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3年12月17日(藏历水鸡年10月30日)，饱经忧患的十三世达赖在罗布林卡内的格桑颇章（拉萨罗布林卡内七世达赖格桑嘉措时期修建的宫殿）“期美巧期”寝殿中圆寂，享年58岁，这也是自五世达赖罗桑嘉措以来寿数最长的一位达赖喇嘛。十三世达赖执政长达38年，一生坚忍卓绝，领导过西藏人民两次坚决抗击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反对清廷的民族压迫政策的斗争。其间虽一度有亲英反汉倾向，但仍迷途知返，晚年十分积极致力于恢复、改善同中央的关系。1930年春，国民政府文官处女官刘曼卿受中央派遣经云南丽江、中甸进藏，3月28日在拉萨，刘曼卿拜见了十三世达赖，并向他敬赠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蒋介石委员长的近照，介绍了内地政局，表达了中央希望与西藏地方和好如初的愿望。
5月5日，十三世达赖再次接见刘曼卿，谈了许多重要而深沉的话，为此，精通藏文的刘曼卿详细作了会谈笔录。十三世达赖说：“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印度人民近来因反对英国，受极度之压迫，有难言之痛苦，中国(意指中央)在扶助弱下民族之立场上，应予切实之帮助。”“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不两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分厘权利，中国祇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又说“对于西康事件，请告(中央)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倘武力相持……兄弟墙，甚为不值。”据刘曼卿记述，十三世达赖谈话时，态度异常沉痛，可以看出他不愿接受英人控制，也绝不愿意落入英国圈套的明确意向，倾心中央的态度也是十分明确的。
十三世达赖毕生勤于著述，他的佛学造诣精深，曾撰述过数部经典论著。同时他又非常勤政，他也是自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以来，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推动和完善最为得力的一位统治者。他多次整顿嘎厦政府，以期提高办事效率并且为重振各大寺院业已松驰的仪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因而在全藏僧俗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圆寂令广大藏族同胞悲痛至极，人们发出了“众生无所依托”的悲叹！
由于十三世达赖从身体不适到圆寂仅仅只有17天，而且病重期间，除图登贡培等少数近侍亲随外，就连嘎厦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都不知情，一场政治风暴在十三世达赖圆寂后爆发了。
从官方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中，我们可以了解达赖喇嘛生命最后几天所发生的事（以下月份均为藏历水鸡年）：
10月13日起，达赖喇嘛似患感冒，体现疲惫之态。
10月24日，依惯例对“下密院”(僧众)予以“冬季接见”，该日颇受劳顿。
10月25日，(身体不适)未能对“上密院”(僧众)予以“冬季接见”，晚上也未能依例参加燃灯节的各项活动。
此后，嘎厦政府及甘丹寺卸任“赤巴”（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法台）强巴曲扎请面谒十三世达赖，未获批准。同时将嘎厦政府请求召见的哈达退回，只收下强巴曲扎敬献的哈达和贡礼代金。
其时，十三世达赖御医强巴益西一直在侍奉药物，大护法降神师乃琼曲吉假神附体，叩长头，进献药品，十三世达赖服下了药。
10月30日晚6时许，十三世达赖在罗布林卡内的格桑颇章的寝殿圆寂。
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嘎厦政府一面将十三世达赖的法体由罗布林卡的格桑颇章迎往“金色”颇章（又称“坚赛”颇章，是罗布林卡内十三世达赖时期修建的夏宫）大厅供奉，接受嘎厦政府僧俗官员的瞻仰，同时对十三世达赖的“突然”圆寂进行追查。于是决定召开“春都杰措”（藏语意为民众大会，由嘎厦政府高中级官员、拉萨三大寺堪布代表和僧俗代表参加，有极高的权力）决定追查责任。
