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24）

 

第23章 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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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总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得不让人感叹它们巧合得像是安排好的一样，其实像这样巧合的事情还有很多，而人们在观察这种巧合的时候，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战国·楚·屈原在《离骚》之中写了这样一段话：“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出现过无数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很多人都读过三国，但相信很少有人关注过三国时期的“卧龙”诸葛亮和汉献帝的巧合，诸葛亮和汉献帝是同年出生同年去世的。而小的时候诸葛亮默默无闻，汉献帝被称赞为神童。结果长大之后，诸葛亮成为闻名于天下的“卧龙”先生，结果汉献帝却只能成为一个傀儡皇帝。这种人生的相似和不同，在历史上也是极其少见的。

即便是到了今天，人们也根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那些巧合事情的发生。

当何家福一夜未眠，坠梦于反右时代之际，他的老战友柴健华也梦见了右派那些人和那些事。忍不住心中的感慨和忧伤。这究竟是真的巧合还是历史的轮回。

柴健华一早起来就与潘光复在院子里聊起了反右运动。

柴健华问潘光复：“你的父亲潘仁书在民国时与我都 是被抽壮丁时抓走，当了国民党的炮灰。听说，1958年时，你的父亲那时是中学校长，因支持彭德怀，结果被打成了右派。真有这事吗？”

潘光复告诉柴健华：“真有其事。但我不清楚他是怎么会被打成右派的，他也从不对我说起那些事。但我成了右派子弟，处处受到歧视。我当了香港媒体记者后，也就专门调查和采访过一些右派分子，对反右运动也就有了一些了解。”

潘光复担任香港媒体记者时接触过不少学者，那些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他诠释过反右运动的起因和历史。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

据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于2001年4月编印的《清大学九十年》记载：清华划了571个，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至今官方的评断仍然是“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论断至少有违“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

如果顺此逻辑推演，还可能得出另外更为骇人的结论：为了揪出、打倒这96个“货真价实”的“右派”，竟然“有必要”冤枉55万个(实际上是317万多个)无辜者，这同“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掉一个”的策略，如何区别？

潘光复说，有的论者甚至举出二战中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为了预防日裔美国公民通敌，将他们全部关进集中营，以此论证我国反右“扩大化”的“必要性”。

当然，人们还可以辩解说，我们不是故意的，只是失误；何况20年后大都给他们“改正”了。——这当然比过去在苏区反AB团，把数以万计的自己的同志当“反革命”成批成批杀了要“人道”一些。且不说因1957年反右而自杀和被折磨至死的又有多少。当年清华大学党委常委15人中就划了3个“右派”，加上前党委副书记俞时模，共4人。其中被划为“右派”的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周寿昌，他在解放前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地下党和上海学联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初任全国学联宣传部长、团中央学生部大学组负责人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可是，他后来却因受此冤屈而精神苦闷得癌症，英年早逝。俞时模在解放初任东北局团委农工部长，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学校总务处长，划右后下放安徽，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原清华党委书记袁永熙在1938年就加入中共地下党、解放战争时期震撼全国的“一二一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抗战胜利复员后，任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北平市学委负责人，全国学生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是团中央学生部负责人。他在文革中也几乎被打死，幸得他的续弦夫人向军代表跪地求救才幸免。但是他后得病瘫痪，于1999年去世。至于其他清华500多个右派师生中，自杀和劳改而死者则无法统计。

提到AB团，潘光复告诉柴健华一件事：“我在采访中，一位党史专家给我讲了谭震林说过的一席话。那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1980年19月，党中央组织全党四千多高级干部分组审议草案，当讨论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时，与会的谭震林副委员长拍案而起，激动而沉痛地说：“什么‘空前’浩劫！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苏区和其他地方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万人，难道不是浩劫?!”

据有关党史数据的记载，单是“富田事变”中，抓“AB团”“第三党”，大搞逼供信，红20军从班排长直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反AB团就是对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的一次清洗，甚至见到衣上插了一支钢笔，也被当做知识分子被拖出杀掉。

1931年秋，仅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就有2500余排以上干部被逮捕和杀害。

当年夏曦在红三军搞肃反，洪湖苏区的创始人几乎都被杀光，夏曦还说“他们是为了破坏苏区才创造苏区的！”  

有一个军杀得连领导人都没有了，派了陈毅去，把那些乱杀AB团的人杀了，这才煞住。

但党并没有因此汲取教训，后来不断复制这类错误：1943年延安整风后开展的“抢救运动”，十余天中就“抢救”了成窝的“特务”“叛徒”，人人自危。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包括对丁玲、王实味的批判，矛头也是对着敢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初期批武训传、批胡适、俞平伯、胡风以及在机关和学校搞肃反，大都如此。建国后，反胡风、肃反、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历次政治斗争，不断伤害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数以百万计。

潘光复说：谭震林在回顾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时痛心疾首地说：“对于这些严重错误导致连续发生的党内外灾难，我们长期不愿正视，讳疾忌医，不汲取过去的教训，才会产生建国以来历次'左'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才开始觉悟，却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谭震林的发言也可以说明，反右是历次党内外残酷斗争传统的继续，特别是歧视、恐惧和整肃知识分子的继续。

柴健华听了潘光复的讲述，哑口无语，心乱如麻。他再一次领悟到政治的残酷和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