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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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只是人类思想无形的变化造成的有形的后果而已。孤立的个体具有控制自身反应行为的能力，而群体则不具备。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的群体的共性。群体总是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善行感动。在他们看来，仁慈善良只不过是软弱可欺的代名词。

大众没有辨别能力，因而无法判断事情的真伪，许多经不起推敲的观点，都能轻而易举的得到普遍赞同。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

惊天动地的反右斗争，同样改变了中国大众的辨别能力。大众不懂得反右的政治与法律责任。

谈到反右的政治与法律责任时，李四对南山云说：反右不只是重大错误，而且是违宪违法的罪行；也不只是某个人或一些人的失误，而是由以毛泽东为领袖的执政党和以他为国家主席的政府施行的国家行为，国家及其领导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政治与法律责任。

　　从法治观点看，将无罪公民“划”为人民之外的“右派”,当作敌人或罪犯处理,剥夺其政治权利,有的还剥夺其人身权利,投入监狱,至少是犯了过失罪,是要受法律追究的，作为党政领导人，应当承担国家责任，对受害人进行政治道歉和国家赔偿。

　　至于那种狂风暴雨的反右大批判，则是在执政党的指使下群众性的诽谤运动，文革中更是如此。从民事权利上说，是对公民名誉权的严重侵犯，应当陪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被害人的物质与精神损失。执政党在“改正”划右错误决定后，至今连对被错划的人所作降级或开除等行政处罚而剥夺的原有工资，都未予补偿，其他物质与精神的赔偿就更无从谈起了。

从程序上说,不经司法机关审判,仅由基层党委依据党的内部文件，如《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以“党法”代国法，由党委、党支部决定，就作出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的处罚，是违反法律程序的越权行为。至于不许“右派”辩护、申诉，更不许翻案，完全剥夺了这些人的诉讼权利，都是违法侵权行为。20年来都不许甄别，更是历次政治运动没有过的。

李四对南山云说：“我看过清华大学郭道晖写的反右回忆录，建议你抽空看看，他讲述了自己在反右运动前后的经历，其实这也揭示了反右斗争的无法无天。”

李四走后，南山云开始从网络上搜索有关郭道晖撰写的反右回忆录。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信息。

郭道晖反右回忆录中写道：

　　这里不妨讲讲我的经历。记得1957年7月清华党委批判我的所谓“右派”言论，并与前党委书记袁永熙同被点名在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发表揭批报导后，7月下旬党委书记蒋南翔和另几位副书记曾找我和周寿昌谈话，当时明确说明我们只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还继续给我们安排了工作。但到1958年2月，全国正式处理右派时，再次找我们谈话。蒋南翔说，现在不得已要划你们为右派，本来想挽回，所以批判你们后仍安排了工作，想看一看（可能既指看我们的态度表现，又是看中央的政策）。说他问过小平同志，这么一大批党内右派，都要开除，将来怎么办呢？邓小平讲：“第一，党员有右派言论的，一律开除出党，哭鼻子也不行。第二，开除以后，将来还可以重新入党。”（记得处理右派时，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习仲勋同志的谈话，其中公开提到党内右派开除党籍后，改造好了可重新入党。想必也是以邓小平的指示为据。）这就是说，你们两位开除以后，还可以重新入党。现在只有把你们开除，“党委的旗帜才能举得高”，其意不言自明，实际上是给我们谈一个条件，答应我们还可重新入党，希望我们配合，不使党委为难（隐含的意思是好向上面交代，保住党委。事实上，在鸣放紧张阶段，常委中就有人建议“抛出一个党委干部”，以缓解群众对党委的巨大压力）。还说党对你们是了解的，过去你们也为党作了许多工作，开除后不会就抛弃你们的，工作上会作出安排。（见我保留的这次谈话记录）

郭道晖继续写道：

他这样说，后来也确实这样做了。我1958年2月补划为“右派分子”，才一年多，1959年10月宣布给我摘了帽子。1961年，清华党委就给我办理重新入党的手续，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还派了一位组织部干部赵斌同志来清华和我谈话，意在批准我重新入党。刘仁在解放前是北平地区地下党的领导人，解放初期我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期间，经常到市委汇报工作，他也了解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什么反党野心，都是从参加地下党干过来的。但过了不到一个月，蒋南翔传话说：“对不起，我们打了报告给中央了，政治局决定，右派一个也不许甄别，党内右派一律不得重新入党。”看来邓小平原来的许诺，到毛泽东那里不灵了。

