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23）

 

123

 

黑沉沉的夜，彷佛无边的浓墨重重地涂抹在天际，月亮昏晕，连星星的微光也没有。夜色如浓稠的墨砚，深沉得化不开。整个大地似乎都沉睡过去了。

但是年已九旬的何家福老人，却失眠了。失眠多梦常由精神紧张，思虑过度，苦恼忧虑，心事重重、想入非非等引起。梦是正常的生理现象，而失眠多梦与深睡眠期时间短，睡眠深度不够、睡眠质量不高有密切关系。这些道理，何家福老人自然也懂得。

失眠一直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失眠患者还会伴随多梦等现象。

睡眠浅便容易做梦。何家福自感睡不实，一夜都是似睡非睡的，一闭眼就是梦，一有动静就醒。凌晨三点，他醒后再难入睡了，只好瞪眼到天亮。

失眠的人都知道，在睡不着觉的时候是最痛苦的。何家福躺在床上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想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往事，心已静不下来了。

何家福似睡非睡的梦中总是出现了向启春的身影。向启春的笔名叫向不满。那是何家福和柴健华在年轻时期的流浪途中，偶遇到的一个年轻人，年轻人曾是个小学校长，结果却成了一个右派分子。

年轻人告诉柴健华和何家福：“我现年24岁，家庭出身小土地经营，本人学生出身，初中毕业程度，系天门乡人，曾任天门小学校长。我在51年参加教育工作，在54年入团。现被开除了公职，打成了右派分子，气得我眼睛冒火，心肝俱裂。原因是我愚蠢地向组织交心，交出了自己的一生前途。除了不满，我还有什么呢？”

向不满说，他的几位性格类似的亲友，都成了“右派分子”。向不满几乎抛弃了以往所追求的理想，但他仍然相信希望从来也不抛弃弱者。只要有生命就有希望。他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坚强地活下来。

何家福梦中又见到了这个年轻人，同时他也又陷入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怪圈。

何家福躺在床上打开了手机，搜索起“右派”的信息。他看到了一篇发表在《凤凰周刊》总第351期的《司继才口述：我的夹边沟记忆》文章。司继才，1928年出生于山东，1943年去延安，参加了八路军，1944年入党，1956年任人民解放军第4军第10师宣传科长，1957年 任兰州西北工程局党委宣传部部长，整风时曾任整风办公室主任，但不久他自己也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改，幸亏当年他的一个下属薛占云在农场任管教 人员，对他比较照顾，所以能幸存下来，他曾在农场搞过宣传，还能抽空记点日记，把所知的记下来，记下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事。

作者李凌根据司继才的口述，叙述了一段『钱瑛解救了夹边沟幸存下来的600名右派和钱瑛之死』的故事。

何家福躺在床上细细地阅读了这个故事：

夹边沟农场位于甘肃省酒泉县城东北约30公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曾是安置右派进行劳改的场所。夹边沟农场前前后后送来了大约3500名右派，1958年11月发冬季衣服时，具体人数是3136人……，在这之前很多人自杀了，夹边沟农场总的活下来的不足600人。

因为司继才当过领导干部，农场领导就让他当劳改队的队长，虽然当了队长，但他不伤同类，遇到不平的事还向农场管教人员据理力争，所以难友们对他比较信任，有问题愿意向他反映。

这时，夹边沟总部约一千多名右派已被转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原来计划在明水开辟一个新农场。一千多名右派在这里辛苦劳动了半个多月，但后来可能是因为各种条件没有成熟，所以开辟新农场的计划撤销了。来到这里的 右派因长期饥饿，农活又重，所以大批死亡，农场领导不得已，停止右派劳动。右派们每天吃完食堂供应的用树叶和菜叶煮成的糊糊之后，只能在零下10几度的严 寒中蜷缩在地窝子里。还有点力气的人到外面挖点野菜，捋点草籽，有的把抓来的蜥蜴煮一煮充饥，但大多数人连捋草籽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奄奄一息，等待死亡。

