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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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小河是美丽的。柴健华与潘光复站在小河边上，眼前到处是茂盛的小草、五彩缤纷的野花。偶尔会有蝴蝶轻轻飞来翩翩起舞。柴健华与潘光复来到小河旁的树下，小河已经开满了大大小小优雅而美丽的荷花。荷花的花瓣白里透红，像擦了胭脂的姑娘。顺着荷花向下看，一眼就望见了碧绿的大荷叶。哪一个个荷叶“懒洋洋”的躺在清澈见底的河流上，显得格外美丽。此时的小河就越发得妩媚动人了。小河缓缓流动着，到处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

柴健华对潘光复说：“这条小河时而宽，时而窄，时而缓，时而急。小河是大自然的造化。人生道路，也是时宽时窄，政治运动时缓时急。但我不明白，同样是人为什么会分成左或右呢？”

潘光复说：“右派”一词，本是指党派内部或党派之间相对于“左派”的一个派别，一般都属于内部不同政见的群体。在外国，也有称之为鹰派和鸽派、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毛泽东曾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其实，敌对阵营中也可以分左中右。

1957年6月反右以前，毛泽东也讲过多次右派问题，那时还是作为人民内部政治思想上的一个落后派别，或党内相对于教条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思想派别来对待。即使他在反右前夕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也还是把批判“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当作“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可是不到20天，右派被称为“反动分子”。再过一个月，进而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说得很明白。

到处理右派时，不少人更成了“极右”亦即反革命分子，被“充军”边疆或投入监狱。1958年初在“处理右派”阶段还有所谓“推一推就过去了；拉一拉就过来了。”划右派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决定于执政党的“一推一拉”之间，岂非儿戏?可见，“右派”这顶帽子是可以任由主其事者出入其罪的。

　　更可悲的是，以宪法和民主运动的视角辨析，左与右恰恰是被颠倒了。人民群众或公民个人要求民主，反对专制，要求革新政治，维护公民权利，实现言论自由，批评监督执政党和政府，是完全正当的，合法的。即使某些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的主张属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范畴，但相对于毛泽东自诩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封建专制主义，相对于压制和侵犯人权和公民宪法权利而言，真正的右派倒应是后者；而当时所划的“右派”则应当属于民主派、激进派、自由主义者，或者是真正的左派。

对此，在1957年反右之前和初始阶段，就有不少人就此辩论过。有人硬说那些主张民主的人士是“右派”；有人则认为他们应当属于民主派、左派。后来在反右中就以此批判有些人是“顽固站在右派立场，连左右都分不清！”

一个曾任清华校刊《新清华》总编辑郭道晖回忆说，在开除我的党籍的决定中，也没有忘了加给我一条罪状：“在党委内部以‘民主派’‘左派’自居，而诬蔑坚持中央鸣放方针的同志是‘右派’‘有顾虑’、‘不虚心’”。

清华党委对他的划右决定中罗织的主要罪状，一是“坚决抗拒暴露右派的方针”，这是指他在兼任校刊《新清华》总编辑时抗拒“阳谋”，抵制发表设置陷阱、故入人罪的报导，认为“这样做，有失共产党员的良心”；二是“在反右前夕，蒋南翔同其他五位党委副书记一起，找他谈了近四小时，说明中央关于鸣放的方针，而他却坚持自己的观点，顽固地站在与党委对立的立场。反右初期，情绪抵触”。

反右的锋芒是针对两类人：一类是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一类是广大知识分子中的民主主义精英。在剖析毛泽东的“阳谋”提出的时间和针对性时，应当对二者略加区别。

毛泽东的“阳谋”，这是什么意思？柴健华不解地问潘光复。

潘光复说：

根据我历史事实和我采访时知悉的有关资料，我认为，对于民盟的所谓“右翼”，毛泽东倒的确早就谋算加以清扫了。有两个事实可以为证：

1．据现今公开的前苏联公开的秘密档案，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一份电报中，就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该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但斯大林不赞成老毛的这个意见，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中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遵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是这样做的，但毛泽东一直不忘要削弱民主党派的势力和影响力。

