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有理想也是一种罪过

我的自述73  

一个人活在世上，不可能没有理想，理想犹如天上的星星，我们犹如水手，虽不能到达天上，但是我们的航程可凭它指引。理想能使现实透明，美好的憧憬能让生命充实，而人生也就有所寄托，使历史岁月延续于无穷。但流逝的岁月告诉我：有时候，有理想也是一种罪过。

“居天下而无忧者，则思不远；处身而常逸者，则志不广。”“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孔子说过的话，曾经激励过我。同样，孟子说过“士贵立志，志不立则无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说的话也影响过我如何去行事做人。

但在我的中学时代，我们的理想是做一个紧跟时代的积极分子，是做毛泽东的好孩子。毛泽东历来反对和批判孔孟之道。如果谁信奉孔孟鼓吹的理想，那就是反革命分子了。

在我的中学时代，曾流传过毛泽东青年时期说的一句名言：“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与全国青少年一样，总是将理想与组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理想并不是一种空虚的东西，也并不玄奇；它既非幻想，更非野心，而是一种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意识。失去了组织，理想也失去了，青春之花也便凋零了，因为当时最高的理想是一切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最实际的理想就是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叫干啥就干啥。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除此之外，任何个人理想都是与组织相背的，是一种可怕的罪过。

在那个年代，年轻的积极分子是最值得尊重的，也是最积极献身的人。应当指出，“积极分子”这个词，是全世界最属于中国的专用词，

真正的积极分子，从来就被认为是组织教导的笃信者，组织的教导能为他们提供一种寄托，一个终极的目标。积极分子信念的中心是：谁离开了组织，谁就是叛徒，谁就得受到严厉的惩罚。只要组织起来，通过在大众中对这种信仰进行广泛传播，中国就能变得繁荣而强大。

在中国，积极分子的热情可以做为鼓动群众的催化剂，积极分子被看作是在掌握真理的最高组织和真理推行对象之间的桥梁。积极分子是最值得利用的对象，他们对组织无限制地忠诚，他们还能在运动中起到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参与的作用，即使在不时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积极分子也能起到表率作用，随时随地致力于发掘群众的热情。

在中国的任何时代，都会诞生出一批批最优秀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与组织的信仰是一致的，认为只有有纪律的组织，才能推动历史前进。积极分子总是通过组织成员的集体积极行动，去改造社会，也改造自己。

就是在这样一种组织的教导下，积极分子就能被吸收到党的组织，如果还太年轻，可以先吸收到团的组织。那么是孩子，也要区分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来，优秀的孩子则可吸收到少先队组织。

在这样的组织教导下，为了换得成为真正的“革命先锋”的机会，积极分子们能够做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服从组织的需要，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积极分子作为组织成员，责任加强了，却也能从中得到组织的重用，找到精神上的慰藉和依托。甚至成为人生中的最大光荣与骄傲。

在中国家庭里，常能看到一些奖状，或在学校里看到那些光荣榜。“光荣”是中国人曾经用得最多的词。但这个词本身就暗示出两个方面，既表示精神上的成就，也意味着个人声望的提升。这就带来了两难，积极性可以带来社会地位和个人声望，也能带来提升机会和物质利益。

毫无疑问，一个真正的积极分子是无私的，是为了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正义和献身精神，决不会为一已之利而有所企图。但另有一种积极分子却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处处表现自己的积极、献身的样子，那都江堰市是骗人的假积极，往往是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也有一些积极分子，原先也是真心实意的无私作出了奉献，只是后来堕落了。可以说，中国的积极分子中，大多数人是发自内心地为社会与民众作出了奉献，是能够做到听从组织指挥的。不少人都经历了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和党组织的成长过程。但要走向成功道路的人，也并非都是沿着这条轨迹发展的，走上积极分子道路的各种人，并不是只有一个成长模式。人们会为不同的需要所驱使，每个人的倾向性也就相应变得各异，核心是他们对组织的权威性开始发生了不同的态度。特别是年轻人在审视积极分子角色时，对权威主义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取向。

