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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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看，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我们最终会对它深信不移。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已是中国人的共识，谁能否定这一点呢？

否定共产党就是反党的反革命分子。群体中的个人是沙中之沙，风可以随意搅动他们。中国民众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中国随处可见的各种口号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习惯于生活在口号之中。

但凡能够成就大业的领袖人物，他重要的质量不是博学多识，而是必须具备强大而持久的威权力，这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权力，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三足鼎立，足以征服一切。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沉淀传统。

文明向来只由少数知识精英阶级而非草根群体来创造。被这些精英捧吹的领袖，如果想要让自己创立的一尊人治或独裁信条站住脚，就必须成功地依靠身边的臣奴激起草民想入非非的感情。

岳飞被杀，可归罪于秦桧，不是帝王的错。右派被整，可归责于属下，而非当权者。更甚者，还冒出了一个新解释：“右派也有错误。”

所谓“右派也有错误”，这是为“反右扩大化”而强辩的一个理由。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那场也是“史无前例”的“阳谋”大劫难中,说错话、做错事，恐怕谁都难免。何况,在任何政治运动中,也总会有个别坏人混杂其间。

　　南山云阅读郭道晖反右回忆录时受到了启发，郭道晖认为,从绝大多数人和从总体上考虑，有必要分清几点：

　　1．言论自由就是有说错话的自由；错在反右，不在所谓“右派”言论

　　反右派运动是建国以来毛泽东和执政党犯下的全国规模的大罪错。不仅对人民、对国家而且对党自身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和后遗症。从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人99.99%以上都已被“改正”了看来，反右显然是反错了。可是，纠正冤假错案时，对“右派”不说“平反”，而说“改正”，是一个有意模糊的概念。它可以误解为“右派”已改邪归正，初期甚至称之为“改正右派”，如同称“摘帽右派”一样，又给戴上一顶新帽子。明明应是党“改正”了将人民和同志划为右派的错误决定，有些人却把“改正”解释为对右派给予“宽大处理”，并反问道：“难道右派就没有错误吗？”以此来为自己的错误辩护。

　　当年被批判的所谓“右派”言论,除了大多数属于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和以对当错,是非颠倒者外,说得上是“错误”的,多是某些批评性言论和意见中有偏激或片面性。如果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和对党和政府的监督权利来看,言论自由本来就是允许有讲错误言论的自由,否则只能讲某个权威或领导人认为正确的话,就不叫自由了。何况被认为错误的言论,往往是当时尚不易为人们理解的“超前”思想或难于接受的逆耳忠言。大多数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的党内外同志,都属于后者。

　　2．两种错误孰轻孰重？

　　即使“右派”有错误，比之把自己的同志和人民整成敌人，不是个别人,而是55万或317万！使之20多年备受精神乃至肉体的折磨,甚至家破人亡，并且使新中国从此几乎国无宁日,直到引致一场空前的浩劫,哪一种错误更大，更可怕,后果更严重呢？

　　清华划了571个右派，其中大多数是20来岁的学生，他们一生宝贵的青春从此断送，有的因而在文革中遭到更严酷的迫害致死。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很多被投入北京草岚子和半步桥等监狱，或流放到黑龙江兴凯湖等劳改农场，或遣送河北清河及北京三余庄等劳改营中度过半生。许多不堪虐待者早已埋骨异乡。学生孙宝琮是《庶民报》的主编，他因贴小字报反对神化毛泽东，坐牢22年。一个学生姓“党”名“治国”在校刊上发表要求改善党的领导、反对以党代政的文章。他这个真实姓名还被党委副书记胡某误认为是作者故意用来讽刺“党天下”而用的笔名，而质问我这个主编怎么连这点也看不清，大加问罪。并在清华全校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黄万里（水力学专家，因反对修建造成水害的三门峡水坝而罹罪）两教授的大会上，上台为钱、黄辩护，被定右派，遣送劳改，后升级为反革命，判死刑，侥幸未被执行。印度尼西亚回归华侨学生冯国在鸣放时发表演讲，控诉在肃反中对他的迫害，划为右派后在数个劳改营渡过几十年，曾判死刑，因是华侨得免执行。学生张心涛、刘雪峰二人本是身高体壮的小伙子，划右后被发往清河劳改三分场，那里“犯人”多数是清华、北大、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的学生“右派”，在“大跃进”的大饥荒中期间，张、刘和其他300余学生右派被迫枵腹春耕，几乎全部在夏季之前饿死。电机系学生陆浩清划右被开除、劳教，遭恋人抛弃，不堪劳改农场虐待而发疯，三次自杀终于成功。物理教研室教授徐璋本因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被捕入狱，死于劳改营。建筑系教授程应铨划右后妻子离婚另嫁，文革中再受折腾，万念俱灰，投清华游泳池自尽。……

　　至于有的老干部，如本文开头所讲的清华大学两位党委常委之死和前党委书记袁永熙的遭遇，已见一斑。而袁的结发前妻陈莲同志则遭遇更惨。这位蒋介石的政治大秘书陈布雷的女儿，解放前同反动家庭作革命的决裂，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57年因她是团中央的高干（少儿部长），被迫同其革命的伴侣、“右派”丈夫离婚。文革中又因受他丈夫和她父亲的株连，遭残酷批斗，其子女又被迫同她这位被诬为“混入党内的特务”的革命妈妈“划清界限”而“决裂”。她遭此天大的冤屈，举目无亲，孓然一身，走投无路，最终绝望地和自己的人生决裂------在上海跳楼自杀。在这四个“决裂”中，前一决裂需要有多么大的革命大义和勇气；后三个“决裂”，其悲情更是撼天动地！

郭道晖反右回忆录，让南山云非常震惊：

面对反右导致的这种种悲惨的结局，只要本着社会良知作一下换位思考,就不致去求全责人，而会反躬自省。更不要说应当从反右运动给党和国家的命运所造成的巨大损害上作反省了。

事实上，群体盲从意识会淹没个体的理性，个体一旦将自己归入该群体，其原本独立的理性就会被群体的无知疯狂所淹没。结群后，由于人多势众，个人会产生一种幻觉，感到自己力大无穷，不可战胜，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当一个人融入社会之中时，他便失去了自我。

反右运动形成了强大的反右群体，这一群体中又有干部群、知识群、草根群。在必须分清敌我的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些群体也许还是会愿意接受红色教育当中所有的弊端，因为没人想做被社会群体所抛弃的人，对敌我知识的肤浅掌握，对成堆政治教科书的完美背诵，或许可以提高政治水平。但阶级斗争的残酷，只能扭曲人性的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