1978年我通过彭佩云同志（她担任清华地下党总支领导人时是我的战友）向蒋南翔递交我要求平反的申诉信。不久她转达南翔的回话，说碍难办到，“郭道晖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也可以嘛。”这可能是担心给我翻案，引起连锁反应。（他起初是坚决反对给钱伟长和袁永熙“改正”的。）

1979年王汉斌同志调我到全国人大新成立的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蒋南翔的夫人后来也和我同事，她很善意地向我转达蒋南翔的话说：“57年不是蒋南翔、而是康生要划郭道晖为右派的。”这我可以理解。的确，康生曾插手清华的反右。他曾在当时的公开讲话中点名指斥清华政治课教师“全军覆没”，以致该三个教研组三位主任、党支书和近三分之二的教师被划为“右派”或以“右倾”名义受留党察看等处分。不过，康生怎么知道清华有个郭某人及其“右派言论”呢？我能理解蒋校长当时确有难处。他过去并非极左的人。他在清华多年，也力图对那些干扰正常教育秩序的政治运动有所抵制。早年在延安还曾上书中央对抢救运动表示异议。对清华在蒋南翔主政下竟划了571个右派，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也表示不可理解，有所非议。因为她一贯认为蒋南翔是比较持中的。对钱伟长被划为“右派”，韦君宜也有过质疑。她在《思痛录》里写道：

　　“他〔蒋南翔〕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提出反对‘抢救’运动，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地划上钱伟长。这是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25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话说回来。迄今，执政党对绝大多数“右派”只采取了所谓“改正”措施，而没有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向被错划的公民、党员正式道歉和赔偿。这本是同作为法治国家的政府和作为要“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所应担当的政治责任和应当具备的政德不相符的。

　　国家是否可能犯错，甚至犯罪？这在历史上理论上曾是有争议的问题。如所谓“君主无过错”。也有所谓共产党一贯正确，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是天然为人民服务的。世界历史的实践包括苏联和我国的历史教训，已经打破了这种神话。

　　国家的罪错要不要由国家承担政治责任和赔偿责任？现代民主的文明的国家已日渐确认因国家行为而产生对社会、对公众、对个人以及对国际社会的损害，不仅对直接责任人要追究政治与法律责任，而且国家领导人也要承担国家责任。

　　承担国家责任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政治责任，由国家领导人进行政治道歉，对外向受损害的国家、对内向受损害的人民道歉，或者辞职；二是法律责任，由国家对受物质或精神损害的人给予经济赔偿。（政治道歉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或精神补偿。）即使政府没有过错，而是为了多数人利益而连带使另一些人或某个人遭受损失，国家也要给予相应的补偿。因为，如果不是出于本人的道德自愿，任何个体在法律上没有为集体利益而牺牲或放弃自身权益的义务。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伦理。

南山云阅读郭道晖撰写的反右回忆录时，开始沉思起来。

关于承担国家政治责任，二战后一个最著名的事例是，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1971年访问波兰时，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前下跪。勃兰特在上世纪40年代曾是参加抵抗纳粹活动的青年，30年后当了德国总理，却代表德国向被自己的前任杀害的受难者下跪，他说这样做“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涮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这一勇敢的承担政治责任的行为，为国家领导人承担国家责任和进行政治道歉开启了良好的范例。

南山云从网上阅读了博大出版社2004年版《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序言》，获悉，法国总统希拉克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法国人帮助迫害犹太人的行为道歉。1993年，俄国总统叶利钦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年、96年、97年，南非总统克拉克数次为南非白人统治时期的种族隔离政策道歉。1997年挪威国王为挪威政府对闪族少数裔民族的压迫道歉。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为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而道歉。菲律宾后任总统对前任马科斯总统独裁时期镇压人民的罪行，向人民道歉。韩国总统也曾因国内某座桥梁折断死伤不少人而向国人道歉，韩国总理还表示以辞职承担政治责任。至于近年发生在欧美国家的恐怖事件、飓风水灾造成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等等，该国首脑大都承担政府防备、救济不周的政治责任，向人民道歉，有时全国还下半旗为死难者致哀。

　　南山云惊讶的发现，有的国家或地方领导人甚至为几百年前国家的罪错道歉。如美国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议会通过决议，向200多年前该两州贩卖人口和实行奴隶制度表示“极为遗憾”，认为此举将有利于采取措施“消除奴隶制度至今对人们的影响”。在澳大利亚，1998年人权组织发起设定每年5月26日为“国家道歉日”，以反省18世纪70年代被英国殖民者掠走10万土著儿童的罪行。那时抓去英国白人家庭进行所谓“欧化教育”，图谋从思想文化上征服土著人，他们被称为“被盗窃的一代”。

