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62）

 262

 

在很多方面，沈志睿和洪文宣有着共同的认知。两位教授在这香港小咖啡馆里聊天，总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议题。他们聊起了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那些斗争往事。

洪文宣说：毛泽东过去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派唯心主义、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等，不过批判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所谓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把一部小说作品表现出的某些倾向，提高到创作出版者是利用小说反党，是为了推翻一个政权制造舆论，中共高层领导就再也不能不高度重视了。

1963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指示，停止演出一切鬼戏。5月，《文汇报》发表文章《“有鬼无害”论》点名批判孟超的昆曲《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认为孟超的昆曲《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的出现，是意识形态领导里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严厉批评：“文艺部门、戏曲、电影方面也要抓一个推陈出新的问题。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家员、丫环。内容变了，形式也要变，如水袖等等。推陈出新，出什么？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旧形式要出新内容。按这样干，三十年后就没有看了。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戏剧报》上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毛泽东同时在批示中明确指出：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在9月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都要抓一下。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又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官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洪文宣对沈志睿说：陈焕仁撰写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书，讲述了非常透彻。

1964年1月3日，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和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从3月开始整风，学习毛泽东的批示，检查文化艺术界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改进意见。

毛泽东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很不满意，1964年6月27日，在中宣部的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如果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1964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上述批示作为文件下发，中央成立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从7月到11月，在文艺界各协会和文化问题直属文艺单位进行第二次整风，文艺界和文化领域里的一批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在这次整风中受到政治批判，搞得文艺界和文化领域人人自危。这种政治批判很快就从文艺界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教育等领域。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与“企业利润观”，北京大学副校长、哲学教授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等，历史学家侯外庐的历史观，都先后受到政治批判，从这些政治批判中，毛泽东也发现了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一批文化革命的“极左派”。

1964年下半年，毛泽东针对思想文化战线存在的问题不断地继续发指示。8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可能不止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要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用。”“哲学家们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文科大学生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分期分批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毛泽东支持江青搞表现工农兵的革命现代戏，把才子佳人赶下社会主义舞台。毛泽东10月8日看了江青搞出的革命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因此在杭州对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等人提出，要批判吴晗创作的京剧《海瑞罢官》。1959年4月，也就是在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的精神，提出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这之后连续发表《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研究海瑞的文章。1961年，吴晗又发表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毛泽东当时观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并未说有啥问题。可是江青、康生等人，联系到1962年8月以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针对在恢复经济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对存在的问题看得非常严重，提出要反对“黑暗风”，针对邓子恢等支持农村包产到作业组和包产到户提出要反对“单干风”，针对中共七千人大会之后为“反右倾运动”中错误批判的人平反，以及邓小平转交彭德怀请求中央重新审查他的历史的致毛泽东的八万言书，提出要反对“翻案风”，多次向毛泽东提出，吴晗创作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是针对庐山会议和毛泽东上述批评的。因此，毛泽东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把吴晗在剧中涉及的“退田、平冤狱”同毛泽东批评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认为《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中央书记处和彭真不允许北京报刊转载姚文元的牵强附会的政治批判文章，毛泽东竟然听信江青、康生等人的谗言，为此非常生气。

毛泽东在杭州的上述谈话，看似是针对历史学家吴晗，实际上是发泄对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共高级领导人阻碍从政治上批判《海瑞罢官》极端不满，已经认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采取文化大革命清除修正主义。

沈志睿对洪文宣说：你说的很对。现在谈到上山下乡那些事，一般的研究学者只认为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学生就业问题，也有学者上升为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很少有人将这场运动的兴起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在他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文中说：“毛泽东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就是让农民改造他们。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在1949 年以前确实受过‘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这是毛泽东不喜欢的，但这是进步的思想，比毛泽东头脑中的帝王思想要进步得多，也比农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思想进步得多。我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但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或阶层加以贬低， 作为‘臭老九’加以歧视，是荒唐的。”

洪文宣对沈志睿说：读懂了老毛的帝王思想，也就能读懂他为什么要整治知识分子，他将那些学生赶到乡下去，又称他们为“知识青年”，并不是称颂他们是“知识一代”，却是将他们视为“小老九”，必须到广阔天地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政治洗脑，脱胎换骨。

沈志睿叹息道：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导，习近平在最近召开的上合峰会上称，要高度警惕外部势力在本地区煽动“新冷战”、制造阵营对抗，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干涉内政、策动“颜色革命”。他今年5月在西安的中国—中亚峰会、3月访问俄罗斯，以及去年的上合组织峰会上多次提及防“颜色革命”；他在国内也反复警告中共面临“惊涛骇浪”的考验，在党媒《求是》杂志7月1日发表的习近平去年春季党校讲话中，更直接谈到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称其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显示他的亡党危机感爆棚。

当年老毛为了巩固他的帝王权力，最害怕中国“和平演变”。现今，一尊最害怕的是中国“颜色革命”。对照历史，我们可以看明白，他的复辟文革和重提上山下乡，都是老毛帝王思想的延续，是为了政权的巩固，而绝对不是纯粹为了复苏经济和解决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