有一天，右派分子李天庆向队长司继才反映说：大家都饿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可是从兰州铁路局送来的右派分子魏长海等三个人面色红润，行动敏捷。李天庆还看见魏长海等人煮过什么东西吃，他们看见李天庆走来，很快就藏起来了。李天庆感到这几个人形迹可疑，所以请司继才队长调查一下，司继才答应了。

几天后，司继才找到李天庆说：老李，你的怀疑还真对了，那几个家伙还真没干好事。我问他调查出什么情况了，他叫我跟他去看看。

我跟着他走到山水沟口。山水沟外边是一片广阔的沙滩，突兀起一峰又一峰的沙包。沙包的斜坡上散布着许多坟堆。这里掩埋着我们到明水后死去的右派的尸体，是农 场组织的掩埋组干的。这埋尸的工作做得不好，也就是挖个浅浅的坑，把尸体拖进去，再覆上一层薄薄的沙土。因为大风刮走了沙土，有些尸体暴露出来，布条子和 头发在寒风中 簌 簌飘动着。我问了一声，你叫我到里看什么？司继才不回答，领着我在坟堆中前行几步，指着一具完全暴露的尸体说，你把被子撩开看看。我知道掩埋尸体的程序： 所有的尸体都是用自己的被子裹着的，脖子、腰和腿的部位用麻绳系紧，用马车拉到这里掩埋。眼前的这个尸体却像被人动过，脖子和腰里的绳子被利器割断了。我 撩开松松垮垮盖着的被子，发现死者棉衣的纽扣也是解开着的。掀开衣襟，我不由得呀了一声，吓了一大跳：死者的胸脯上有一道长长的竖着的豁口。你看清了吧， 这不是狗吃的吧？司继才问。我说，不像狗吃的，狗吃的伤口没这么整齐。说到这里，我突然明白司继才的意思了，我的头皮刷的一下麻了起来，我惊骇地问，老司，你是说……， 后边的话我没敢说出来。司继才后退两步。司继才说，怕什么，你怕他什么呀。他走近一步，弯腰，双手拉了一下豁口，说，你看，你看看这里边。我从他的两手之间看下去，胸腔是个空空的大窟窿。司继才又说，看清了吗？我说看清了，他才松了手。他把死者的衣襟拉了一下，盖住豁口，又把被子拉过来盖上，把绳子系好，还刨了几下，把旁边的沙子盖在尸体上。然后，他像洗手一样，抓了把沙子，搓了搓手。接着他就大骂起来：这帮王八蛋，一点人性都没有啦！你当他们煮的什么？ 他们煮的是内脏呀，是人的心肝肺呀。这些死人的身上没肉了，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干了，胳膊和腿就剩下干骨头了。没吃的，他们就想出开膛剖腹的主意来了！我没说话，我还没有从惊愕中挣脱出来，头皮还在发麻。我前几天向司继才反映情况，只是觉得他们行踪可疑、蹊跷，但根本没想出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司继才领着我又看了一具尸体，也是被人动过刀子的。我还翻了翻尸体上拴的一硬纸牌子。纸牌子是掩埋组的人挂上去的，为的是将来死者的家属来找尸体便于辨认。牌子写着名字，并且是编了号的。至今30年过去了。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他叫王夷悟。王夷悟原来是天祝县医院的医生。被打成右派，但他在劳改期间没有受太大的苦，因为来到夹边沟之后领导叫他在医务所当医生。由于他在医务所又有新的右派言论——他说夹边沟死亡那么多人是因为营养不足，饿死的——因此，在我们迁移到明水前被撤掉了医生职务，下队劳改。他是前几天死去的。由于突发感冒，他劳动的时间不长，死的时候身上的肉还没有耗干。还不像别人那样干。也正因为如此，他尻根子的肉被人用刀子割去了，那个部位呈现着两个窟窿，小腿肚子的肉也叫人剔去了，露出白色的骨头。