南山云看了中新网2005年10月31日报导和龙应台《国民党的反省》一文，即使在我国台湾，马英九在他参加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的“秋祭追思会”上，曾以其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身份，为当年国民党当局镇压人民的“白色恐怖”，郑重地三度向受难者公开道歉。他说：“虽然那时我还是小孩子，但既然现在身为国民党主席，就必须承受国民党过去的责任。”

新浪网2006年12月12日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报导：国民党主席办公室通过台湾的党史历史馆长邵铭煌，为上世纪四十年代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杨虎城的惨案，代表国民党向其亲属道歉。

　　国家罪错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有利于抚慰受伤害者的心灵，获得社会公平感，化解民怨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解。这已成为文明国家的一种政治道德惯例。更根本的目的还在促使领导人反省导致损害的政治经济根源，汲取历史教训，检视制度和具体体制上的问题，加以改革。因为国家责任固然与领导人的个人罪错相连，但也不能只是追究个人责任，而忽视制度的更张。后者才是防止重犯错误的治本之道。再说，勇于承担政治责任，不会损害、反而会提高领导人的威信。勃兰特的道歉使他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明证。

郭道晖反右回忆录写道：

可惜我国政治文化传统还缺乏这种习惯和责任感与勇气。即使偶或有所表示，也言不由衷，表面文章而已。远者如我国古代有些无道昏君在发生天灾人祸时也被迫颁发“罪己诏”，但往往只是害怕“天谴”，或藉以愚民的手段，而非对人民负责。又如延安整风后期搞所谓“抢救运动”，伤了很多干部，毛泽东曾脱帽敬礼表示道歉。“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在后来1962年党内“七千人大会”上，党的领导人刘少奇等也作检讨，毛泽东也表示他作为党的主席要负主要责任。但都只是在党内秘密会议上的一种姿态，不是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因而并没有实际上承担责任，也因而没有真正汲取教训。

　　倒是原文艺界的掌门人周扬，在文革前有过许多“左”的错误，伤害了许多人；文革结束后他对被侵害的人一一登门道歉，并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期间作长篇发言，向过去被自己粗暴伤害过的同志赔礼道歉。老作家萧军坐在第一排，他在座位上大声说了一句：“有错误，承认了就好！”引起全场热烈掌声。他经过道歉和反省，也改变了过去“左”的观念，起而弘扬人道主义思想，受到广泛的好评。

　　但遗憾的是，对改革开放前反右等等运动伤害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饿死数以千万人计的大灾难，迄今未见党和政府的政治道歉，也不被认为其后继的领导人要承担政治道歉责任或国家赔偿的责任。这些都是有失社会公平和不利于社会和谐的。

　　过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错为什么还要求其后任者负责？对此，逻辑的理由是：正如一家公司更换了董事长或总经理，继任者不能不负责偿还他的前任所欠下的债务一样。既然是那些罪错是国家行为，就应当承担国家责任，且只要国家的历史延续性继续存在，作为国家的“法人”代表，后任领导人就不能因前任的离去而推卸国家责任。

　　当然，就反右运动而言，是毛泽东的权谋及主持其事的最高当局决策错误导致的,不能归咎于基层负责人，但决定“右派”的人选,虽有“党法”为据，毋庸讳言，有的单位也是有不便明言的复杂的个人因素介入的。主持反右的基层党政领导人虽可以不负政治、法律责任,不等于没有任何道义责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都是有教训值得记取的。

郭道晖反右回忆录行文至此时说：人们有理由希望和要求，祸殃百万、千万乃至亿万中国人的“空前”历史罪错，也应是“绝后”的。要化解我国历史上和现今所积累的社会矛盾与社会不平，除了采取各种经济的和社会保障的诸多措施以外，强化国家责任意识和各级党政领导人的政治责任意识，并切实承担和落实各项责任措施，补偿受害人的物质与精神损失，才能偿清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债务，卸去社会不平造成的包袱，也才能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轻装前进，走向新的未来。

南山云关闭了计算机。他慢慢地走到窗口，开始寻思：

民众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他们只会被极端政治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民众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同样，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可以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击任何持不同意见的人，强化的是“党天下”责任意识和各级党政领导人的政治责任意识。

民众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发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政治与社会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草根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一些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也许会提出不同意见，结果则是走向了政治与社会的反面。

值得一提的是，30多年后，勃兰特的后继领导人、联邦德国总理施罗德再次给纪念碑献花圈，以示道歉时，道出一句肺腑之言：“勃兰特以一种特殊的姿态表明，只有承担起历史责任，才能走向未来。”

南山云无语了，他无法想象在中国会出现向受迫害民众致歉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