天道告诉何家福：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

老毛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四、大跃进出现问题后伟人承担责任的态度更是形成鲜明反差

尽管在大跃进进行中，毛主席对一线领导所鼓吹的错误作法多次进行过批评纠正，而一线领导急于创造业绩，根本听不进去。

尽管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一线领导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国家一把手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但一线领导仍然听不进去。最终导致大跃进出了问题。

但是在问题发生后，在对待问题承担领导责任的态度上，老毛却主动替一线领导揽责。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主动作自我批评说：“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他检讨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李天道对何家福说：“这些话刊载在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篇文章将毛刘在大跃进前后的言论实录进行了对照。还原大跃进时期的那段历史，显然是为了洗清涂抹在老毛身上的污泥浊水，但也给刘主席泼了一身污水。两位领袖的形象还那么光辉伟大吗？”

时光流逝，带走了我们曾经的信仰和崇敬，那些光阴遗落下的故事就像一个噩梦，让人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