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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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在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个人都生活在口号声中，亿万民众没有自己的思想，唯一的思想就是老毛的思想，那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争是集体的思想，也是最极端的人斗人思想。

潘光复对柴健民、何家福和李天道聊起了他采访当年的文革狗崽们的那些事。其中也说到了关于巫一毛的经历。

巫一毛是居住在美国的作家。其父巫宁坤曾经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担任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翻译。后来到美国留学，主修英国文学。1951年，在中国的盛情邀请之下，巫宁坤带着报国之心返回中国担任大学教授。但是没过两年，他便在一场又一场运动中成为批判对象。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到20多年的迫害，直到1979年被“改正”为止。

巫一毛出生于1958年。她父亲巫宁坤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巫一毛还没有出世。

巫一毛说：“我3岁的时候跟他第一次在监狱里见面。我爸爸发了最后的一封信，说‘你赶快来见最后一面’。当时3年大饥荒，我爸爸已经饿得要死了。监狱里那个犯人都是成片地往下倒。把我弄到那儿叫爸爸。我死都不叫。就是不叫。结果见了5分钟，他就走了。当时以为最后一面。文革的时候看大字报，揭露他的‘反动历史’呀。我一算，不对呀，那他不是我爸爸呀。我6月3号才出世啊，他4月17号就被抓走了。所以我一直有这个疑团，觉得这不是我爸爸。”

上学以后，像许多右派“狗崽子”一样，巫一毛既受到“无产阶级”的歧视，也受到“无产阶级”的利用。

巫一毛说：“在学校里也知道啊，你是小右派，小狗崽子。文革的时候，红卫兵叫我给我爸写大字报。我那时候才8岁呀。小学2年级。我不会写。‘没事，我们教你。你写。你爸爸要是敢打你，我们来打他’。把着我的手，歪歪斜斜地写，‘打倒牛鬼蛇神，纸老虎巫宁坤’。下面签名，巫一毛。把我那个大字报摆在全校最显眼的地方，那个大路口，所有的人来去都看得到的地方。”

不过，巫一毛并没有仇恨自己的父亲，反倒是觉得“伟大领袖”并不伟大。

巫一毛说：“我父母亲都关起来了。先是我爸爸关牛棚，后来他们俩都关了。我就当了‘小妈妈’，我哥哥就当了‘小爸爸’。弟弟5岁，我10岁，我哥哥12岁。一夜之间就成熟了。也就是那一阵子，我就悟出来，为什么都说爸爸妈妈是坏蛋，我不觉得他们怎么坏呀。后来再一想，噢，那都是听毛主席的话，这些在做这些事，在打我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不是坏人，那谁是坏人啊？毛主席是坏蛋。后来我们又全家下放。那时候就先把我妈放出来了。就我们几个孩子跟着我妈先下乡。然后我爸又放出来了，也到乡下。”

在农村期间，巫一毛开始学习英语。巫一毛说：“在农村，黑灯以后，大家都睡觉了。咱们把门关起来，声音扭得小小的，听美国之音。我们都听。学英文。我爸的主意，偷听‘敌台’呀。那时候，听美国之音。所以，美国之音真的是帮了我们的忙。”

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巫一毛和哥哥双双考上大学。不过，成绩优异的哥哥却由于父亲是右派的原因再次受到株连，只能屈就于安徽师范大学的阜阳分校。

巫一毛说：“当时人家都是羡慕死了。你们家一下子两个知青，两个大学生。我们家，哭，对不起我哥哥呀，就是为了家里受影响。”

像许多“狗崽子”一样，巫一毛对父亲也有过怨气。

巫一毛说：“当然怨啊。而且，哎，怎么说呢，我们一辈子都是，不说让他们毁了吧，就觉得说，父母亲要是成份好的话，那我们就没这些事了。都是他们不好啊。特别是我父亲，你那时候干嘛要回国呢？害得我们跟着你受罪呀。”

后来，巫一毛冲破重重障碍，到美国留学。临走时，曾经百般刁难她的系党总支书记还念念不忘教育她。

巫一毛说：“‘巫一毛，你现在去美国深造，将来要回来为祖国的四化做贡献。’我心里说，‘回来给祖国四化做贡献？哈，我死都死在美国！我去要饭，我都不回来’！”

尽管在巫一毛的眼睛里，父亲巫宁坤开朗、乐观，但是正像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的那本回忆录的书名所说，往事并不如烟。

巫一毛说：“还是一个永远的痛。”

这不止是当年的右派，也包括当年的“狗崽子”。

潘光复对柴健民、何家福和李天道说：

尽管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但当年一些疯狂践踏法律、践踏人权的人，对此没有一丝内心的忏悔。在中国的党媒上是不会再见到什么有关“狗崽子”的旧事新说。文革的悲剧不能重演？显然，更多的人认为上面没有否定文革，反而在重新上演新文革。是真？是假？就让时间去验证吧。

潘光复说：当文革复活后，那么新一代的“狗崽子”们才会读懂老一代“狗崽子”们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