后来，司继才分头找魏长海几个人单独谈话，连哄带吓，他们都承认了，魏长海等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大家知道他们把死人的心、肝、肺挖出来煮着吃，都表示义愤填膺，痛骂他们道德丧尽。但等到讨论应该怎样处理时，有人说应该处以极刑，有人说应该判刑，但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魏长海犯了什么罪？他杀人了吗？他抢劫了吗？一个姓章的历史学教授引经据典说：“古人云仓廪足而后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之……”。

农场管教人员赵队长知道这件事，就带几个人来把魏长海五花大绑紧紧的捆起来毒打一顿后关了起来。李天庆知道如果紧捆时间一长，血脉不通，就会出人命。他感到自己是首先告发的，心里不安，于是在地窝子喊了两遍，求大家去向赵队长求情，把魏长海松绑，放出来，但没人应声。他又去求章教授，章教授只翻了翻眼皮没有动。李天庆明白了：经过长期的劳累和饥饿，他们已经看惯了同一个地窝的伙伴一个一个的倒毙，一个个尸体被抬出去，他们连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明水。 人们的同情心丧失殆尽了，他们没心管别人的事了。于是李天庆找到司继才，和他一起去求马队长，把魏长海松了绑，放了出来。

过了不久钱瑛来到这里。

司继才在他的《我的夹边沟记忆》中是这样写的：我们能够从夹边沟活着回来，多亏了当时的钱瑛。

钱瑛是《洪湖赤卫队》里韩英的原型。建国后，1954年钱瑛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第一任部长兼党组书记。她坚持真理，不避风险，平反甄别了许多被定为“铁案”的错案。钱瑛有句口头禅：“不怕鬼！”我们都把她看作救命恩人。

钱瑛发现夹边沟农场的犯人，纯属一种偶然。夹边沟农场和其它关押右派的劳教农场的情况，甘肃省对外一直是绝对保密的。钱瑛当时到甘肃张掖地区视察，检查灾情，准备到高台县去。那些日子她一个村一个村地查，发现有些村里人都死完了。现在才知道三年灾害时，甘肃饿死了140多万人。那天天上飘着雪花，司机开着车迷路了，车里坐着钱瑛和警卫员，还有一个张掖地区的干部，一共是4 个人。他们突然发现前面沟里有烟轻轻飘出，就开着车往有烟的地方走去。到了沟边上一看，沟坎下面横七竖八的足有二三百具尸体，这些尸体被码着摞着。钱瑛的警卫员就在沟坎上面大声喊：“你们这里是什么单位？怎么这么多死人？”近处有个管教人员说：“我不知道，你问场长去。”当钱瑛他们继续往沟里走时，农场哨兵就大声喊：“不能下去！”我（司继才自称）和（另一个右派）官锦文听到喊声，赶快走了出来，因为我们的洞穴直接对着钱瑛他们。这时只见（农场管教人员）刘振玉往钱瑛他们那里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吆喝着说：“把这些人给我抓起来。”

老太太钱瑛迎了上去，拿着拐棍就将刘振玉抽了起来。

钱瑛的警卫员一下把枪拨了出来，对着刘振玉说道：“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钱瑛。”

刘振玉一听是钱瑛，一下慌了。官锦文此时大声喊了起来：“钱大姐，快救我呀，快救我呀！”钱瑛朝官锦文看了一眼，然后说道：“这是谁？”后来才知道这是官锦文。

钱瑛于是让官锦文领着在各洞穴和地窝子里查看，发现这里还躺着很多人。钱瑛问刘振玉，还有多少人？刘振玉说，还有五六百人吧，需要5个车皮。（实际明水这里根本没有五六百人，只剩二百多人了）。钱瑛于是马上给酒泉地区打电话让把那里的公交车全部调来，并且宣布第二天就全部放人，赶快救人救命。

接着她跟着刘振玉走进了他的房间，觉得屁股下面很软，让人查看，发现刘振玉的房间里有28条毛毯，在他的箱子里搜出了200多个各式手表，在刘振玉老婆的房间也搜出了几十条毛毯 （注：这些都应是农场的管教人员从死去的右派的尸体上扒下来的）。

