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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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雯、钱小娟、孙玉兰创办的“闹闹”校友群，越来越热闹了。

一个叫 “轧闹猛”的网友也来凑热闹了。他在“闹闹”校友群发了篇校外网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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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课闹革命时间不长，我们又被老师一步步的降伏了，不得不接受还是老师管学生的传统师生关系。但老师们刚有点得意的想翘尾巴，工宣队就及时的给他们敲了警钟。工宣队1968年底进校，人家工人阶级一来就发现了最严重的问题：全校好几十人的教职员工队伍里居然没有一个阶级敌人！毛主席总说团结95％或90％的群众，从没说过100％。什么意思？就是说剩下的5％到10％是阶级敌人。我们中学能100％都是革命群众吗？不可能！必须挖出阶级敌人！

这事也怪教育局，当初成立中学时光考虑调来教职员工，就没考虑阶级比例。现在有个补救办法：要求上级再给补充5％到10％的阶级敌人。但工宣队决定不作伸手派，要自力更生，就地解决。于是发出誓言：要揭开中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先用攻心战术：勒令暗藏的阶级敌人自首投降，如果等到被革命群众挖出来就要从严处理了。当时全国也在‘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把革命队伍里的每个人都查一遍。据说成果非常大，挖出了不少隐藏很深的漏网地主、老反革命、国民党特务之类的。他们借着造反混水摸鱼，实际反的是共产党。为什么刘少奇都挖出来了，全国还到处武斗一片混乱呢？就是这些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在捣乱，所以咱毛主席又部署清理阶级队伍。

老师里面的狡猾分子早就企图转移目标，使劲的从学生里揪那些打架斗殴、溜门橇锁、耍流氓的，把他们打成

“无政府主义”“流氓坏分子”之类的，好补上那5％到10％的亏空。但工人阶级没有上当，根本不理学生，光盯着老师。终于在1968年冬季的一天，中学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

那天早上一到学校，楼里楼外一夜之间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下子揪出了好几个敌人。一个是老国民党员，隐藏了好多年，人家工宣队一查档案就把他查出来了。还一个是苏修特务，曾经往苏修大使馆跑过好几趟，说是去看同学。他上大学时和一个苏联留学生住一间宿舍。后来那个苏联同学就在苏修大使馆工作，肯定早就把他发展成特务了，去使馆就是去递情报的。他不服，说那都是1964年以前的事了。可1964年以前也不能当苏修特务呀。最大的敌人也是个特务，但还不清楚是美蒋特务还是英国特务或香港特务。此人的名字就叫路香港，听听！叫什么不行，非叫“香港”？那会儿香港是英帝的，英帝比美帝还老！，敢叫“香港”就等于把“坏蛋”俩字写在脸上了，用不着工宣队，叫我也一眼看的出来。他是回国华侨，就是香港生的，白白胖胖，戴一副方方的黑框眼镜，头发带卷，说话有点怪调，衣服也和别人不一样，一看就是特务模样。细看大字报，又知道他老爱装半导体收音机，单身一人住在学校，宿舍里全是收音机和零件。真是收音机么？谁敢说不是电台？他还老拉另外两个年轻老师没事就钻在屋里收听敌台，假装练英语。他非说是咱们中央台的英语广播，谁能证明？再说了，练英语用的着听广播么？Ｌｏｎｇ－Ｌｉｖｅ－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Ｍａｏ！（毛主席万岁！），练吧，够练一辈子的！他明明是出于反动本性，不听敌台受不了，二是拉那两个老师下水，发展特务组织。咱们工宣队太讲政策了，太文质彬彬了，揪出了阶级敌人也不开大会斗，更没有交给学生斗，所以那几个敌人都不大服。其实只要把他们交到革命小将手里，像红八月那会儿斗一斗，有再多的罪也早就全认了。后来呢，也就是不许他们教课了，扫扫厕所，蹬板车拉砖头，干点杂活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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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留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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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社会大事一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轰轰烈烈。凡岁数合适的一锅端，谁也别想留下。最早动身的还满怀豪情：“海阔天地炼红心”。后来消息传了回来，广阔天地可比北京差远了。比方说，我们院的一个知青下乡一年溜回来探亲，又黑又瘦，都不认识了，穿着破衣裳跟要饭的似的。而且看样子一去就回不来了：“扎根农村，扎根边疆”。再以后，每次北京火车站给知青专列送行的人群，火车一动就哭声大作。我们70届的还没轮到呢，谁操那么远的心，到时候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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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忘记了再一个是党的九大开了，团结胜利的大会。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林副主席作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清除了心腹大患“中国的赫鲁晓夫”。现在该踏实了吧？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吧？可外地的武斗还不停，什么四川、广西、湖南、湖北，好多地方都打的热火朝天。挨打的那派常常跑到北京贴好多大字报告状诉苦，打的顺手的那派则不大做声，并在努力把对立派也打的出不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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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印象中，最大的事件是1969年苏修在珍宝岛挑衅，咱们不含糊，把他们打退了。可苏修不死心，调来好多军队，想往大了打。谁还怕他们不成？打！咱们不光调兵，还往东北、内蒙送去好些知青，尽去军垦农场，算半个军人，也发军装，但颜色不正，以示区别。我们又嫉妒又不嫉妒。嫉妒他们穿军装打仗，不嫉妒他们也要干农活。如果说好了光打仗不干农活，那我们也抢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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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伊始，我不过14岁，亲历了“停课闹革命”，尔后亲历了后来的“抄家”等等“红色恐怖”。1966年10月自发组织了一个三人的“驱虎豹”战斗小组，旋即因下乡参加三秋劳动而烟消云散，此后就很少去学校了。

