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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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学子婉茹和中学校友孙玉兰、李爱雯、钱小娟相聚在莲香茶室，并与婉茹的大学教授沈志睿和洪文宣见了面，他们谈的正欢时，洪文宣教授接到了当年学生秦西岭打来的电话。秦西岭邀请洪文宣和沈志睿教授一起共享晚餐。婉茹是秦西岭的校友，彼此很熟，婉茹还认识秦西岭的女友林北雪。婉茹没想到自己的大学校友也在香港。她兴奋异常。

应秦西岭及其女友林北雪邀请，洪文宣、沈志睿教授和婉茹，一起如约来到了香港必试餐厅Staunton’s。

Staunton’s位于士丹顿街与些利街交界街角，占据闹中取静的地利，提供两层悠闲用餐空间。餐厅主打英式美食，希望突破人们对“英国美食沙漠”的偏见，呈现英伦饮食文化。从经典的Brick Lane咖哩到香肠薯蓉，更有融合港式元素的脆炸大蒜青葱酱烤鸡翼，以及泡菜蛋黄酱韩式炸鸡，在Staunton’s亦能够满足味蕾的所有愿望。

秦西岭见到了婉茹很是高兴。

秦西岭听说洪文宣、沈志睿教授在莲香茶室早餐时谈论过上山下乡那些事，他就直言不违地说： 当年知青们无论是单打独斗地用尽各种手段先后逃离农村，还是通过集体抗争从各自所在的农场“胜利大逃亡”，都无可争辩地表明：对上山下乡运动最有力的否定恰恰是其本身。

秦西岭说：早在1978年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就作出了这样的表述：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否定了文革，逻辑上即是对文革衍生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政治上宣判了死刑。事实上，上山下乡运动是专制体制的必然产物，在个人崇拜甚嚣尘上和无法无天的文革期间发生实属顺理成章。可是吊诡的是，很多知青对上山下乡早已用脚投了票在事实上彻底否定了，却在思想上、行动上、话语上不肯否定。

秦西岭对他的导师洪文宣教授说：试问那些歌德者们：如果文革不曾结束或者像老毛说的每七、八年就搞一次，如果上山下乡运动持续至今，年年届届千千万万的中学毕业生都不得不上山下乡，大陆的城市和乡村会是什么情景？越来越多的新老知青及其子孙们会是怎样的生活状态？那些上山下乡歌德者们，会让自己的儿孙们远离城市到农村去受苦吗？他们还有底气甚至有机会说“青春无悔”吗？

洪文宣教授说：一直以来，由于“不争论”和“宜粗不宜细”，文革及其上山下乡运动从未得到彻底清算，知青研究及其著述的出版受到严格限制，有关纪念上山下乡活动的宣传、报道都被限定在“青春无悔”、“感谢苦难”、“劫后辉煌”和“牺牲精神”等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内。真实反映上山下乡运动的文学作品也一直被压制，我们可以看到被广大知青诟病的梁晓声的《知青》在央视一台黄金时段播放，看到《岁月甘泉》不仅被允许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还被授予了“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却看不到被广泛赞誉的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以及老鬼的《血色黄昏》那样真实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顺利出版、被拍成影视作品。

沈志睿教授说：我们这一代文革亲历者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和反思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许多老知青对卷入其中的这场运动并非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造成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种种危害的上山下乡运动真相缺乏整体、全面、深入的了解，更没有深刻的反思。知青群体是可悲又可怜的一代。

洪文宣教授说：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是这个民族成熟与否的标志，同样，知青一代的价值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上过山下过乡只表明这一群体粉墨登场过，洗尽铅华才称得上真正历练过，事实上知青的价值不在于当时的经历，而在于其后的觉醒和现在的反思。遗憾的是那些仍然在唱红歌跳红舞的红粉知青还在愚昧地群居在一起。

沈志睿教授说：我们应该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对上山下乡运动做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揭示和思考，只有把它放到中国历史的坐标上，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历史的眼光，才能认清它的反动本质，才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为此，我们的反思必须突破我们自身命运的局限和官方的限制，否则，我们留下的就只能是对过去经历的迷茫、对蹉跎岁月被肯定的渴望和对有悔无悔的争执，最终以“罪恶成了伟业”作结。

