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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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复与柴健民、何家福、李天道闲聊起林彪那些事时，潘光复说道：“我的外公麦长虹始终坚定地站到毛泽东和林彪一边。但我母亲的哥哥麦芒也是军人，他的政治观点却与他的父亲麦长虹完全不同。他反对林彪，并认为林彪是野心家和阴谋家，他甚至对毛泽东也有不满情绪。”

麦芒也常与潘光复谈及文革初期这中的那些事。

麦芒曾对潘光复说：

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并没有解决党内“路线、道路”问题，更没有解决无产阶级的“政权”问题。他在暮年时期仍在发“虎气”，壮心不已。林彪非常清楚毛泽东在想什么。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的人有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等人，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年来文艺工作贯彻党的路线问题。经过讨论，会议产生了《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说“建国以来我国文艺界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个《纪要》文稿先呈报给毛泽东主席审阅，经他修改之后，报送林彪，再由林彪以中央军委名义报中共中央。兜了一个圈之后，毛泽东很快批转了这个《纪要》，在全党贯彻执行。

1966年2月12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晗五人小组，草拟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1966年4月形势急转直下，大批判的烈火已不再局限于评《海瑞罢官》了，而是针对《二月提纲》，针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

毛泽东批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这把火已逐步向全国各个领域蔓延。形成全国性的大批判运动。“文化大革命”序幕登场了。

1966年春，以刘少奇为首组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宫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谈。宫本显治坚持在联合公报中，不点名批判苏联共产党，刘少奇同意了。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联合公报就不要发了，我也不接见宫本显治了”。毛泽东给刘少奇一记耳光，一点面子都不给。

同年，苏联共产党召开第23次代表大会，发来了邀请信，毛主席在杭州，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毛泽东得知刘少奇要“应邀参加进行斗争”的方案之后，当即予以否定。1966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公告，中国共产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联共产党第23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又给刘少奇一记耳光。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要和苏共搞妥协，刘少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危险人物”。从而决定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民运动，打倒刘少奇。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五七指示”，在60年代下半期把成千上万的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引向“光辉的五七道路”。毛泽东说，“你在五月六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做各种工作。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业生产，又能加工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中央书记处的职务。撤消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长职务也被撤消了。5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作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陆定一的老婆严慰冰被打成反革命……。

麦芒对潘光复说：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一讲“天才论”，二讲“政变经”。他的这个政变讲话被批准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他耸人听闻地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又说，“1960年以来，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60多起政变”。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写出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从此一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北大为中心，很快地在全国蔓延开来。

一阵紧锣密鼓之后，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但是，麦芒又对潘光复说：

在此期间，林彪把人民解放军第38集团军调入北京防止政变，以确保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林彪的政变经念了之后，四座惊恐万状，毛泽东也感到不安。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他（指林彪）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潘光复对柴健民、何家福、李天道说：“文革搞乱了那时候的社会，中国乱了，军队乱了，其实无数的家庭因为政治立场和看法不同也乱了。至少，我的外公和我的舅舅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我的外公是老红军，参加过四野，对林彪情有独钟。我的舅舅是解放后参加了解放军，是两个不时代入伍的军人，但都是服役于共产党的军队中。然而我的父亲潘仁书因历史上参加过国军，受到政治冲击，这也可以料到难逃灾祸。可是，我的外公和舅舅参加的是解放军，却也都分别受到了冲击。”

潘仁书、柴健民和何家福都是民国抽壮丁时参加了国军，照理说，也是被压迫的受害者。这些90多岁的老一代群体，对社会的认知显然与年轻一代不同，即使隔代的潘光复也与他们这一代的认知有很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