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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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香港媒体记者的潘光复对柴健民、何家福和李天道聊起了他采访当年的文革狗崽们的那些事。一场反右运动不仅打倒了几十万、上百万的右派分子，也使他们数以百万计的家人、亲属受到株连，其中就有上百万的右派子女，文革期间被人蔑视地称之为“狗崽子”。

潘光复对这些90多岁的老人们叹息道：我却永远忘不了我们这一代群体中的狗崽子们，他们是悲哀的一代。他讲述了当年狗崽们的一个代表人物的故事，他就是章立凡。

章立凡，中国近代史学者、作家，现居住在中国北京。其父章乃器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办人之一。20世纪上半叶曾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是当年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与国民党一向不和。1949年，章乃器参加中共领导的政协，并且于1952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长。1957年，在毛泽东亲自点名之下，章乃器被打成右派，撤销粮食部长职务。

章立凡出生于1950年。父亲章乃器被打成大右派时，章立凡还在幼儿园里。

章立凡说：“我母亲当时跟我父亲已经分居了。当时我父亲呢，他是民建的副主委，同时他也是工商联的副主委。这两个组织来找我母亲谈话，要她来揭发。这种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那个时候在幼儿园，有一天我母亲来接我，教给我一些话，要我去参加一个会，去说。那天就去了这个会场。前面也有很多人讲话，也都是他的老同事、老朋友在揭发他。我父亲本人没到场。轮到我讲话呢，我就上台了。讲话的大意呢，就是说，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是我还是要反对他。我要跟他划清界限。全场热烈鼓掌，还有人跟我热烈握手。

“我母亲后来开完会跟我说，她说，别人是无关痛痒，我们是有关痛痒。这个有关痛痒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清楚。只是在后来我的成长经历中，我才知道'有关痛痒'这四个字有多大份量。后来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想进个少先队吧，我好像比别人可能慢个1、2年，然后才进去。那个时候大家都希望肩上有个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当个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我进了少先队一直就是队员。”

当时的章立凡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毛泽东的话几乎是绝对接受和服从。

章立凡说：“我想，毛主席要反右，那肯定是我父亲有错。我也觉得，既然我父亲错了，那么大家都可以来批判他。那个时候毕竟有一种社会非常主流的思想，就是要听党的话。这种东西，不管是宣传教育，还是潜移默化，对于一个儿童来讲，他是认同的。”

但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教导下的中国人，并没有因为这个右派的儿子听毛主席的话，批判自己的父亲而放过他。

章立凡说：“开家长会呢，我就让我妈去了。班主任老师就跟我妈谈谈家里情况嘛。我妈这个人没什么自我保护意识，她就说了我父亲是谁。从这个以后，老师就对我比较注意。我那时候记点日记，比较爱好古典文学，我也作一点诗词。这个东西被翻出来了，被交给老师了，然后组织了批判会。我还不服，我还跟老师顶撞。到文革里头，这个老师跟我透露，她说，也不是我要整你，是校领导要整你。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作为一个样板，就是说这是右派的儿子，他的思想状况是这样的。”

“好像在这之前还有过一件事，是她说‘你不是爱看书嘛，你把你看过的书开个书单给我。我们现在搞教学，我们很想研究一下学生都看过什么书’。我呢是很老老实实地开了一个很长的单子。然后过后不久才发生批判我的事。学校据说还搞了一个不公开的展览，把我写过的这些东西都在一个教室里头去展览。后来就很厌学，我的成绩也下降，我还留级了。我那时候已经知道我没前途，所以我觉得学跟不学一个样。我父亲还是希望我能上大学。我那时候比他先知先觉，我知道我没戏。我跟这套讲阶级路线的教育体制格格不入。”

随着章立凡逐渐长大，父亲对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章立凡说：“受他这个思想的影响。他那时候已经开始跟我讲一些事情，对时局有很多批评。有时候他说得比较厉害呢，我还提醒他。我说，‘您别这么说。咱们这儿是不是安全啊？’那时候读了安娜.刘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我就老认为我们家隔墙有耳，或者是墙上就有耳。但是我父亲就说，‘我不怕。我的话到大街上也可以说。谁愿意听谁就听’。”

章乃器的不服气终于使共产党剥夺了他最后的政治权利。

章立凡说：“‘七千人大会’前后，那个时候统战政策也有点松动，知识分子政策也有点松动。他对他57年把他扣上右派帽子，他不服。他好像在政协提了两个提案，就说呢，他这个事情完全是捏造的，是不实的。所以呢，他提出来对他这件事要求进行重新审查。63年吧，那天我上学，班上有报纸，上头有一条消息，就是全国政协常委会开会通过决议，撤销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政协委员。那时候小学同学还不太......但是他们那眼神看我就不太对了。我就赶紧回家。后来他特别跟我讲一句，他说‘我不会有事的’。我就明白，他说这个‘不会有事’就是‘我不会自杀的’。”

文革的到来使章乃器受到进一步的迫害。章立凡还记得被抄家那天的情况。

章立凡说：“我记得那天，8月23还是24号。一路上就觉得清华园的气氛特别不对，已经开始有打人的了。当时，这个二校门被推倒了，所有的校领导，什么何东昌啊，钱伟长、黄万里这些人都给赶到那儿去搬砖头。我觉得我们家要出事，我就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我父亲说，有人来贴大字报。你留在学校，你不要回来。回到我宿舍一看，我的蚊帐什么的都撕了，把我的铺盖捣毁，有一张大字报墨迹未干，什么‘资产阶级狗崽子滚蛋，快滚蛋！’我一看，完了，这个马上就要来临了。”

更糟糕的是，章立凡自己也遭了难。章立凡说：“我当时也是在学校讲了很多对文革的看法。后来被同学给揭发了。然后对我实行专政，把我打成反革命。”

记者：“抓起来了吗？”

章立凡：“抓起来了。”

记者：“判刑了吗？”

章立凡：“判了。”

记者：“判了多长时间？”

章立凡：“13。”

记者：“你一共坐了多少年监狱呢？”

章立凡：“9年半。”

记者：“然后是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章立凡：“78年底。”

章立凡心里曾经埋怨过父亲，但是他更清楚，是这个制度使他这个无辜的右派儿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伤害。

章立凡说：“我肯定有这个想法，就是都怪你们俩当初结合，才有了我。但是我无处诉这个怨。所谓出身不能选择，那就是说你投胎到这儿了。一旦你的父亲被定为右派，那你就是贱民。这个就是一个种姓制度。地富反坏，它就是种姓。”

曾经是香港媒体记者的潘光复对柴健民、何家福和李天道聊起了他采访当年的文革狗崽们的那些事。一场反右运动不仅打倒了几十万、上百万的右派分子，也使他们数以百万计的家人、亲属受到株连，其中就有上百万的右派子女，文革期间被人蔑视地称之为“狗崽子”。

潘光复讲到这时，他对这些90多岁的老人们说道：章立凡是狗崽子们这一代群体中的代表人物，遗憾的是有关他的故事，在现今的年轻人中已仿佛成了梦话。一个国家为其年轻人所提供的教育，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未来的样子。今天的教育正在抹杀人们的记忆，年轻一代的思想活力开始衰退，促进成长的才能渐渐干涸。现今的年轻人已被折腾到疲惫不堪。信仰正在丢失，三观正在蜕变，思想正陷入某种循环，并永无止境地重复下去。他们将自己封闭在狭隘的求生之中，躺平成了唯一选择，仅此而已。当年轻人最终变为了平庸之辈，这个国家也没救了。

三个老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