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请示晚汇报”的年代里

我的自述７８  

文革似乎离我们远去，然而却又从没能在我们这些共和国同龄人的心中散去。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此情此景”当然会记忆犹新。但生活的荒诞有时竟超出想象，现在的年轻人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曾经有人大力提倡“唱红打黑”，似乎将人民利益再次视为高于一切了，但我总感到有回归文革时期的似曾相识。

也许历史教训，殷鉴不远。苏联解体，证明了一个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注定要“雨打风吹去”。高呼“唱红打黑”的人也转瞬间已无翻天之力了。

历览兴衰治乱，永远不能忘记“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拜人民为师”，把群众“当亲人”；才能彰显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社会与国家，才会赢得更为光明的未来。遗憾的是，在很多时候，“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只是一句空话，当政治侵入民众的生活后，个人利益也就不复存在，一切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政治的需要。

在我的中学时代，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全国学习大庆经验的政治运动。

1963年底，中国开发了大庆油田，不仅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更培养出一支有有组织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座谈会上发出号召：“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此后，“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在全国传播。那是我刚进中学，始于1964年初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就在全国兴起了，那时号召当时的工人阶级要发扬“大庆精神”，为了工业的发展而苦干，不为名，不为利，不依靠外国，自力更生，在冰天雪地里疯狂劳动。

当时的上海市学大庆见行动，全市三分之一的企业和车间干部一半时间搞管理，抽出一半时间参加生产劳动。“铁人”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一句政治口号流传全中国。

但是，在工业学大庆运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向：有的流于形式，停留在口号和空喊上，刮风走过场；有的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大庆的做法。在持续十年的“文革”内乱开始后，电影《创业》被安上的罪名有十条之多，《大庆战歌》也被扣压了十年之久。有人说这是“四人帮”在污蔑工业学大庆运动。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重新肯定了大庆的成绩和经验，肯定了工业学大庆运动的作用和意义。但如今却没有人再提学大庆了，“学大庆运动”已经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写入了历史。

另一件事，也是我中学时代难以忘怀的。那就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同样，这也成为了一段政治历史。《人民日报》曾发表了《大寨之路》的报道，同时发表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介绍了当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贫脊的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此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学大寨运动，对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起过积极作用。但到后来，学大寨成为推行“左”倾政策的政治运动，大寨也从先进典型演变成为“左”倾政治运动的工具，使学大寨的消极作用超过了它的积极作用。

但在上世纪60年代，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则是“早请示，晚汇报”。

共产党人历来最讲政治，无论高层领导如何更叠，政治则是必讲的，唯一稍有区别的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解释，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嘴里也有不同的说法。尤其是当“政治”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时，“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则是规定了每个人每天都要实行的一种政治活动、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都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当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还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

据说“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不太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为“晚汇报”了。

“早请示，晚汇报”，这是中国历代封建社会都没有过的事，不过，经过五四反帝反封建后的中国人，引进了西方的宗教文化，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秦皇汉武与之相比，那就差远了。

当时，所有的家庭都必须自觉地每天早、晚都全家一起“早请示，晚汇报”，但不论是否在家“请示、汇报”过，还都必须参加“单位”、学校的集体“请示”、“汇报”。

“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每天至少四次，即上午下午上下班、上学放学各一次，如在单位、学校食堂吃饭，每餐饭前都要还有一次。但吃饭的时间总会有先有后，所以有些单位就变通规定可以自行按先后三三两两“请示汇报”，整个吃饭时间，“请示汇报”不绝，煞是有创意。

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基本是以车间、商店、处、室、班级、排、班为“单位”，有重大事件、活动时则以厂、校、连、营等为“单位”。总之，平时是以“小单位”为“单位”，重要时刻是以“大单位”为“单位”。

家庭妇女、社会青年等无业人员则要到居委会参加；“体制”虽不管这些人的“饭碗”，但却要管这些人的“政治”，体制外的人也要被“组织起来”。用当时的话说，“专政”要落实到每一个角落，“街道”不能成为阶级敌人的“防空洞”。

为了表示重视，有些单位还设置了专门的“忠字室”。

我们这些初中生，由于参加了停课闹革命，也就免了集体“早请示，晚汇报”活动。之于，在家里是否要“早请示，晚汇报”？母亲对此不屑一顾，再加上谁也没管到这个份上，更何况执掌力的人都成了被告打倒对象，管不了我们这些草民了。邻居间也没哪一户是红了发紫的人家，所以我家也叛逆地从不搞“早请示，晚汇报”。

 不过，当我下放到农场时，那就躲不了这一关了。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一人“领读领唱”。“领读领唱”者必须要“政治可靠”。我是班长，也就常有这个机会当“领读领唱”者。或许这是一种荣耀，或许这是一种形式。

所有在集体“早请示，晚汇报”活动中的“领读领唱”者，总会大声会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

然后，这位“领读领唱”者再大声说道：“敬祝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亦同时向上连挥三次，表示祝愿。

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唱完颂歌后，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由“领读领唱”者大声说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X页，第X段。伟大领导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工作或当前形势。

我是班长，就会根据当天领导工作或学习情况，事先选好应读哪几段“语录”。如要开“批斗会”，就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如果要完成开河的重大任务，就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要整顿全班纪律，则少不了读“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在“晚汇报”时，所读大都是与批评自我批评有关的语录。如“要斗私批修”。读完这些语录，一天的活动才告结束。

在这套不知谁发明的“请示”、“汇报”活动中，就连外国人到中国，也得向毛泽东像行三鞠躬礼。理由很简单，你老外所在国的君主，充其量只是一国领袖，而咱们的毛主席是世界领袖。

