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15）

 

第40章  孽债

 

215

 

在从内陆去深圳的列车上，周建国与柴健民坐在卧铺车厢里，周建国与潘光复和柴健民闲聊起文革中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一打三反”运动时，他的妻子史念昌没有插话。

列车很快就要到达深圳了，跨过桥就到香港了。

周建国和史念昌这对老夫妻都是早年从安徽合肥移居香港的新港人。这次去合肥转了一圈，主要是探望昔日文革时代的老同学。

周建国的父亲就是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一打三反”运动时的受害者，那时他的父亲生活在合肥，1968年8月16日合肥市革委会拟判处33人反革命集团案，他的父亲被定为这个反革命集团案的罪犯之一。史念昌的父亲也是这个集团成员之一。其中首犯沈志锐等4人被判决死刑。

周建国对潘光复、柴健民聊起这些事时，长叹道：如何评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一打三反”运动已不重要了，人们关注的是中国会不会发动第二次文革，目前的国安行动会不会成为又一次文革镇反运动。

史念昌正整理行囊，她从包里抽出一份厚厚的资料说：“这是《北京大学纪事》的部分资料，你们不妨看一看。”

周建国从史念昌手里接过资料说：

北京大学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从1970年1月开始的。这份资料是北大一位老校友在合肥时送给我的。

周建国说道，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1970年1月，宣传队决定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要求开展大揭发，大批判（极左思潮）、大清查（应该就是收到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之后）。

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在揪五一六分子时防止扩大化。宣传队领导小组做了传达。

7月25日，宣传队领导，校革委会发出关于召开批斗高云鹏大会的通知，号召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7月27日，全校召开批斗高云鹏大会，揭发批判他在炸毁汉中汉运司大楼流血事件中的问题，在这次事件中，有18人死亡。会上，校革委会负责人宣布把高云鹏交由汉中地区人民批斗的决定。从今日起全校听课，集中时间，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检举和政策攻心高潮。

7月30日恢复业余闹革命。

在宣传队领导北大期间，有一个《简报》和《内部通讯》，记载了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的情况。

12月1日，第27期《简报》中“一打三反”统计，1969年7、8月份集中清队以后至今年2月份，“又清出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76人”。

1970年12月3日《内部通讯》继是续刊登揭发批判“五一六”罪行的文章，主要内容批判聂元梓“野心家”言行，如：“三年文化革命白干了”、“17年掌权经验不能用了”，以及“上揪下扫”、“揪军内一小撮”等。《内部通讯》还刊登《关于一打三反运动的几个问题》，其中说：在对敌斗争问题上，有什么清什么，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行的；不论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还是其他反革命秘密组织，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像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在清查“五一六”问题上，不论在组织上加入了“五一六”，履行了组织手续，还是没有加入组织履行什么手续，他们的观点、立场、所干的罪行和“五一六”一样，就可以定性……”这就给扩大化制造了根据，意思是说有的人虽然组织上没有加入“五一六”，但观点、立场和“五一六”一样，就可以定为“五一六分子”。

1971年2月6日，学校召开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高潮动员大会，宣传队领导小组负责人王连龙做动员报告，强调主要清查“五一六”的罪行。

3月29日，校医院实习员姜肖管，在江西分校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汇报了一些传闻，他所在连队找其个别谈话，并在群众会上不点名地对他进行“政策攻心”，姜肖管感到压力很大，遂自刎身亡，时年33岁。

1971年3月，各连统计上报清查“五一六”被隔离人员已达26人，确定“重点攻心”对象为26人，共计52人。

6月9日，清查办《情况反映》：清查“五一六”运动以来，聂（元梓）线隔离审查对象共10人；牛线（井冈山牛辉林）隔离审查共7人。

6月18日，校党委常委会听取“五一六”专案汇报，汇报说：前段全校共审查52人，其中隔离审查25人（总校20人，江西分校5人）。会议认为，“五一六”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组织要审查，但还是要搞罪行、幕后操纵者和主要骨干。关于处理问题，受蒙蔽的，交代了就算了；是骨干的，罪行不大，交代好的可不以“五一六”分子论处；骨干头头，可按态度决定戴帽或不戴帽。“五一六”分子时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的可逮捕法办，有的该干什么干什么（指清查后），甚至可保留党籍。

12月4日，宣传队登记表统计，全校被确定为“五一六”分子的可疑对象共32人，不包括原校文革的聂元梓、孙蓬一等人。

12月25日，校党委常委、校革委会常委举扩大会议，通报：“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工作，到当时仍有专案审查对象117人。

1972年2月10日，校党委常委会听取“五一六”专案组关于专案的审查汇报，说全校“五一六”专案重点审查对象共117人。

5月31日校党委常委会开会，“五一六”清查办公室汇报说：北大文革期间参加“围困中南海”等9件重大反革命事件已基本查清，可定“五一六”主犯2人，从犯9人，

现行反革命1人，打死人的凶手5人（有3人另做处理，1人暂不定），受蒙蔽的80人（其中考虑给一定处分的10人，在档案上记一笔的24人，另46人档案上不记了）。经审查排除16人，还有36人未查清。

10月18日校党委常委会开会，认定聂元梓、孙蓬一是犯了“五一六”罪行的首恶分子，提出暂1不戴帽子、∩群众监督、以观后效的处理意见；10月19日，校党委常委会开会，同意对孙蓬一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从严处理，清除出党。

11月22日，校党委常委、革委会常委开会讨论《北大、清华两校清查“五一六”工作的情况报告》，再次确定聂元梓、孙蓬一是敌我矛盾。

1973年2月21日，校党委常委会开会，讨论清查“五一六”的情况和处理意见。会议认为，经二年清查，北大九件重大事件及涉及的117人的问题已查清，其中认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2人，胁从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13人，被蒙蔽、犯有政治错误的14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排除的16人，其他问题的72人。认定为反革命分子的聂元梓戴“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由群众监督，以观后效，报省级批准执行；认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孙蓬一是助恶有据、民愤极大的从犯，决定戴帽子，劳动改造。

3月1日，校党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聂元梓、孙蓬一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专案组汇报：对聂元梓从1970年11月开始审查，现基本查清。主要有五大罪行：

（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从１９６７年开始就反对周总理；（二）反军乱军；（三）反对谢富治，反对市革委会；（四）策划武斗，残杀群众，怂恿凶手打死三名无辜青年学生；（五）破坏九大路线，反对党中央，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追随林彪反党集团向党进攻。

汇报说，孙蓬一的主要罪行是：（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反对周总理；（二）伙同聂元梓反谢富治，妄图颠覆市革委会；（三）挑动武斗，怂恿凶手打死三名青年学生，包庇凶手。

会议决定：同意给聂、孙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党籍，报市委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进行批斗。会上宣布清查“五一六”运动到此基本结束。

周建国说道，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事实上：清查“五一六”运动并没有到此基本结束，北大宣传队把已经毕业分配到外地的一些学生揪回了学校。

周建国将《北京大学纪事》资料递给了潘光复和柴健民。他长叹道：你们看看这些资料中的记载就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