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述75
风雨之中，无意间却栽下了许多倔强的生命。无情地暴风骤雨在摧残花儿，却又当作显赫的功劳存放在自己的档案中。暴风雨的电闪雷鸣，像是在测试着我的软弱与坚定。风雨是如此狂暴，却也在荡涤人世的污秽。
在那个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雨夜，我正在诅咒风雨的狂暴，它不应该虐待柔弱的花草，我们还都是孩子，可是却经历了人类史上最严酷的折磨。
我的中学同学洁明和我坐在校园的操场边上，他正含着泪对我说，他的母亲被红卫兵捉走了，说她嫁给了一个反革命分子。
我无法安慰他，我也是个孩子，在血统论横行的年代里，我已是一个狗崽子，我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的母亲是否也会有同样的遭遇，因为父亲已从一个革命军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洁明对我说：“我是在1955年6月1日 加入少先队的，这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和同学们一起来到操场上举行入队仪式。我那时心跳个不停。仪式很神圣，很庄严，学校里所有的孩子都去了。由少先队员组成的鼓号队击着鼓，吹响号，我们在少先队队歌声中，老少先队员们为我们带上了鲜红的红领巾。这是我由生以来最动感情的一次。我把这当作自己政治生活的开始。”
他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入队时必须穿白衬衫、白球鞋。我母亲特意用粗制的白布为我特意做了一件新衬衫，虽然比不上同学们的衬衫白，但这是我第一次穿上了白衬衫。家里买不起白球鞋，我就将黑布鞋用白粉笔涂了一下，也许想起来有点可笑，我的心里却多了许多忧伤。
我们入队时都必须宣誓。誓词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时刻准备着”和“奋斗终身”。这几句话是必须记住的。但在那个时刻，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早已铭刻在我们这一代孩子的心中。不过，现在年老了，誓言没敢忘记，却讲不清什么是共产主义了。
中国的小学教育，主要任务就是尽最大的力量向学生灌输对组织的信仰，要在50年代取得这件事的成功，显然困难重重，因为“解放”后，绝大多数教师还没有将自己的教育工作与党的目标结合起来，相反的是这些教师绝大多数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充满了更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封建思想。
党的教育工作者所要做的不只是在课本上增加英雄人物故事，更需要训练一大批新的革命教师队伍。我父亲参加过辽沈战役，转业后也就走上了教育岗位，当上了一名重点中学的校长。他的任务，就是实现党所承诺的大众基础教育。这项任务有多艰巨呢？根据1950年的统计数字，当时中国有2900万小学生，但到了这个年代末的1959年，小学生人数已增加到9000万人了。我只是这9000万分之一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小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倍，政府意识到无法在农村完成严格的基础教育，于是就将重点放到了城市，集中精力去改变城市教师的思想和工作，中国教育系统由此产生了城乡分化。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始终停留在孔夫子的那一套教育方针上，也就是“君权”高于一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只要顺从君王，就能“学而优则仕”。对百姓，那就是“民可使之而不可知之”的愚民政策。
在这样的孔教思想下，棍棒底下出孝子，教师可以惩罚学生，屡见不鲜，并且成了教育要素。
新中国成立后，对学生体罚和斥责的教育方法被完全禁止了，但以恐惧惩罚手段让学生顺从的方法取消了，换来的却是以诱导的方法让学生无条件地服从组织。根据人的本性是可以塑造的这一前提，孩子们被认为充满着需要正确引导，以其发展他们的潜力和个性。学习应该是一个主动过程，而不是被动地强行接受别人的教育。死记硬背更是被认为是学习中的大忌。但中国式的教育，依然是推行死记硬背式地教育，在那个年代，不仅是孩子们，就是所有的成人都要背诵毛语录，教育必需与党的目标相一致，为了党的事业，面对组织的需要，所有的人必须自觉地牺牲自我。
孩子们的教育，就必须从无条件服从组织的需要起步，服从权威的训练，也就是让孩子们从小就学会抑制自己的想法和意愿，按照党的要求去约束和控制自己的言行。
但中国式的教育并没有抑制竞争能力，相反，更多的学生是在竞争中长大的。这种竞争，更多的不是表现在知识与技能地掌握上，甚至学习的成绩上，而是在政治品行上的表现。优秀的孩子可以先参加少先队，随后是入团和入党。候选人竞争，这是积极分子中最活跃的人生大事。
我的少年时代，就有了强烈地服从党的需要的价值观。所有的教科书都充满了政治教育，学校还高度地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少先队活动，或者组织兴趣小组、义务劳动、歌舞演出、植树造林、慰问军属，有时还要上街宣传不准随地吐痰，拍苍蝇和围剿麻雀。
孩子们参加这些活动，并不是为了增强劳动观念，最主要的就是成为先进组织的一分子，只有最优秀的积极分子，才能获得这份殊荣。如果胸前没有一条红领巾飘荡，那就会成为一个被遗弃了的孤儿。
为了增强纪律性，孩子们通常被编成严密的组织单位，少先队还分成大队、中队和若干小队，还要不断地参加各种组织学习和交流。孩子们都懂得：谁要是说了非正统的话，那就得挨批评，甚至惩罚。
教师在这些组织活动中，常充当了一个特殊的角色。教师会引导性地启发孩子们去表扬某一个学生，也会引导孩子们群起批评某一个学生。
但当我们走进中学时代时，教师的作用减弱了，学生们可以自己组织活动，进行自我教育。起主要作用的就是那些班干部和积极分子。
通常情况下，学生们学会了如何在组织活动或班会上讲假话、空话和套话，谁都知道在这种场合下如果讲了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话后，将会有多严重的后果。
高考中止了，学校显然变得毫无生气了，没有了组织活动，也看不到老师和同学，绝大多数的初中生都闲在家里了。
我有不少时间是化在看街头的批斗会和听红卫兵们的大辨论。
文革初期，在对待出身问题上，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以及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破坏了很大一部分青年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秩序，剥夺了非红二代子女的政治权利。一些特殊的积极分子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
反动的血统论，迫使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一些曾经是积极分子的青年学生，因为出身不好，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这些革命青年的热情被窒杀了。高层的争斗，已经演变成红二代的较量了，积极分子的队伍正在缩小。当年最有发言权的是那些谭式人物，直至今日，说起这些后来也成为狗崽子的谭式人物，相信曾深受血统论之害的人，仍会咬牙切齿。然而，年轻幼稚的青年学生和愚忠善良的民众，是永远读不懂复杂而残酷的政治的。
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看到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
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毛泽东在批示中首次提出了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
