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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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三反”运动究竟是谁发动的？有人说是毛泽东，也有人说是周恩来。

南路通问洪文宣和沈志睿两位教授。两位居然一致地说：是周恩来。答案就在《周恩来年谱》的下卷中可以找到。《周恩来年谱》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 1997 年 5 月出版。

洪文宣教授说：其实，这个所谓“一打三反”，真正的主旨，不在“三反”，而在于“一打”。因为“三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属经济范围，最多是刑事犯罪，“反铺张浪费”，更是工作作风问题，连犯罪也谈不上。而“一打”才是政治问题，是怕危及政权的核心要害。从日后各地贯彻执行看，此运动也主要是“一打”。如安徽省革委会政工组 1970 年 3 月 24 日编发的《政工简报》第 11 期在“合肥市‘一打三反’运动一个月来情况综述”中就说：“这次运动只要我们切实把握‘一打三反’的精神，突出一个‘打’字，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简报”中另一篇安徽丝绸厂的经验文章标题更为直接：《突出一个“打”字，狠抓一个“准”字》。

沈志睿教授说，弄清这份《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如何出台的，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各方资料显示，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出台是周恩来的意思并亲自主导，而非出于毛泽东的相关指示。这可在官方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找到依据。该《年谱》1970 年 1月 30 日记载如下：

 1 月 30 日 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31日，《指示》发出。

这个记载显示，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是周恩来主持相关会议 “几经讨论”后，送交毛泽东批示的。特别是“我们……认为现在需要”这种句式和语气，明确表明是周恩来主动搞这样一个文件，而不是受毛泽东指令被动地这么做。

同时，在另一个更显权威性的官方文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记载表述中，这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更为清楚明确。《文稿》在《对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指示稿的批语》篇目中，这份“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的毛泽东批语仅有两个字：“照办”。而在其“注释”中，则对这份文件的出台因由经过和具体内容有以下详细记载和说明：

    周恩来于1970年1月30日送审的这个中共中央指示稿指出，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 关于出台这个文件的由来和动机。《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危害很大。”

毛泽东阅后，才写了两个字的批语：“照办”。

可见，这份至关重要的、令数百万人蒙冤、数十万人被捕入狱，数万人被处决的中共中央《指示》，从起草，到主持政治局“几经讨论”，再到报送毛泽东批示，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

洪文宣教授补充说：而且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献资料，也包括回忆文字，能显示是毛泽东让周恩来如此搞的。大规模开展“打击反革命”的原始动机，如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所述，是为“战备”考虑，“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

我在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中，也看到一个间接的材料，那是吴法宪传达 1970 年5 月毛泽东关于当前形势的指示：国内方面，毛主席对三件事情很赞赏，一是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二是中央发的三个文件，三是战备。其中“三个文件”就是指“一打三反”的三个文件。关于“一打三反”，毛泽东的原话是：“一打三反搞的好！要注意政策，防止扩大化，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注意政策，小的只要交了就行了，能退赔的就赔，退赔实在困难的可以减免。”令人疑惑的是，恰恰对“一打三反”最核心最关键的“打击反革命”，毛泽东没有提及。

沈志睿教授转过身子，对柴健华的老伴韩二娘说：

1971年2月26日发出的《中央批转〈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的通知》，提及毛泽东提出了“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重要指示”，反映出毛泽东对于周恩来主导的杀戮运动已显出不满。

因此到了当年12月运动达致高潮时，转为突然打断而逐渐退潮。

“一打三反”失去动力，应该有两方面原因。

从大的背景来说，全国政治形势有变，这就是当年夏天第二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翻船。毛泽东决心趁此收拾“副统帅”林彪，并于会后先党内后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向来更关心自己身边的高层权力斗争。在此大背景下，“一打三反”运动不得不让路。

另一个原因更为直接，对发动并一直主持“一打三反”运动的周恩来可谓是迎头一棒，这就是毛泽东突然以严厉话语批评“一打三反”运动“杀人过多”。

毛泽东是何时察觉到“一打三反”捕人尤其是杀人太多？又是如何发话予以制止的？相关文献并无准确记载，不过，已是有所披露。

沈志睿教授说，《周恩来年谱》有如下记载：

12 月 29 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对镇反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报告》。次日，将根据政治局会议意见所拟中央对公安部报告的批复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同时，附信说明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整个公安工作及其干部队伍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并介绍于12月中旬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议题，即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镇反、审干的政策，逐步恢复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公安部门上下级联系和业务关系；而当前则应贯彻毛泽东最近的指示，控制捕人杀人。中央批件及公安部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

洪文宣教授补充说：最近，有幸从故纸堆中查到了一份当年中共中央文件原件，才弄清楚当年毛泽东批评的原话。这是《周恩来年谱》中提到过的编号为“中发（1971）20 号”的一份《中央批转〈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的通知》，这份《通知》于1971 年 2 月 26 日发出，其正文《第十五次公安会议纪要》的第一部份《一、会议的收获》有这样一段话：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公安工作非常关怀，会前，毛主席提出了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重要指示。会议期间，毛主席对1971年中发一号文件亲自指示“照办”，又作了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重要指示。这对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沈志睿教授说，12月21日，中共北海市第三届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确定今后的任务是，继续搞好斗批改，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要将“一打三反”运动抓到底，继续打击一小撮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但在12月25日那天，北海市革委会发出通知，撤销市“二五”办公室，其他各级革委会及战线的“二五”办也相应撤销，具体工作实行归口办理。

12月29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对镇反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报告》时候，表示道：“……应贯彻毛泽东最近的指示，控制捕人杀人。中央批件及公安部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

沈志睿教授又说道，由于种种原因，这场运动在各地的进展和持续时间不尽相同。有些地方一直持续到 1972 年。一直到1972 年、1973年中央当局才收到运动“胜利结束”的报告。

这场残酷的杀戮运动，在北京于1970年底结束，其他地区结束的时间则晚得多，如上海于1972年底结束，河北省保定于1972年12月结束。

1972年1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表示，该运动在全省财贸战线破获了3,173起政治性案件，37,462起经济性案件。中共官方没有发表该运动总共镇压了多少人，发表的唯一数字是前10个月揭发了“反革命份子”184万多名，抓捕了284,800多名，杀了数千人。著名学者丁抒估计该杀戮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在15万到20万之间。

洪文宣教授说：该杀戮运动被杀的大多是知识分子。与1966年“红八月”的不同，是红八月由出身决定人的命运，而一打三反则是不管出身，只要你有反动的思想，就可以处死。其结果显示，这场对国人为害甚烈，而影响甚至到文革结束后的 1980 年代初，长达 10 余年的“一打三反”杀戮运动，确实是周恩来要负主要责任的。

沈志睿教授转身对南阳生和婉茹说，你们当年在学校里，老师是不敢说这些话的，当然那时能掌握的资料也不足。现在我和文宣教授都老了，你俩和成野男都很年轻，你们有空余时间可以对文革那些事作些研究，至少要了解些基本特点。

沈志睿教授叹了口气又说道：文革已过去50多年了，为什么还要对此作研究？道理很简单，文革2.0版已悄然出笼，那些打着新时代旗号的人正在重演文革杀戮运动，他们当下的言行在文革中都可找到出处。研究文革，就是防止和阻止杀戮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