但是，钱瑛走后明水和夹边沟又进行审查研究，拖延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将犯人放了出来。  

司继才在文章中最后说：“反右运动给全国无数家庭带来的灾难是说不完的……”。

“现在来看历史，《论联合政府》看起来是当时的权宜之计，主要为了夺取政权。可是，夺取政权后，权力过于集中和照搬苏联那一套，却最终酿成了这一场人间悲剧。”

孤单的床，冷清的夜。何家福看到这里时，关闭了手机。异乡的人，陌生的脸，清寂的影，感伤的愁。他为死去的右派感到悲哀。徒留一个行尸走肉的躯壳，即使伤痕累累，他也要在内心深处给自己留一个狭小的空间，在这个忧伤的夜晚，他独自品味这干涩，痛苦，残酷的历史。

何家福披衣起床，站到了窗前。

黑夜的回忆没能遗忘在疯狂的时光里。何家福抬起头，长夜天上宫阙的寂寞和人世间的悲惨，让他百感交集。

何家福又开启了手机，继续阅读作者李凌根据司继才口述撰写的文章：

 “不怕鬼！”是钱瑛的常用口头禅。身为中央监委副书记的她，不畏权势，鄙视逢迎，不计个人得失，不顺风转舵，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对于各种案件，凡是确实处理错了的就要平反。

 大跃进期间，中国饿死了3700多万人。在1962年春，在七千人大会上，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毛泽东作了轻描淡写的检讨后， 就离开北京，外出巡视去了。他把这一烂摊子推给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来收拾。刘少奇他们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半年多以后情况稍有好转。1962年秋天，在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老毛还大力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就在这种形势下，钱瑛和中央监委的同志分析了全国情况，认为无理闹翻案的人确实是有的，但只是少数，主要是该平反的没有平反。

 安徽省，在大跃进期间，中共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强迫命令，大刮“五风”，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饿死几百万人。当时，省委书记李世农提出不同意见，却被打成右派，另一个省委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因主张开仓赈济饥民，解散集体食堂，把刮共产风时没收农民的房屋和自留地还给农民，开放市场，因而被毛泽东点名批判为“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对于这样的“铁案”，钱瑛和中共监委的同志也大胆的给予平反，他们还平反了许多右派冤案，但是他们的这些正义行为却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大罪。“四人帮”一伙以钱瑛和中央监委违反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大刮翻案风为借口，撤消了经中央委员会庄严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委，对中央监委的十五位常委，除书记一人外，都加以残酷迫害，其中被迫害致死和含冤逝世者八人。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也被迫害，于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1980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王从吾、袁任远、郭述申、帅孟奇撰写的《刚正无私的共产党员钱瑛同志》也记录了这些事。

毛泽东在1947年5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对蒋管区的学生运动给予高度的评价，说学生运动是伟大的、正义的，并称之为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战线”。

钱瑛则是第二条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前，她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上海局的组织部长。在她的领导下，蒋管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发动了多次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运动：一二·一 运动、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反美扶日运动等等。这些运动汹涌澎湃，参加的群众越来越多，数以几十万、几百万人计；参加的阶层越来越广泛， 学生、工人、市民、商人、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卷进来了。这些运动充分揭露了反动派官商勾结，搜括民财，贪污腐败等等罪行，使反动派陷于最大的孤立，众叛 亲离，人心丧尽，因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在这些群众运动中，钱瑛起到卓越的领导作用，反动派对她恨之入骨，多次帕特务追杀她，出重金购买她的人头，都没有 得逞。但解放后在文革中，她却被污蔑为“叛徒”、“特务”，被残酷迫害，于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看到这些报道，何家福感觉空气彷佛停滞了，他等候着风，但是风不来。

解放前，敌人没有做到的事情，解放后“自己人”却做到了。钱瑛曾平反了大批冤案，1960年，钱瑛曾解救了夹边沟幸存下来的600名右派，他们活下来了，但文革中钱瑛自己受到迫害，却没有人能够解救她。

她死了。却活着。至少何家福不会忘记这个钱瑛，他也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不会忘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