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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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是会对流失的时间和往事习惯的。但在那难忘的文革岁月里，我已失去了自信，当你爱党的时候，党并不一定会爱你。” 洪文宣坐在出租车里，望着车窗外渐渐远去的维多利亚港对沈志睿说：“美丽的风景，不一定就是想要停泊的港湾。靠愚蠢的忠诚并不能收获到你想得到的果实。我总是忘记自己的承诺，一遍一遍的对自己催眠。年过七旬才渐渐明白过去的追求有多么荒唐。”

沈志睿没有回答。出租司机依然把握着方向盘直视前方。

洪文宣对沈志睿说：当我们闲聊起“清理阶级队伍”那些事，我就会回想起大学里的那些痛苦记忆。那时，大学是“清队”重点。

 沈志睿说：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是当然的“清队”重点。湖南大学自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300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6人，被错判刑的16人。据兰州大学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立案审查的达450人，迫害致死的就有23人。苏州大学有十几人自杀，基本上是所谓“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有跳楼的，有跳河的，有跳井的。还有喝农药的，自己用斧子朝脑门上砍死的。华东师范大学的“清队”运动为时半年，800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60多人自杀。自杀犹如一场死亡比赛，有卧轨、跳楼、割脉、服毒各种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惨的单位。

    洪文宣说：我那时在北京。北京大学在文革初和“清队”期间，共有24位教授自杀。清华大学6000名教职员工，五分之一被“审查”，17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12人自杀，包括水利工程系教授陈祖东、李丕济，以及一起在北京香山上吊自杀身亡的基础课讲师的殷贡璋、王慧琛夫妇。　　

 洪文宣又说：北京农业大学学生郭世英因“反革命”案被关押。1968年4月21日夜里被打死后，又从三楼窗口扔下，年仅26岁。周恩来闻知此事，欲安慰其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夫妇，却急不择言，说“‘为有牺牲多壮志’，干革命怎么会不死人呢！”

    沈志睿说：“清队”时我下放到农村当中学老师。我亲眼目睹了农村中小学教师遭殃的情况。在没有大学的县城，“清队”重点就是中、小学教师。江西崇义县将全县教师集中起来审查，清除了三分之二。河北邢台县有四百多名教师在“清队”中被“审查”，8人被逼自杀身亡。广东和平县，共有1100余名中、小学教师，被抓起来“审查”的多达424名。山西省山阴县，600多名教师集中到县里“清队”，在残酷的“清理”斗争中，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

沈志睿又说道：其实，在中国的一些科研单位也大开了杀戒。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所属二二一厂及开采铀燃料的矿区，是重要的核武器研究和生产基地，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赵登程与科委副主任赵启明指挥“清队”。赵启明是原海军副司令。他们下达指示：“不杀人打不开局面。”赵登程在该厂宣布：“二二一厂的反革命特务一伙一伙的，象花生一样一串一串的，象白薯一样一窝一窝的。”在他们指挥下，该厂设了40余处监狱，先后关押4000余人，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调去的一百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务”、“反革命”，其中一名爆破专家和一名工程师在逼供时被活活打死。他们声称“九院要杀人，要开杀戒”，先后枪毙了5人，并指使警卫团挖了16个待日后枪毙人时用以埋尸体的坑。全厂被打死、被逼自杀的达59人，打伤、打残的则有300多，被逼疯的职工和因双亲被抓而吓疯的小孩近百名。　　