当时年仅19岁的贵族拉鲁·次旺多吉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以下是他亲身经历的回忆。
扩大会议一开始，召来佛爷的保健医生（即御医强巴益西）询问给十三世达赖敬药的情况。强巴益西医生说：“大师先是感冒，随后有些发热，是敬药无效而圆寂的。”但大会对此回答极不满意，代表们愤怒地问询道：“向大师敬药之事你没有请示过'民众大会'，也没有向嘎厦汇报过，你请示过何人？究意敬的是什么药？必须从实招来。”有的代表指责道：“你除了是个医生外，还是大师贴身近侍，是要负极大责任的。”在代表们严厉的指责下，强巴益西医生接着回答道：“开始是我敬的药，30日圆寂前夕(即10月29日)，大护法降神师乃琼曲吉来到后，近侍官图登贡培请他到寝殿。这天，乃琼曲吉只是穿着平常的衣服，并没有穿降神礼服，可他一走到大师跟前就降起神来。大声说道：'降赐羌灵包乌十四味药（用来医治感冒的一种藏药）'。当时我侍候在寝室门口，听到此话后，立即双膝跪在门外，大声恳求道：'请不要用羌灵包乌十四味，此药大师服用太危险啦。'但乃琼曲吉认为这是'神谕'，并让近侍官图登贡培去叫护法降神师的随从把药拿来。图登贡培立即从那随从手中接过一个药袋，回来交给乃琼曲吉，乃琼曲吉即从药袋中拿出药来与图登贡培一道给大师敬药。大师服药后病情恶化，次日即圆寂。这事与鄙人无关。”
会议立即派人赶往哲蚌寺下的乃琼寺传来大护法降神师乃琼曲吉，并让罗布林卡警卫部队关闭各处大门，逮捕图登贡培，不久图登贡培即被押到会场，代表们厉声问道：“大师圆寂之因你必须交待清楚。”图登贡培说：“见大师患病后，我于10月22日去乃琼寺向护法降神师询问治病方案，并请他帮助治疗。29日晚，乃琼护法来到罗布林卡，我请他到大师跟前，乃琼护法即降神敬药。”接着大会传乃琼曲吉来审讯。乃琼回答：“是神附在我的身体上，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都记不起来了。”会议决定将二人监禁起来听候处理。代表们一致认为十三世达赖的圆寂无疑是药物引起的，必须对上述三人进行严惩，最后决定撤销图登贡培的一切职务，没收其全部财产，判处终身流放到工布地区的则拉宗（宗：藏语意为县），其父扎西顿珠也被充军到尼木宗关押，乃琼曲吉·罗桑索朗也被撤销三品衔的护法降神师的职务，交哲蚌寺监禁在“罗色林”扎仓内。御医强巴益西本属无罪，但他是大师侍从，敬药是他的责任，当乃琼曲吉敬药时没有坚决制止，构成渎职罪，决定没收其财产，充军到加察宗，永远不准返回拉萨。
十三世达赖时期显赫一时的图登贡培和强巴益西医生随即被狱卒勒令穿上普通的白氆氇藏袍，然后被绑在一头黄牛背上(这是对罪犯的一种污辱性惩罚)，由藏兵押着在拉萨城内游街后即发配出城。
当事人之一强巴益西医生对这段史实也作了以下回忆：“1933年藏历10月22日，十三世达赖患了流行性感冒，在服用了我敬的汤药—'罗布顿汤'（藏药'七宝汤'）服药后，病情仍然没有好转。10月24日，十三世达赖带病参加了下密院冬季接见的摸顶加持仪式之后，就开始发烧，大家都议论纷纷。27日，十三世达赖的近侍官，有大喇嘛头衔的图登贡培亲自到乃琼寺请大护法降神师乃琼曲吉·罗桑索朗前来问病。”
28日，乃琼曲吉·罗桑索朗来到罗布林卡格桑颇章寝殿，当时在场的只有乃琼曲吉、图登贡培和我。达赖佛爷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按医生的说法正是热退风生之际。可乃琼曲吉居然跳起神来，而且边跳边说：“有没有治疗感冒的羌灵十四味？”当时虽有这种药，但我认为目前不宜服此药，故而回答：“没有。”乃琼又说：“那么请问一下我的随从佣人，看他带来没有。”我很诧异，心想，乃琼曲吉大护法降神师是从来不带药的，今日为何自己还带着药来？这时图登贡培奔往门外。回来时，交给乃琼曲吉一个小药袋，乃琼曲吉立即从袋中舀了一点药，放到达赖嘴边。此时佛爷已经神智不清，当一小勺药靠近他嘴边时，他的头左右摇动，不愿服。可乃琼曲吉硬是把一勺药倒入达赖佛爷的嘴里，图登贡培连忙灌水，才把药服下，药刚服下，乃琼曲吉立刻恢复原状，抓起小药袋逃之夭夭。所以，乃琼曲吉给十三世达赖服下的药是不是“羌灵包乌十四味”至今都是一个谜。
当晚，达赖病情恶化，继续发高烧，说胡话。10月30日晚6时圆寂。
