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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3日星期四

令人恐惧的血统论专制岁月  


我的自述72  

   
    假日里,我从田野地头挖了些野花野草种植在家中的小花盆里,还特意从菜市场买了三株黄瓜、丝瓜和苦瓜秧苗,一并种在阳台上的花圃中。这些野花野草和蔬果秧苗,虽然没有牡丹的富贵、玫瑰的艳丽,但在我的眼里,它们没有血统高低的纠结,平等、自由、奔放,这是我一生的诉求,可是,我的青少年时代远不如这些野花野草和蔬果秧苗,只要给一寸土地,有一片阳光和些许水份,就能生存下去。我是在与血统论的抗争中存活下来的。令人恐惧的血统论,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也留下了人类史上最骸人所闻的血腥一页。
血统论是一种封建思想,主张以祖先长辈的血统来决定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发展方向。血统论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似乎难以理解,而在我们这些共和国同龄人的记忆中永远不会抹去对其的憎恨。
血统论思想在各个国家的封建社会时期都存在过,从封建制度下的官员贵族世袭制即可看出。如今的中国也有富二代、官二代之类的说法。令人发指的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年代,血统论这一思想被发扬到了极致,社会充满了等级制和阶级斗争思想。
我重拾起中学时代的记忆碎片,拼凑起那段破碎的历史,重新回到了那个令人愤怒、绝望而伤心的年代。
高考被突然废止了,国家主席的儿子是废止高考的强力推手。我们这些刚跨入中学校门的孩子们顿时失去了方向。学校停课了,我们又能干什么?
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从云层争斗,席卷到全国上下了,敢说敢为的红卫兵运动正在颠覆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唯一继承的就是封建专制的“出身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封建血统论被染成了红色的标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最早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此后,北大附中也出现“红旗”战斗队,以后各地方纷纷成立这种组织。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家庭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有的也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
在文革刚起步时,我也被校方推荐为“红卫兵筹建委员会”成员,只不过才过了三天,我就被解职了,理由很简单:你不是红五类子弟。你的血统不纯正。
那些“老红卫兵”,也就是这些最早出现的红卫兵,其实都是血统红得发紫的革命干部子弟。
“老红卫兵”因为有出身的优越感,因而总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最忠实的信奉者。他们将社会阶级分成几类: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及其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其中黑帮是指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而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则是红五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
文革一爆发,“出身论”便发展到了极致。文革以前,还说出身不好的子女还是可以改造的人,文革开始后,绝大多数家庭子女就变成“混蛋”了。
 “出身论”的命运,也涉及红卫兵的一段复杂历史。遇罗文解释:
1966818,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受到接见的红卫兵统统是经过组织层层挑选的红五类子弟,“狗崽子”们是休想到天安门广场见到老人家的。
8·18”之后,“红卫兵”名声大振。在“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鼓动下,这些红卫兵们开始走出校园,冲上街头,在社会上开始有相当破坏力的“革命造反”活动。老红卫兵打死人的一些血腥传闻,彰显了红五类子弟的革命性和彻底性。
如果与现在的年轻人谈论起这些往事,那简直是在讲天书了。唯有共和国同龄人才会对你苦笑一番,当然不会再有当年的狂笑之状了。与当代年轻人之间的巨大差别,震动了我。如果说语言上有什么差别,那却并不大,无非是多了些流行的酷词罢了。但年轻人讲话的内容却常使我大惑不解。他们正在使用着与老三届一代完全不同的辞汇,这些辞汇多是 “房子”、“金钱”、“试婚”、“几段经历”和“Q群”,当然还有“慈善”、“爱心”、“自主”和“民生”, 辞汇背后有着与我们那代人截然不同的词义和内涵,以及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世界观。正是这些不同和区别,才使我想起了那个已经流失的年代。
记得,中学时期的我,常游走街头,看大字报,听大辩论。看上去大鸣大放大自由,其实人性正在受到扭曲和摧残。
家庭出身问题,这是中国最具特色又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
如果说在那个年代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当然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
初进中学时,我们这一代人就面临了如何结交同学的问题。新同学初次见面,就会相互试探:他(她)是谁?他(她)的家庭背景怎么样?凡是“狗崽子”们,那就在政治命运上已注定是个失败者了。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甚至在求学、就业等各方面都意味着永远地寄人篱下。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
在血统论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
这一时期,又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
有趣的是,具体到个别单位,非红五类子女反而占了绝对优势。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也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
所以,我生活的年代里,也许可以说是“狗崽子”们在一起的日子。我是孩子王,围在我身边的“狗崽子”们,自然也不会少。
我从骨子里万分憎恨血统论!
我是那个时代的反叛者,面对尘嚣甚上的血统论,我始终在反抗着。
那是一幅流毒极广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上海街头的大辩论,也转向对这幅对联的争论。我去听街头辩论时,也就是在旁观一个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
在街头辩论初期时,敢于正面反驳血统论的人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