洪文宣说：英文里，中国意即“瓷器”。有“磁都”之称的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陶瓷研究人员。5月下旬，“清查”的台风刮到该所，157名研究人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拷打是题内之事，所长傅德鑫和一位女翻译含冤致死，不少人受伤致残。在1968年12月，景德镇陶瓷学院和陶瓷研究所被省革委会指示撤销。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600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200多人被“隔离审查”，2人被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残废，4人自杀，包括1949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获救。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1950年自美国归来，1957年成为“内控右派”；如今则加了个“反革命特务”的头衔。1968年10月，他在“牛棚”内服安眠药自杀。于是“工宣队”张贴“特大喜讯”，欢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又把正在农场劳动改造的萧光琰的妻子大连海运学院教师、原美籍华人甄素辉拉去，要她“继续交待”。甄素辉以看望多日不见的女儿为由请假回家，与年仅15岁的女儿一并服药而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大连海运学院的“工宣队”联合成立“专案组”，追查“以萧光琰为中心的特务集团”，一下株连了几十个人。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现这是个“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好样板，将其“经验”登上了《人民日报》。

谈到教育界、科学界的残酷“清队”，洪文宣对沈志睿又说起了文艺界的“清队”大恐怖。四川省级文艺机关团体被集中起来办的学习班里有“专政大军”，几个月间打死逼死7人，包括著名的电影演员冯哲。被打伤的达40余人。在专县，打死迫死，打残打伤的不胜枚举。川剧名演员张德成、琼莲芳都是这样悲惨死去。中央戏剧学院图书管理员符冰的母亲、女作家谢冰莹抗战胜利后赴台湾师范大学执教，再也没有回来；父亲符号1957年反右时成右派，已被遣送回湖北老家。有此父母，符冰是戏剧学院当然的“清队”对象。在一次围斗后，她跳楼自杀身亡。学校给其父符号发电：“反革命、右派符号的女儿符冰反对革命群众的斗争，自绝于人民，跳楼自杀。”

沈志睿则谈起了上海文艺界的“清队”：

在江青说“上海人艺还是老家伙霸占舞台，最坏了”后，上海人艺一团团长高重实被连续三天拷打逼供，自杀身亡。3月，上海当局宣布拘留名京剧演员周信芳，其子周少麟也被拘捕。其妻对儿媳说：“别哭了，一切都结束了。”遂绝食，三天后死去。

1968年3月13日，上海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露贺绿汀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电视斗争大会》，一周后“上海市政法指挥部”逮捕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4月4日，上海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将贺绿汀的女儿、该院学生贺晓秋关押审讯。6日，贺晓秋留下遗书后，自杀死去。

45岁的张海默，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作家，1968年5月16日被装入麻袋，封住口，乱棍打死在摄影棚内。一代名优黄梅戏名角严凤英不堪凌辱，自杀身亡，年仅37岁。

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来了两位“外调人员”，指明要提审押在“牛棚”里的女演员上官云珠。来人说上官云珠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战略特务，老毛单独接见过她7次，她在搞毛主席的情报。他们勒令她逐日“写清楚那段历史”，第二天上午交出。上官云珠回到“牛棚”，女演员王丹凤、黄宗英均发现她表现异常，但没能探问出缘由。当晚，她从家中的窗口跳下，自杀身亡。

革命样板戏之一的京剧《沙家浜》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来的。上海钢管厂的青年工人谈元泉不明白《沙家浜》已成江青的专利样板，原来的沪剧不得再登台。他与几位沪剧爱好者组织起来，在里弄里演出了《芦荡火种》。1969年9月，有人将此事报告给徐景贤，徐景贤在市革委会的会议上说“这不是一般的演戏，这是破坏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行为”，四位沪剧爱好者都被逮捕。徐景贤说，应该判处死刑，谈元泉就死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

这时，老司机插话说：海外归国者几乎也都是“清理”对象。其中就有来自香港的著名人物。如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都因为是从香港回来的而被怀疑是特务，相继悬梁自尽。1959年为中国挣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称号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也是从香港回来的。1957年他归国时才19岁，可是也是“特务”嫌犯。6月20日，写下了“不要怀疑我是敌人”的遗书，他像教练傅其芳一样，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死在一棵槐树上，年仅30岁。

出租车缓缓地爬行着，香港的道路并不宽敞，有时还得爬坡。老司机和搭车的两位老教授不再言语了。天色已完全暗了下来，灯光渐黯然，前程夜茫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