记得1967年春节之后，我曾经有过一次短时间的回校。那大概是三月中旬的某日，我与那两位要好的曾经成立“驱虎豹”的同学又聚集在一起，参加革命的热情再度高涨，小刘小郑都主张重新成立自己的组织。与数月前不同的是，“造反队”已经成为最时髦的称呼，所以一致同意用这个称号，具体则冠以“红旗”二字。在家里“赋闲”数月的我，已经摸索出用毛笔模仿毛体写出这时髦的五个字。

我们仨在学校的东大楼上上下下转了一大圈，最后在某一楼层找到一个朝北的小房间。文革前这是一个杂物储藏室，此时已经空无一物。我们仨找来几张课桌椅，到尚在办公的总务处领了一把挂锁，以及一些红纸白纸墨汁之类，在门上贴了“红旗造反队”的名称。当天，还把一份传单抄成大字报，内容是“反对山头主义”，呼吁“革命大联合”。第二天再去学校，我们仨傻眼了，小房间的门已经被撬走，“红旗造反队”已无踪影，写大字报的用品荡然无存。我们仨面面相觑，默默无语，再一次告别了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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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我怎么会有这么一次极其短命的“革命造反”？近日在网上看到有人收集了那些曾经公诸于众的指导七亿人民开展文革运动的社论，除了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之外，没想到，还解开了我自己的心头之谜——当年正是响应了中央的号召：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当时，虽然已经有半年多失去了学校对学生的管理，然而多年的传统教育又使我们仨十分自觉地学习社论及其传达的中央精神，十分自觉地返校参加“复课闹革命”！

那时，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围绕着“五七指示”中的那句名言“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号召：“中小学革命师生，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伟大任务”。那么，这样的任务究竟如何具体实施呢？

“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同时，应该用必要的时间，中学复习一些数学、物理、外语和各种必要的常识，小学学一些算术、科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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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辛亥革命前后引进国内的西式教育，已经五十余年，一夜之间被革掉了命，取而代之的就是这样的“新世界”：语文等文科内容被彻底抹去了，代之以学语录学文件。这就是崭新的、革命化了的教育？ “复课闹革命”夭折后，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代新文盲变成了新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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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有人发了这样的贴：我们这一代根本没有机会好好读书，全是新文盲，可为什么将我们称为“知识青年”呢？至今还有人很得意地将自己称为“有知识的青年一代”，我看这是一群傻逼！老毛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那时的“知识分子”一律称作“臭老九”，因此所谓的“知识青年”就是“小老九”，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这一说，让"闹闹”校友群，更加热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