这幅对联的上半联,其实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幅对联起过好作用。
是吗?毛泽东说过,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同学交流、朋友琢磨、领导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份。
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列宁就是例证。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但是毛泽东在其写于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说过另一种话。他将小资产阶级称为潜在的革命力量,可以分为右派、中派和左派。
他说:“小资产阶级的三个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
以此为据,革命后的小资产阶级被认为是动摇分子,或者是支持革命的左派,或者是一定时间内隐藏在无产阶级阵营中的右派。这样,小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就犹如被设了陷阱。1950年后,他们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忽而是可以信赖的,忽而又是不可信赖的。如同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学习时就已经在人生道路上开始走钢丝了。
事实上,很多被称为小资产阶级左派或中派的那些父母们,在上世纪40年代就一直在支持共产党,反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在50年代,他们也都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社会大潮之中,有很多人是在选择后才留在大陆的。因为他们坚信新中国需要他们的专门技术和教育,他们也准备献身于国家建设。他们也用自己的行动在教育自己的孩子们,影响着这些孩子们对人生和生活的选择态度。
总的来说,被称为小资产阶级左派或中派的那些父母们,都对社会的评价是好的。绝大多数人是热爱新社会的。
然而这一切追求都成了一场噩梦。
那时的政治宣传,告诉人们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不能忽视我们还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之中。
也许,我们今天可以说,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但历史是残酷无情的。当推翻了封建专制后,谁也不会料到封建专制却比任何一个封建朝代更为专制。在血统论的血腥风雨中,全中国绝大多数的青年人却背上了历史包袱,背上的家庭包袱,在社会影响下残酷地压制了人的本性,对于改造思想来说,“狗崽子”们始终在为父母去赎罪。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这只是外因,但血统论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
在那个年代,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召力,却披上了一件红色恐怖的外衣。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还得承认血统论的遗传作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封建血统论,在那段岁月里被染成了腥红色。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就是那段历史的铭记。老子的影响比甚么都强大,否则,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天黑了,夜深了。望着无月的夜空,也许年轻人在唱K,老年人在打麻将,我却依旧沉默在那段记忆之中。
我想起了遇罗克,那是影响了我,也影响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年轻人。他在文革时写了一篇反驳“血统论”的文章,那就是著名的《出身论》。19667月初稿,9月定稿, 11月修改,他三定其稿,给我们留下了反思那个年代的最珍贵的一份记忆。
遇罗克从唯物主义观点对“血统论”进行了驳斥。他言辞严正地论述了三个问题: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重在表现问题和受害问题。
19651110,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由此揭开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的序幕。文章刊出以后,很多人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是,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人却寥寥无几。是24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长达15000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1966213这篇长文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在《文汇报》的一角。
在这篇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1966年底,遇罗克又因《出身论》一文,再次为当权者所不容。《出身论》针对的是社会上流布极广的封建血统论。遇罗克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他尖锐地指出,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   
但是历史在1967414定格了,“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196815,遇罗克被捕。   
197035,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以反革命罪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我曾经看过著名的印度电影《流浪者》,《流浪者》中就明显的表达了一个关于血统论的主题:片中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位法官,他固执的认为:好人的儿子一定是好人,坏人的孩子一定是坏人。
    我就是一个流浪者,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里,我到处流浪、流浪,我找不到自己的家,也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即使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何尝就结束了流浪的生活?昔日的信仰被扭曲了,今日的信仰又多少显得迷惘了。小时候就听说过黄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传说,尽管我们的血液里也许流淌着黄帝的血脉,而对流浪者来说,真正能属于自己的生活和人生目标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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