2．另一件事是郭道晖亲身经历的。即1951－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郭道晖当时还是毕业班的学生，任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被党委抽调去教师学习委员会担任学习组组长，提前毕业。郭道晖当时负责教务工作，还请中宣部黎澍同志担任清华学委会的顾问，郭道晖常去向他汇报请示。起初是正规地平静地学社会发展史等理论，还请了艾思奇“三进清华园”，给全校师生讲大课，受到热烈欢迎。但当他批判形式逻辑是“唯心主义”时，哲学系的金岳霖等老教授还同他辩论，说“你今天的演讲句句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气氛相当和谐民主。可是到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又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教师的理论学习就转变为“思想改造”。凡从旧社会过来的教授，人人“洗澡”，即作自我检讨，清理旧思想。在清华，这一运动名义上是由三反运动中成立的“节约检查委员会”主持(行政负责人即原学委会主任周培源教授)，实际上是由学校党委和各系党总支具体领导。郭道晖被派负责联系文、法、理学院的工作。当时各系动员、组织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去“帮助”教授“洗澡”。学生抛弃了“尊师重道”的古训，对老师开展群众性的严厉批评，教授们反映：“洗澡水是滚烫的”。

　　多数教师被迫或半自愿地作了检查，顺利过关。但对社会系教授潘光旦先生，则扭住不放。他是费孝通的老师，是搞社会学的，在解放前是民主人士，政治上是进步的。但因为他和罗隆基等人都是英美派的，因而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把他们当异己的势力。当时潘光旦是民盟中央常委会的委员和清华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清华“洗澡”重点是潘光旦，由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掌握。潘先生在社会系和全院大会上先后做了3次检讨，还过不了关，说他是“铁心皮球”，外圆滑内顽固。当时郭道晖脑子里想，为什么把他搞的那么突出，3次还不让过关？而冯友兰，他曾给蒋介石讲过课，那时被说成是“太师爷”，他不算民主人士，在学问方面是个大师，却一次检讨就过了关，可能他懂得“与时俱进”吧。

　　这种对潘光旦教授的特殊对待，并非清华党委的自作主张，而是根据北京市委指示行事。郭道晖到市委统战部长李乐光同志（他也是清华大学的老校友）家里汇报。郭道晖说潘光旦已经在系里和文法学院检讨了三次，还不让他过关，是什么原因？李乐光说了一句：“这个你就别管了。”当时统战部干部吴维成直接联系郭道晖。他后来说，这是中央直接掌握的，中央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担心他们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当时唯一能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就是民盟。民盟有政治资本，他们反国民党是有功的。我们党中央也担心这股势力强大了，成为一个对立面，所以解放初就说要对他们敲打敲打。思想改造运动中是藉批潘光旦，敲打罗隆基，是给民盟“右翼”一个警告。后来潘光旦第四次在全校大会上检讨，才勉强通过。为此市委还先后布置清华党委宣传部编印了《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和《欢迎潘光旦先生开始的进步》两期专刊，在校内外(特别是民盟中央)散发。

潘光复说：现在看来，这实际上为后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整民盟“右翼”留下了伏笔，这是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个决策。如果说，反右早有预谋，以上毛泽东对待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的谋算和整潘的做法，就是可说是“阳谋”的序幕。

毛泽东“阳谋”首要对像是民盟，这一点，还可以从反右开始时他在6月8日和6月10日写的两份党内秘密指示看出来。其中他认为，民主党派中，民革、民建、民进和九三学社颇好，民盟、农工最坏；说章伯钧、罗隆基在拼命做颠覆活动，野性很大，党（指民主党派）要扩大，政要平权（指同共产党的政权“平起平坐”），等等。可查阅《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老毛在1957年7月1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中，主要矛头也是对着民盟和所谓“章罗联盟”的。

潘光复对柴健华补充说道：

我认真地看了郭道晖撰写的亲身经历回忆录，他讲述得有理有据。他的总结也说得很明白：至于对党内外一般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从毛泽东和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人的一些讲话看来，在5月15日毛泽东决定反右“阳谋”以前，是并未当作整肃的对像看待，而只是要求教育、改造他们，争取他们靠拢党，甚至要吸收他们中有些人入党，如梁思成及钱伟长。只是由于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放”出了一些大出他意外的批评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言论，感到危及其绝对权威地位与“舆论一律”的思想政治统治，才大打出手，使反右“扩大化”。

潘光复说到这里，与柴健华的目光投向了眼前的小河，河水缓缓流淌着，小河是忧伤的。河边没有人影，人们似乎把小河忘却了，小河没有人陪伴。也许小河的心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