有一次，周恩来到钓鱼台国宾馆陪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坐下，服务员就按规定要先读一段语录，结果她读了“一切魔鬼统统都要被消灭”那条语录。服务员背的这条“语录”是毛泽东1964年11月发表的《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中最著名的一段，当时多数人都背得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周恩来当场就显得十分尴尬。否则，他不会在“文革”最激烈的1967年劝红卫兵“不要乱用”毛主席语录，在当时这可是要冒相当风险的。周恩来认为：“你这样做就等于骂他。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样做不对，牛头不对马嘴。吃饭时也读语录不恰当。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强加于人，适得其反。”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当时“红卫兵小将”在北京街头遇到外国人时，还往往“强送”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输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宾反感。但在“左”的影响下，我国外交人员居然也如此“强送”，影响更坏，毕竟，红卫兵只是“群众组织”，而外交官则代表国家、政府。

跳“忠字舞”、唱“东方红”、读《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这是中国政治渗透民众生活的“五大件”，谁要是对抗，那就是反革命分子。可以说毛泽东不会不知道这些事，但也没听说过他有什么禁止“五大件”的讲话。

当时，所有的报刊头版每天都要登一条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新华社出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也不例外。1970年9月2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等单位的领导成员说《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后来经过外交部领导研究，并请示了毛泽东同意，才从9月5日起不登“语录”。可见，在所有的报刊头版每天都要登一条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是知道的，同意的，如果不想这样做，那么即使是总理都不能决定，必须小心翼翼地请示毛泽东才能最后拍板。

更令人不堪回想的是在“文革”中，买东西时，买卖双方也都要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能交易；有时，甚至每说一句话，对话双都要背一段“语录”。那是一个诸如问路、打电话等，彼此也往往要先“背语录”，然后才能说话的年代。

然而时间一久，“早请示、晚汇报”还是渐渐流于形式，祝愿声、语录声和歌声越来越小、越来越快，右手上挥也变成轻轻一抬。民心是杆称。1971年“9·13”事件后，源于部队的“早请示、晚汇报”终因“形式主义”渐停。但不久传达了“林彪的实质是极右”的“最高指示”，批判“极左”被紧急叫停，而一再强调要继续“批右”、强调要“反复辟”，一些短暂被停的“左”的作法又被称作不容否定的“新生事物”重新恢复。不过，“早请示”、“晚汇报”却没有恢复。理由也很政治化：“永远健康”实际上就是“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和万寿无疆有什么两样，不就是万寿无疆吗？所以“万寿无疆”是假，“永远健康”是真；这充分反映了林彪利用“早请示”、“晚汇报”妄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平起平坐、急于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狼子野心！

不管怎样，免去了几年来一天数次的“请示”、“汇报”，使百姓“生活”的这短短片刻终能摆脱“政治”无时无刻不在的管制缠绕，大家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但回顾这段经历，仍有许多不惑。

如在上世纪批判“三家村”的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第一个被打倒和整死的邓拓，居然是最早负责编辑和出版第一部《毛选》的人。

又如在那个年代里，每一个人必须认真学习《毛选》，还有那本称为“一句顶一万句”的“红宝书”语录。同样，让“红宝书”成为马克思圣经的发明者林彪，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回忆这些往事，我是既笑不起来，也哭不出来。

在那个年代里，你东我西，天南海北，陌路短途，总是擦肩而过。人生没有多少是真诚之交，所有的人际交往都是在玩政治游戏。

在那段历史中，尽忠报国，豪情壮志，付之一炬，全是梦魇而已。理想没有多少是真理支撑，所有的信仰追求都是在耍花招欺瞒。

或许你有真情，或者那是险情。茫茫人生总令人看不透，纷纷世事总让人猜不懂。

在迷茫、困惑中发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民众无时无刻不在拷问这些问题。那些浴血牺牲的革命先烈，那些无私奉献的党员干部，曾用生命和奋斗回答过这些问题：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就把“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作为人生的坐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始至终为人民利益奋斗，这是共产党人最为鲜明的政治本色，也应是中国共产党与古往今来一切其他治理者最为本质的区别。有一阵子流行的“唱红打黑”，随着真相的揭开，这一切居然也成了一团迷雾。

让政治全面渗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人们很难理解为何曾经如此。其实，在执意要“全面专政”的年代里，几乎没有私人领域，官方政治话语就是要力图渗透、侵入、掌控从政治生活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日常生活也充满一种具有“神圣”色彩的表演性政治仪式。

如果重温历史，那么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德国思想家恩斯特٠卡西尔在他的《国家的神话》一书中，就对这类表演性政治仪式的功效和目的，作过入木三分的分析：“它们就像我们在原始社会里所看到的仪式一样固定、严厉和不可抗拒。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性别、各个年龄，都没有自己的意志。不表演一种政治仪式，谁都不敢在大街上行走，谁都不能招呼自己的邻居或朋友。就与原始社会一样，忽略一个规定的仪式就意味着痛苦和死亡。甚至在年幼的孩子那里，这也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疏忽罪，它成了反对领袖和集权国家威严的一种罪行。”“这些新仪式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该仪式的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更能消蚀我们的全部活动力、判断力和批判的识别力，并攫走我们人的情感和个人责任感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都必须参加这种表演，“他们表演着同样规定的仪式，开始用同样的方式感觉、思维和说话。他们的姿态是强烈而狂热的，但这只是一种做作的假的生活。事实上，他们是受外力所驱动的。他们的行动就像木偶剧里的挂线木偶，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剧的绳子，以及人的整个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绳子，都由政治领袖们在那里牵动。”

现今社会对我们日常生活最明显的影响之一、最有意义的成果之一，就是“政治”渐渐从“日常生活”的领域退出，人们开始享有更多的“生活自主性”了，但愿有人又在大谈政治的时候，不要忘记人民有选择生活自主性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