当时，拉萨官场上有这样一种流言，图登贡培一直深得十三世达赖宠信，后来十三世达赖又器重另一位侍从官索朗洛布，对图登贡培有些疏远。图登贡培很可能因此产生嫉妒，怀恨在心，进而勾结大护法降神师乃琼曲吉·罗桑索朗加害达赖。当然这只是一种无法证实的猜测，而且可信度不大。
对此，十三世达赖的宠臣图登贡培也作了陈述：
“1933年（藏历10月22日）达赖喇嘛患了感冒，从28日起病势开始恶化，我曾多次准备向嘎厦政府汇报，但达赖喇嘛执意不允，他怕会因此惊动全体僧俗官员。如果官员都来敬献永安礼物，势必影响达赖喇嘛不能安静休息，反与养病不利。”
图登贡培强调自己是遵旨而行，才没有及时向嘎厦政府通报的。而给十三世达赖敬药，完全是根据乃琼护法降神师的“神谕”献的药，绝无违规妄为。
在“春都杰措”大会上，也有像堪仲（四品僧官）扎西林、青绕旺秋为首的一部分人为图登贡培辩护，认为图登贡培多年忠心侍奉十三世达赖，也深获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任和重用，大家怀疑他与乃琼曲吉合谋敬献邪药，害死佛爷，显然不合常理。而且贡培一直是佛爷十分宠信的近臣，佛爷才圆寂就对他无情重处，是很不适当的。最后大会还是决定革除图登贡培一切职务，抄没全部家产，永远流放到工布江达地区的则拉宗（县）交由恰布寺监禁。
前“仲扎”代本团代本（代本：藏语意为藏军的团长）泽仁晋美曾说道：“（十三世）达赖在世时，他(贡培)的政绩显著人所共知，而现在十三世达赖刚一归天，僧官和大活佛们就迫不及待地企图剥夺他的权力……”当时拉萨挑水的妇女开始传唱这样的歌谣：
侍从贡培在夏钦角狱中
沉思冥想，
他的轿车在罗布林卡
吃草，
那位权势显赫横行四方的人物
坐着英制轿车四处兜风，
那位神佛的宠儿，达赖的亲信
请告诉我他去了何方？
图登贡培是十三世达赖的宠臣，这里，有必要对图登贡培其人其事作补充。
图登贡培原名德庆曲珍（这在习惯上被认为是一个女孩的名字），公元1905年出生于拉萨西南部的尼木县一个较富裕的农奴之家。父亲扎西顿珠，母亲索郎拉姆。
公元1919年，嘎厦政府按惯例在尼木县招选到罗布林卡服差役的尼珠（指来自尼木地方的侍童），图登贡培名列其中。由于他学习勤奋，工作努力，尤其是抄写经书的一笔藏文书法十分工整，逐渐获得十三世达赖的宠信，把他收成近侍。藏历铁鸡年(公元1921年)十三世达赖将图登贡培列为色拉寺“杰”扎仓的喇嘛，并亲赐法名—图登贡培。
图登贡培忠心耿耿地侍奉十三世达赖，从而成为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逐渐开始参与政事，并获得大喇嘛的头衔。英国驻锡金专员威廉逊在记述他1933年出席拉萨的一次官方欢迎会的材料中写道：“(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在法座上，贡培拉（名字后冠以“拉”这在藏区传统上是对有身份的男士的一种尊称）先生在给他侍奉茶水。贡培是一位高挑而英俊的28岁年轻人，他在西藏无疑是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权势显赫的人物。他虽然没有官阶，但总是随侍在达赖喇嘛左右，并得到达赖喇嘛的宠爱，待他如亲生儿子一样。他对达赖喇嘛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又一次在图登贡培为十三世达赖放电影时，威廉逊再次目睹十三世达赖对图登贡培的宠信十分明显。
年轻的图登贡培权倾一时，甚至连嘎伦们见到他都诚惶诚恐的迎奉，从而被称为“古甲（藏语意为“圣侍官”）图登贡培”和“坚赛（又称金色，藏语意为“大红人”，通常用来描述那些被选为达赖喇嘛政治顾问的人）图登贡培”。
当时西藏有两部从印度进口英国制造的奥斯汀牌小轿车，一部为十三世达赖专用，另一部则为图登贡培使用。
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年轻人，在19世纪20年代，贡培主持兴建了罗布林卡内十三世达赖的夏宫—“金色”颇章和布达拉宫东面部分的建筑等几项主要工程。1931年，他还在拉萨北郊3英里处的扎齐主持修建了西藏历史上第一座电力机械厂—“扎齐电机厂”。这是在当时西藏惟一的铸币厂和军工厂基础上修建的。“设备良好的军械库的枪架上可以存放几千支来复枪”。威廉逊专员这样写道：“这里处处充满活力,这里的效率是西藏罕见的。”②图登贡培甚至得到十三世达赖的支持，于1931年底建立了一支由富家子弟组成的有1000人的近卫军“仲扎”代本团，并派了25名士兵在江孜附近一个叫江东的地方接受英国人指导的为期半年的特殊训练，目的在于学会使用机枪。
