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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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香港的列车上，潘光复上厕所去了。他虽然否定了那本香港杂志上刊登的中共党史网文章的真实性，但柴健民还是将该文章的收尾部分阅读了。

这篇回忆录的收尾写道：

进入1968年后，林彪和江青等人又玩弄政治权术，在军队领域相互勾结，开始导演一场新的夺权斗争。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策划制造了一个“杨、余、傅反革命事件”，诬蔑在解放军担任重要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诽谤他们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3月27日，中央文革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

就在这一期间，江青等人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担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们违背周恩来关于着重思想教育的指示，极力夸大“五一六”的组织和活动能力，任意扩大清查范围。

1969年9月以后，国务院农办、农政和农林口各部机关干部，分别下放到湖北、江西、河南农村办“五七”干校，开展斗、批、改。

不久，中央机关“五七”干校很快就按照林彪、江青等人统一部署，大规模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运动。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军代表宣布：中央已将秦化龙定为“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正式批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我们这些保秦化龙的干部，立刻被划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骨干，实行专政，隔离审查，残酷斗争，强迫交代“五一六反革命”罪行。

为了大造声势，发动群众，掀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的高潮，1970年元旦刚过，干校军代表特地召开逮捕大会，宣布：经中央批准，将农林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吴文平(上海警备区宣传部原副部长)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骨干”，由公安机关正式逮捕入狱。会上，农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扬、宣传部长黄天祥、教育处长刘子兵和我，分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后台和骨干陪斗。

作者在回忆录中说：随后，“五一六”专案组趁热打铁，突击审讯我们，大搞逼供信。他们实行三班倒审讯法，有一次，竟对我连续进行三天三夜72小时残酷审讯。幸亏当时我年轻，身体好，意志坚强，终于挺过了磨难。

由于清查“五一六”扩大化，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和农垦部、农业部一些干部不堪侮辱虐待愤而上吊或跳井自杀，有的干部吓得逃离干校。类似情况，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197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制止逼供信，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只有一个‘五一六’。”这实际上是鼓励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

令人费解的是《通知》竟然把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文革”初期帮助林彪、江青等人搞阴谋诡计的“王、关、戚”等并列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操纵者。

《通知》下达后，农林口机关和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的清查运动，不但没有收缩，反而进一步“深挖”扩大。

那时，农林口干校到处张贴“坚决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大标语。周围农民搞不清楚，他们好奇地问：“你们干校只有200多人，怎么会有516个反革命分子？！”原来他们把“五一六”当成数字理解，并没有当成“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理解，令人啼笑皆非。然而，“文革”风云瞬息万变，变幻莫测。

1970年8月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同林彪集团秘密串联，抛出了“天才论”。没有想到毛泽东恼怒地指责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从此，陈伯达由政治舞台的巅峰突然跌入谷底，曾经赫赫有名的全国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陈伯达，一夜之间反而被说成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操纵者。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专案组突然召集我们开会宣布：“你们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林彪，已经彻底完蛋了！”我们听后一头雾水，面面相觑：到底谁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谁又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大家哭笑不得，莫名其妙。

粉碎“四人帮”后，原有的“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自杀。“五一六反革命”案真相大白，它完全是阶级斗争虚构的冤假错案。

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农林口干校清查“五一六”专案组摇身一变，又成为反林彪的英雄好汉，他们继续对我们进行审查。不过方式有所改变，不再是残酷斗争审讯，而是改为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们天天让我们反复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要求联系思想，活学活用，交代“五一六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五一六”组织，他们退而指点“迷津”：“既然没有‘五一六’组织，那就交代‘五一六’思想吧!”

1974年，设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的国务院农办、农政“五七”干校宣布撤销，清查“五一六”专案组也解散了。被关押隔离审查5年多的我们，终于获得自由，被允许回北京同家人团聚。

但“五一六”问题并没有宣布结束审查，要我们在北京家中继续等待处理。秦化龙依然关押在秦城监狱里，吴文平也依然关押在湖北沙洋监狱里。

后来，政治形势开始有所变化，我们也不甘心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心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是“五一六”，以便营救仍然身陷狱中的秦化龙和吴文平。

有一次，我和上海警备区党委办公室原主任刘子兵相约，一起去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局长刘传新。

刘传新曾经担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龙是他的老领导，吴文平、刘子兵和我都是他的老部下。我们调离上海警备区后，刘传新调到南京军区任某军政治委员。“文革”期间，他随部队进北京执行军管任务。过去，我们都十分熟悉，他进京后与我们也有过接触交往。多年不见，刘传新在天安门附近的办公室热情接待我们。对老首长秦化龙和老部下吴文平的悲惨遭遇，他早有所闻，也深表同情。那时，江青等人还在台上，我们希望从他那里探听一些有关“五一六”的信息。谁知他眉头紧锁，苦恼地指着办公桌上一大堆档案说：“你们看，我在北京市抓了许多‘五一六’，关在监狱里，材料一大堆，至今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接着，刘传新伤感地对我们诉说：“我在这里抓‘五一六’，我妻子在江苏却被人家当做‘五一六’抓起来，至今还关押审查啊!究竟什么是‘五一六’，我也说不清!”

刘传新是奉命进京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使命的军政治委员，又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公安局长，居然也说不清楚什么是“五一六”问题。

时隔不久，“四人帮”被粉碎，因刘传新为“四人帮”在北京办了不少事，群众愤怒，强烈要求审判他。刘传新自杀了。

同样，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也选择了自杀之路。

至此，曾经轰轰烈烈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就成为“文革”史上一幕既可悲又荒唐的历史。

后来，我们单位当初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被捕的吴文平等人也出狱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分配了工作。

在这之前，胡耀邦曾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秦化龙问题，作出结论指出“把秦化龙同志作为叛徒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长期关押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因秦化龙在狱中受迫害致残，已经丧失工作能力，中央特地任命他当顾问。

农林口其他被诬陷为“五一六后台”的梁步庭、吕清、王振扬、吴振等人，也统统恢复名誉，相继分配了工作。至于农林口司局和处以下干部中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人数更多，也都分配了工作。

对于“五一六”问题，胡耀邦感触很深。“文革”期间，他在团中央“五七”干校目睹那么多熟悉的好同志，一个个莫名其妙被打成“五一六”；粉碎“四人帮”后，他受命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又发现自己熟悉的许多优秀干部，也因被打成“五一六”在不断告状，人数之多相当惊人。他审阅了许多历史资料发现：虚构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根本就不存在。他极为气愤地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几个数字吗!于是，胡耀邦下大决心，大刀阔斧为“五一六冤案”众多的受害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历史证明，当初耸人听闻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纯属自上而下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教训极为深刻，令人永难忘怀。

这时，潘光复上完厕所回来了。潘光复对柴健民说：这篇文章我看过。作者写了自己在“五一六”事件中的经历，有些细节应该是真实的，但将“五一六”事件的责任都推到了江表和林彪一伙头上，事实上作者不敢追责于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人才是真正的“五一六”事件的始作俑者。

潘光复对柴健民的说话声也许大了点，惊醒了入睡的周建国。周建国惊讶地望着潘光复。

潘光复对周建国抱歉地说：刚才你睡着了，你的杂志滑落到地上，我们随便翻阅了一下，于是就谈到了杂志中说的“五一六”那些事。

周建国笑着说：你说得很对，“五一六”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我在这趟列车上遇到知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