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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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又在茫然里掩盖了一切，让人感到悲惨，孤独，长夜无眠。混沌的日子，空荡的记忆，甚至让人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心跳。

窗外夜风萧萧，昏暗的月光拉长了树枝晃动的影子，显得格外诡异。屋内，悲伤掩盖了巫乾坤和潘光复、柴健华、何家福四个老人的温度，心中都飘荡着一层厚厚的悲沧。

蚊子开始不断地出来骚扰。柴健华取来一盘蚊香，在佛前点燃了蚊香，烟雾开始在屋内缭绕，带着苦苦惆怅，虚幻梦境，将感伤从心底抽出，拉长。

老人们被蚊香的烟雾触摸到了各自内心深处的伤，这痛长期隐藏在黑色的心灵世界中。

巫乾坤继续向潘光复、柴健华、何家福三位老人讲述北大右派在文革中的遭遇：

　　在北大的716名“右派分子”中，就有五名在文革中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在反右时就有一名哲学系学生“右派分子”黄宗奇因与看押他的北大学生发生身体冲突而被判处了死刑。一共有六名“右派分子”被判处死刑，占全部716人的近百分之一。也就是说，几乎每一百人中有一人。这个死刑人数，不但对北大“右派分子”群体是非常高的比例，对北京大学一个学校来说也是非常高的比例。

　　五名在文革中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中文系学生林昭，1968年被处死；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历史系学生沈元都在1970年被处死；化学系学生张锡锟于1976年被处死。

　　林昭在上海被判处死刑，时间是1968年4月29日。那是“五一节”前，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一批“反革命分子”“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这是文革的庆祝节日的方式。

　　顾文选和沈元都在北京被判处死刑。1970年2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一份材料，把“顾文选等55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要“革命群众”“提出处理意见”。沈元也在这份材料中。55人中北大“右派分子”占了二人。这种做法的功能之一是在普通老百姓中制造更大恐怖，如古语所说的杀一儆百。这份材料发出仅仅两个星期后，1970年3月5日，他们被处死。

任大熊1970年3月28日在山西省大同市被判处死刑。1957年他把北大图书馆英文《工人日报》上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大清洗”杀害无数俄国人的报告，翻译了一些段落手抄后贴在学校阅报栏上供观看。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又被判刑，在文革中再被判处死刑。判决书上可以看到共判处任大熊等１３人死刑，没有援引法律依据，只写着：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妻子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所谓“一三一”指示，指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3号文件。毛泽东在此文件上批的“照办”二字就是判处死刑的依据。这是人类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死刑判决书格式。

巫乾坤又讲述了留在北大校中的“右派分子”的遭遇。据《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记载：63名受难者中有四人，英语教授吴兴华、历史教授向达、中国革命史教师许世华和图书馆学教授王重民，都曾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遭到降薪降职处分。

　　吴兴华和向达都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揪出来”进了“牛棚”和“劳改队”。1966年8月3日，吴兴华在北大西门内办公楼前“劳改”时，被强迫喝了水沟中从附近化工厂流出的污水中毒昏倒。红卫兵斥责其为“装死”。当天夜间吴兴华死亡，时年43岁。死后还被剖尸，不是为了医学目的，是红卫兵要证明他“对抗文革自杀”以罪加一等。

　　向达在1966年8月遭到残酷“斗争”，曾在毒日头下跪在系办公室二楼阳台栏杆外狭窄的平台上被斗，幸好没有从上面摔下来。9月底他和历史系其他“牛鬼蛇神”被押到昌平县太平庄劳动，晚上他们的寝室的门被反锁，连夜间出门上厕所都不准。向达有肾病，排不出尿，全身浮肿，却不准送医院救治。他在11月10日去世。

　　许世华在北大附近的西苑投水自杀，王重民在颐和园后山上吊自杀。他们的死其实不能被理解为通常意义上的“自杀”。他们是在遭到长期的迫害、遭受了肉体和精神的重大创伤之后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巫乾坤说：

　　北大数学力学系王信中、程庆明、刘品馨是1949年入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都留校任教。

　　1957年中共北大党委号召群众“帮助党整风”，王信中写大字报批评当时人整人的风气。他因此被定为“极右派”，送劳改农场。

　　程庆明当时是该系的中共总支委员和共青团书记，在划定“右派分子”的会议上不同意把两个学生划上，被指控为“包庇右派分子”，以此为由把他“补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共产党籍，降职降级降薪。文革中程庆明因和朋友私下议论文革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他曾经被绑在学生宿舍的一个双层床上，双脚离地，遭到毒打。1969年，他被作为“拒不坦白”“抗拒从严”的典型，在北大办公楼礼堂的“斗争会”上被逮捕入狱，一年多后判刑12年，送到山西监狱服刑。1978年底他在刑期快满时被释放。

刘品馨对两名同班同学被划为“右派分子”心存疑问，她没有敢公开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写在了日记中。文革中日记就可以成为定罪的根据。刘品馨遭到长期“斗争”，不但在打人斗人的高潮时被“斗争”，而且在1973年“反回潮”中还被揪上台“斗争”。她曾经被揪住头发打耳光。遭到这样的残酷折磨后，刘品馨精神失常。1978年底程庆明出狱后去看望，她已经丧失记忆不认识程庆明了。

老人们在交谈时，南山云又来为人家沏茶倒水。

巫乾坤望着年轻的南山云说：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都不知道反右斗争，即使对文革，也说不出什么道道来了。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总是在夜晚眺望星空，有星星做伴是我的荣幸，使我不再孤单。有时也会让我忘记了世界的黑暗，让我忘记了行走在黑夜的恐惧，让我忘记了无助。我期望每个夜晚的星空都灿烂。但这只是梦幻的感觉。黑夜中，我总感觉身后好像有一个陌生的恶魔在跟踪我，神出鬼没，我就大步大步地快走着，并且经常环视四周。发现没有跟踪者时，再继续快走。我的心情总是忐忑不安。如今，我一人在家时，会托腮静坐，眼睛却隔窗凝望远处的星空，脑海里仍然会飞旋着过往的鬼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