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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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早来与来迟。在罪恶中游泳的人，必将在悲哀中沉没。嫩草怕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

在文革中，就有不少种其因者须食其果的现世现报例子。

巫乾坤对潘光复、柴健华、何家福三位老人讲述北大右派在文革中的遭遇时，潘光复插话谈到了一些特殊的例子，那就是反右领导干部在文革中被“斗争”而死的故事。

潘光复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报还一报。古兰经说，凡你们为自己而行的善，将在真主那里发现其报酬。 因此，人们相信，你有一天将遭遇的灾祸是你某一段时间疏懒的报应。善恶到头终有报，高飞远走也难逃。回忆反右和文革那些事，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像：文革中不但“右派分子”首当其冲惨遭迫害，在北大领导了反右的负责干部也遭迫害，有的被害死。

　　1957年领导北大反右的，先是中共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和副校长江隆基。他在1959年被调往兰州大学任校长和中共党委书记，文革中成为最早的受难者之一。中共甘肃省委在发动文革的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发出后，把江隆基作为该省的重点对象。6月17日，他遭到“斗争”，跪在高台桌子上，头上戴了重十多斤的铁笼子。6月22日，他再次被“斗争”时下跪、戴高帽子、被拳打脚踢和“游街”。6月25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身亡，时年61岁。

江隆基1927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对“革命”和“斗争”经验丰富。他在1956年被定为“高校行政一级”，是当时中国高校中级别最高的人之一。他显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但是他被“斗争”后，没有申诉也没有等待，很快就自杀，显然他理解革命的本性更为透彻。他是一个被“打倒”的群体中的一个，就像“土地改革”中的地主一样，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可能性，如果不想继续被打被侮辱，只有自杀。学校领导人是文革中受迫害最深的群体之一，无一例外被“斗争”。他们遭到学生红卫兵的殴打折磨，有一批校长被活活打死。

江隆基被认为在北大反右不力，国务院于1957年10月派陆平到北大取代江隆基当第一书记。陆平在江隆基已经划了五百名“右派分子”的基础上，进行“反右补课”增划了二百名。 “补课”本是一个学校的专门用语，却被用到了反右大迫害上。人类的学校史上，哪里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迫害课程？这样，北大的“右派分子”就从北大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增加到了百分之七。此后到文革前，陆平一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共党委第一书记两个职务。江隆基只任副校长。大学校长从教员中产生的传统也就此被彻底打破。

文革开始，毛泽东亲自下令向全国广播北大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并把北大称为“反动堡垒”。陆平成为全国闻名的“黑帮”，遭到长期的“斗争”和关押。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陆平曾经被吊起来拷打。北大学生还用高瓦数电灯强光照射他的眼睛不准其睡着，说这样可以扰乱他的神经，迫使他“坦白交代”。

　　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中共北大党委副书记、教务长崔雄昆，也是“反右派”的领导人之一。文革开始后，由于他曾经在1964年反对陆平，他成为“左派”并进入新的北大权力机构核心，而没有像其他北大领导干部那样被指控为“黑帮分子”。但是他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整肃。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党的核心小组”中担任领导人两年多后他也被整肃，结果，1968年10月他在校内红湖投水自杀。

　　由于文革把整个教育系统指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结果，那些在1957年领导了“反右斗争”并在此后执掌北大的干部，除了极个别人，都被“打倒”了，有的也被迫害致死，他们的遭遇就像九年前由他们经手“划”的“右派分子”。

　　他们当然不是受到了“右派分子”的报复，因为文革中“右派分子”处于比他们更恶劣的处境中。也不能说他们是受到了“恶有恶报”的“报应”，因为还有大量和他们一样在领导反右的人没有受到丝毫损害。他们被迫害，就是因为毛泽东发动和规划了文革，把他们这一个群体列为文革的打击对象。

　　但这些人先扬后抑的经历，甚至形成了一种有强烈反讽意味的戏剧性效果，不过并非出现在舞台上。遗憾的是，他们中几乎没有人分析他们的遭遇并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包括他们中最有学识和写作能力的人。

　　翦伯赞就是这样的人之一。他在1937年加入共产党，历史学教授，1952年起任北大历史系主任。1957年反右时他相当积极。检索《人民日报》可发现，在反右高潮中，从1957年6月15日到10月19日，四个月中该报有九篇报导，述及翦伯赞在历史学界、社会科学界、文物界的一系列反右会议上用严厉口气“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该报上还有他写的两篇反右文章，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是为了革命》，另一篇是《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两篇文章攻击历史学界的两位重要教授雷海宗和向达。二人后来都被划为“右派分子”。雷海宗1962年去世，时年55岁。向达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亡。

　　1965和1966年，毛泽东在高层会议上多次点了翦伯赞的名字，把他作为学术界文革的重点对象。指控翦伯赞“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篇文章题为《为革命研究历史》，竟与上述他1957年指控右派的文章标题同出一辙。罪名很快升级1966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题为《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从1966年6月开始，他在各种规模的“斗争会”上被“斗争”，最多时多达一天被“斗争”六场，“斗争”方式是拳打脚踢、坐“喷气式”即身体被强制成双臂后举大弯腰。他被“游街”、抄家及驱逐出原住房。分给他和妻子的一间小黑屋，是在两排房子接缝处加出的，原来用于堆放煤块等，面积极小，到处漏风。他们在门口放一煤炉做饭熬药，附近的孩子常来往他们的锅里吐吐沫和丢脏东西。

　　1968年11月，在正式宣布刘少奇的罪名并将其开除出党的中共中央全会上，毛泽东说，要把翦伯赞等作为“反面教员”“养”起来。他被从“牛棚”中释放，被分配到条件较好的住房。一个月后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婉一起服安眠药自杀。翦伯赞夫妇死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高潮时期。这个“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造成的死亡人数，据计算比官方公布的反右划取了“右派分子”55万人还多。

　　应该说，翦伯赞的死实际上包含有抗议的意味。但是在他简短的遗书中，他没有抗议他所受的迫害，相反，他写的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对他自己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迫害，对1957年被他指控为“右派分子”的向达之死，对他当了积极分子的反右和当了打击对象的文革，对于发生在他周围的迫害和死亡，他作为历史学教授却没有写下片言只语。是他不敢写，还是他不曾思考？或者，是因为在他看来太难说清楚？

潘光复对巫乾坤和柴健华、何家福三位老人讲述这些反右领导干部在文革中被“斗争”而死的故事时，无限感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活过了文革的和翦伯赞身份地位相仿的人，也没有能提供他们的内心经历和对这一段历史作出必要的解释。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类人对历史的记载、解释和评判的缺乏，只能使他们的后人意识到反右和文革的强大效果：不但摧残了一批人的生命，而且摧毁了他们原本应产生的思想。他们没有写出什么这个事实本身也令人震动和悲哀。

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善人才会流芳百世，恶人只能遗臭万年。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天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