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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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福与李天道再次见面，何家福想起了初次认识时李天道曾对他讲述过往事。

何家福让外孙南山云从床底下拖出了那只旧木箱。何家福从旧木箱里存放着的那些旧报纸杂志中，抽出了一张报道信阳事件的旧报纸。

何家福又忐忑不安起来，他对心乱如麻地对李天道说，上次见面后，我偶然收集到这张旧报纸，你不妨看看。

李天道拿起了泛黄的旧报纸阅读起来。

信阳事件是指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阳专区，包括今天的信阳市、驻马店市，那时出现了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

1950年代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伴随人民公社运动，频现的“卫星运动”掩盖了浮夸风下粮食产量严重的虚报现象。庐山会议后在河南省反右倾风潮下，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即使如此，粮食征购目标仍难以完成，整个事件最终成为大饥荒时期典型的地方饥荒事例。据河南信阳地方1961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为响应1957年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的“大跃进”号召，1958年春，时任遂平县农业工作部副部长的陈丙寅向信阳地区提出了合并农业社的想法；嵖岈山乡则发动村民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口号游行，请求成立大社。与此同时，中共高层也开始酝酿工农结合的基层组织单位人民公社。查岈山乡合并大社的想法和高层设想的人民公社一拍即合，陈丙寅的想法被立即批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单是固始县的就七一公社有46161户，201075人，为河南省最大。

信阳遂平县查岈山第一座人民公社在“大跃进”的风潮下很快获得关注：虚报、高报的农业产量“卫星”和韩楼大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3821斤等报导相继登上《人民日报》。

1959年3月，中共中央置当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的事实于不顾，在上海会议上决定按照1958年的标准，在全国征购粮食1350亿斤，1350亿斤的征购粮便成为了信阳大饥荒的根源。全国农民人均留有粮在1959年和1960年已急剧减少，从1957年的250斤减少到174斤。1959年粮食减产11%，征购数却增加了14.7%。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大批彭德怀，并在全国各地发动反右倾，干部怕被当成右倾分子，级级相逼，用专政的手段强行从农民手中搜刮走的基本生活口粮。

1958年，河南全省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281亿斤，而河南省委却鼓吹为702亿斤。而在信阳地区遂平县（今属驻马店市）的粮食收成由于大炼钢铁等原因而误了农时，小麦未能及时收割，导致10%左右的粮食损失。1959年的自然灾害致使欠收，信阳全区粮食产量32.58亿斤，比1958年减产46.1%。但在全国大跃进的背景下，信阳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信阳地区汇总后将产量虚报为72亿斤，进而在仅有大约32亿斤粮食存量的全信阳地区按照72亿斤的标准来征购粮。基层干部难以完成征购任务，就逼迫农民上缴粮食，对农民的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11月底，河南密县已经出现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1、2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内务部、粮食部接连收到民众来信，反映河南东部地区的夏邑、永城、虞城、鹿邑等县，发生严重浮肿病和死人现象。

1959年8月，中共河南省第一书记吴芝圃庐山会议后回到郑州，立即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在全省内又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高潮。1959年河南粮食和经济作物继续减产，全年粮食产量只有210亿斤，但吴芝圃仍然举着高指标，强调估产为450亿斤^[6]。另一方面，随着反右倾的开展，党内人人自危；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挨批斗，而哪个农民若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关押拘留甚至拆毁房屋。

1959年信阳地区粮食欠收，实产粮食20多亿斤，但在反右倾风气下各县不敢据实上报。地委办公室将各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后得到72亿斤的结果，地委常委（9人）讨论时，仅有专员张树藩一人认为欠收年总产量可能只有30多亿斤，最多不超过40亿。最后地委按50亿斤产量上报省委。据此，河南省委分配给信阳地区9亿的粮食征购任务，下面各级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征购数达10亿斤。根据“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动用了民兵，指挥各县委挨家挨户搜查“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的粮食”。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信阳全地区征收了16亿斤粮食，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100多斤，仅够食用4个月，潢川、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五十年代曾经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准，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农民开始逃荒。1959年冬，尤太忠将军回到了故乡信阳光山县探望病重的母亲，他目睹当地乡民饥荒的惨状，所以心情极为痛苦。而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美籍学者崔琦，他的双亲都是信阳人，就是在1960年饿死的。

李天道放下了那份泛黄的旧报纸说道：当时还封锁消息和阻拦人员外逃。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饿殍越来越多以至于尸体无人掩埋，人吃人的现像也不断发生，仅固始县官方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县委以“破坏尸体”为名逮捕群众。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

何家福叹息道，我还记得当时的民谣：

 

干部好似阎王爷，

大队好似阎王殿；

只见活人去，

不见活人还。

 

    两位老人都陷入了痛苦的回忆和沉思之中。

文明赖以形成的道德力量失去效力时，它的最终瓦解总是由无意识且野蛮的群体来完成的。说起信阳事件那些事，人们总会将矛头直指那些当政者。事实上，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草民群体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这是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使那些自称无神论者，其实一直在发动造神运动，他们创导的群体精神最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服从。被洗脑的草根群体，他们如此甘愿听从当政者的意志，以至于只要有人自称是他们的主人，草民们就会本能地听命于他。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也是如此。草民们的无知和愚昧，带给他们的只是奴性和屈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