从此，中国大地响彻云霄地高呼起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
在上世纪60年代，所有的民众都希望国富民强，也非常痛恨官僚主义者阶级，痛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自然会一呼百应。
晚年的毛泽东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毛泽东还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1965年5月，毛泽东重新登上井冈山。他已经相隔36年没有回到这个当年艰辛开创革命事业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腾，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词：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当时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毛泽东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曾言辞犀利地警告高岗、饶漱石：“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毛泽东对高岗、饶漱石的活动不是没有察觉的。当他意识到这会危及党的团结时，毛泽东采取了措施。他多次要高岗同刘少奇谈话，将问题讲清楚，而高岗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
对此，毛泽东看得清清楚楚。尽管毛泽东在某些问题上对刘少奇批评过，但他对刘少奇的信任却没有动摇过。他听到高岗所说的刘少奇搞宗派、划“圈圈”后，曾经对人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绝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
但最终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还是被揭了盖子。可以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开始采取措施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针对饶漱石的问题，建议将会期延续，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并且批评了饶漱石。
毛泽东在他外出杭州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在西湖畔一边主持起草宪法，一边还要密切关注并指导着北京的那场仍未结束、正在进行的党内斗争。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认真修改了在全会上的检讨稿，并将检讨稿报送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稿，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会议开幕当天，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在全体会议上作了报告。报告概述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治局所做的工作；提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问题；提交全会讨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刘少奇在报告中还针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对决议草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说明。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最后通过了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四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人先后发言，就高岗、饶漱石的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迫于压力，高岗和饶漱石也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在事实面前，高岗、饶漱石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错误，但仍避重就轻，百般抵赖。其间，高岗在住处自杀未成，8月17日 又在东交民巷8号的住所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
对此，毛泽东曾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
建国以来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将二人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还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央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至此，高饶事件作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作为整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转型时期的“插曲”，以高岗和饶漱石的失败而告结束。但是，事情远未结束。刘少奇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被高岗、饶漱石抓了“小辫子”，有些的确是失误，有些却是正在或者即将需要探索的问题而未形成定论。对这些问题，没有进一步地深入讨论，而是被反对高岗、饶漱石的“硝烟”掩盖了，当真正进入建设时期，这些问题又都出来了。对这些问题，尽管刘少奇都作了说明和检讨，应该说就他的问题应当就此打住，但是，当时没有对刘少奇的这些问题作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而是着重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问题，因此，这些问题实际上就留下了一个“尾巴”。
时隔12年，“文化大革命”再次翻历史旧账，把这些问题作为刘少奇的“罪行”或“罪证”进行了批判，刘少奇也由此成为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党内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随着文革运动的推进，已经日渐明朗了。在狂风暴雨之中，亿万群众高呼革命口号，自然会站在毛泽东一边，因为人们信仰的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谁也不会支持社会两极分化，贫富不均。人们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愤恨已达到了最高燃点。
在这风雨之夜，我和我的同学洁明想了很多，却也很无奈，在血统论尘嚣甚上的岁月里，哪有我们这些狗崽子的前途而言？那时的我们还十分年轻幼稚，又如何会知道云层里发生的事？只有在今天，才略知一些那个时代背后的故事。如果说那时我们很迷惘，其实今天的我们仍然很迷惘，老百姓是永远不会理解那些口号背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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