这支装备精良的部队，得到了图登贡培精心的呵护，军服专门从印度的加尔各达定制，有专门用来防寒的军大衣，军官和军士们的肩章和帽徽都是纯金打制的。兵营舒适，薪饷及饮食优于藏军其他代本团。图登贡培甚至将十三世达赖专门赐给他的维生素搅拌之后放进士兵们的茶和汤里。
这位年轻、能干而缺少经验的“红人”所做的一切无疑触犯了达官显贵及神职人员的利益，对他怀恨在心。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对图登贡培的报复也就开始了，导火索就是追究十三世达赖圆寂的原因。
在此之前，图登贡培的政敌、极端保守顽固而又狂妄自大嘎伦赤门·鲁布旺秋和四品官龙厦·多吉次杰通过“兵变”解散了图登贡培嫡系近卫军—“仲扎”代本团。
因受十三世达赖圆寂之谜而被流放的图登贡培凭借着自己的影响和声誉在流放地没有受到太大的折磨，甚至得到当地官员及僧俗群众的同情和资助。1936年图登贡培逃往印度，由于他与嘎厦政府驻樟木(中印边境口岸重镇)总管、来自康巴地区大家族的邦达养壁有着深厚私交，在邦达总管的支持下，他向英国驻印度总督要求政治避难，获得英印当局的批准。
1939年，图登贡培在印度噶伦堡与同时从流放地则拉宗（县）出逃的江乐金·索朗杰波（此人在龙厦事件后被流放到则拉宗，后与图登贡培一同逃往印度，并共同组织“西藏革命党”。他是我国藏区革命前辈、原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平措旺阶同志的舅父），邦达养壁的弟弟、深受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熏陶的邦达绕嘎以及出生于安多（今青海、甘肃藏区）的博学而又放纵的喇嘛更敦群培（近代佛学大师，曾着有《西藏生死书》、 《印度八大圣地志》 ）等四人发起组建了“西藏革命党”，旨在对“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和重建”。
他们的行动很快被英印当局发现，并通知西藏嘎厦政府。嘎厦政府决定引渡图登贡培等人，后在中国中央政府驻印度加尔各达总领事馆的协助下，图登贡培得以乘飞机回到南京。江乐金·索朗杰波由于曾是不丹王室的经师，经不丹王室出面才得以解脱。邦达养壁也因家族势力，于1946年7月22日得以安全离开印度回到上海。而此时在拉萨的更敦群培则被逮捕并监禁，三年之后即1951年，在他的两位贵族弟子的努力营救下，由哲蚌寺他所在的康村全体喇嘛担保获释。
1947年，在得到嘎厦政府批准后，图登贡培终于回到阔别了14年的拉萨，在十四世达赖的三哥，基巧堪布（总僧官）罗桑·桑旦的帮助下，嘎厦政府向他发还了部分被没收的财产。1951年10月26日，图登贡培与拉萨各界人士一道，在洽泽林卡欢迎人民解放军十八军进入拉萨。
在西藏军区统战部部长乐于泓及平措旺阶等同志关怀下，图登贡培参加了西藏工委和嘎厦政府组织的扶贫粮食机构的工作，为人民解放军收购军粮做了大量的工作。1954年，图登贡培还俗与拉宗卓嘎结婚，婚后生有三个孩子。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图登贡培被任命为地质局副局长。1957年9月，他参加赴祖国内地参观团，受到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出席了国庆大典。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发动叛乱，图登贡培全家搬到了工商局大院内接受人民解放军的保护，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大多数亲友没有参加叛乱。平叛结束后，他被调到自治区筹委会办公厅行政处任副处长。
1963年，图登贡培患重感冒引发脑溢血，不幸于12月22日在拉萨去世，享年58岁。在自治区筹委会办公厅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筹委会秘书长多吉才旦致悼词，认为“图登贡培为增强汉藏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
来源：摘自《茶马古道上的西藏故事》
云南民族出版社，孙炯着
发表日期：2008年0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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