秦西岭的女友林北雪说道：两位教授说的很对。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在那个年代被 赶到黑龙江兵团的老知青。我就出生在那片黑土地上。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等价的，任何人的生命都不能被蔑视而应得到尊重和保护，任何人无权以任何所谓崇高的名义把自己或他人当作“祭品”去“牺牲”。有些老知青至今错误地以为他们当年上山下乡是为国分忧，是为共和国作了无私奉献，是具有光荣的牺牲精神。我的父母却对我说过，对知青的“牺牲”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诠释，在文革乃至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是被当局抛弃、被当作牺牲品的。

秦西岭说：我的命运与北雪一样，我的父母在陜西插队，他们对我说，这种为专制体制的牺牲是强加于我们的，不是以我们当时的水平和能力可以认清和抵制的，是我们觉醒后通过拼死抗争才得以避免更大更多牺牲的。更何况上山下乡期间，我们对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并没起到什么推进作用，客观上没消灭多少三大差别，我们的思想也没有变得成熟。因而我们不是什么奉献、什么牺牲精神，不值得夸耀，更谈不上光荣。那些歌德者们大肆讴歌知青的“牺牲精神”是回避了制度之恶，是对专制感恩戴德，是用知青一代的牺牲为其恶果买单，是“被卖了还替人数钱”。

婉茹说话了：在我看来，上山下乡运动的另一个罪恶是剥夺了知青一代继续受教育的权力。受教育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由国家宪法保障实施的基本人权，是关乎每个人生存、发展、完成社会化的关键。早在文革前，那些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就被剥夺了或升中学或考大学的权力，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受害者。父亲埋怨地说过，即使我们受到的那些教育也是被扭曲的。教育应以人为本，让每个受教育者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只有每个人自由发展了，才能最终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才是教育的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洪文宣教授说：西方人的教育理念是“孩子只属于他们自己，教育让政治走开。”我们却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以制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为目的，个人的价值不被认可，人人都只是没有性别、没有特点、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意志的标准件。结果教育成了愚民的手段，知青一代成了没有独立意识、愚昧无知、任人摆布的棋子。

沈志睿教授说：我看过一些老知青们在那时写下的日记、书信、决心书、大批判稿、“给毛主席的致敬信”，那极左的语言、傻冒的心态多么可笑、可卑、可怜，令今天的我们汗颜！文革初，那些人对校长狠斗猛批、对老师揭发批判、对同学咄咄逼人、与父母划清界限、以破坏文物为能事、以把经典名著投入火堆为快；下乡后，他们又批斗地富分子、割资本主义尾巴……所有这一切统统是这一代的知青群体行为，是集体无意识导致的集体犯罪。

沈志睿教授叹了口气说：当然，他们只是参与者而绝非制造者，知青一代更多的角色是苦难的承受者。“苦难是人生的财富”，那只是对少数成功者而言；从历史的角度，苦难只能是教训、是前车之鉴。对绝大多数人的苦难我们不能漠视，对他们的苦情不可践踏。我们必须对苦难追根溯源，并对苦难的制造者追究责任，以避免再受苦难，而不是把苦难合理化，更不是赞美、炫耀苦难。对苦难的审视应该立足于知青整体，立足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实际上，那些苦难并非仅是个人的苦难，而是一代人的苦难、是全民族共同的苦难。须知，知青群体中的那些少数的成功者，是以大多数人的苦难为代价为陪衬的。

洪文宣教授说：我们的苦难既源于罪恶的体制，也源于我们参与了罪恶，面对那段历史我们不能毫无罪恶感和愧疚感。

三个年轻学子完全赞同两位教授的说法。

秦西岭指着林北雪，对婉茹说道：我俩已移居香港多年，结婚后，仍然会常谈起父辈们上山下乡时的苦难。我们加入了“自由网”，那是一个由海外华裔年经人为主体的网站，你也可以加入。我们讨论的话题，都是年轻人关心的事，当然也会谈论老一辈的故事。

林北雪笑着对洪文宣、沈志睿教授说：今天邀请老师和校友婉茹，到Staunton’s晚餐，因为这个Staunton’s的掌管是我一个朋友的父亲，他也插过队，后来去英国留学。餐厅主打英式美食，最经典是的Brick Lane咖哩。大家品尝一下英伦饮食文化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