在我的中学时代，突然取消了高考。所有的学习努力一下子全泡汤了。我和同学们都陷入了迷茫之中。我们的理想还存在吗？我们的理想又是什么呢？

那时的学校积极分子只有一类人，就是革命干部子弟们组织的红卫兵。能够加入红卫兵组织才是社会的精英。我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被排斥在红卫兵组织之外。

班主席曾委身于一套普遍流行的价值观，那就是忠实地履行普遍的行为准则。他在小学里是学生干部，在中学里是共青团员，他最大的理想是成年后加入共产党。他是“顺从的积极分子”，在学校里，几乎一直毫不动摇地站在权威一边，极其忠诚，毫无异见。但可以说，他在我的眼里却不屑一顾。因为在血统论猖獗的时代里，他的理想破灭了，他因为家庭出身原因，同样被拒绝在红卫兵组织之外。但他公开宣布，与自己的父母划清了界限，其实他的父母只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他在与父母公开决裂的信中引用了毛泽东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段话：“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

我的同学洁明，则是一个“实用的积极分子”，他不缺少任何可以参加的组织活动，但从不发言，也不提建议。他忠于积极分子的行为准则，也接受了那一套价值观，但在感情上从没有真正投入过。因为他的父亲是个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他属于“重在表现”的对象，却从不刻意去“重在表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人都说“重在表现”是修正主义观点。后来听说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才慌忙改口。因此，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一生。

我的同学雨星则是另一类人，他反抗权威，并且反对那些权威所强加的行为准则，拒绝承认把是否服从官方的行为标准，作为评价积极性的公正尺度。他的学习成绩并不优秀，他的言行得不到夸奖。但他出身于工人家庭，理所当然地可以加入红卫兵组织，可是他选择了放弃。他喜欢与我，还有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们在一起谈天说地。他也会经常发表一些反叛组织的言论。由于他对学习缺乏兴趣，知识面并不广，所以他的见解很难服众。

如果说，当时中国的积极分子有“顺从的积极分子”、“实用的积极分子”、“反抗的积极分子”，那么我将属于第四类：“纯癖的积极分子”。

什么是“纯癖的积极分子”？

受组织的教导，我以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刘胡兰、罗教盛、欧阳海和雷锋为榜样，至今还保留着青少年时期读过的那些英雄书籍。我会按照对一个积极分子所要求的行为标准去做，我以做人行事的最高标准约束着自己。但我不是宗教式地对那套时兴的价值观全盘照章办事，我虽然对理想激情勃发，却无法忍受普通积极分子身上带有的那种人类弱点。当我确信有人违背了正义的价值观时，我会在更高的信念支配下，无所顾忌地进行批评，那怕是对权威者也一样无情。

这样的性格铸就了我的血性，遇强不弱，遇弱不凌。

面对疯狂流行的血统论，我异常愤怒。出身和成份完全不能等同，但那些貌似公允的人常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会这样讲：“一我们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 

这样的解释是甚么意思呢？恩格斯本人是资本家，但他背叛了本阶级，成了共产主义的第一代公民，成了工人阶级杰出的领袖。巴黎公社中也有一些本人是资产阶级份子的委员，但他们是工人阶级公社的代表。中国革命时期也有这样的例证。毛朱刘周，难道都出身在无产阶级的家庭之中？我们能不能因为他们成份不好而抹煞他们的历史功绩呢？不能。李鼎铭是地主份子，但他向边区政府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毛泽东为什么赞扬说：“不管甚么人……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组织上提出了“要重在政治表现”，这就叫作“不唯成份论”吗？所谓出身好的“红五类”子弟，也使用于这个公式吗？对他们难道就不要“重在表现”？

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毛泽东在1957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为什么在他指挥下的文化大革命却首先抛出了个令人至今愤怒不已的血统论呢？ 　　

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不见得就是同一个阶级的成员，这一点连阶级敌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例如，运动期间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上写道：一个反革命富农分子，因为三个儿子检举了他，夜间持凶器砍死、砍伤了他们。又据一份传单说：市内某公社工厂书记——一个蜕化的变质分子，临自杀前，亲手溺毙了自己的孩子。他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也不会为自己报仇的。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文革期间，有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

甲（是个学生）：“你甚么出身？”

乙：“你呢？”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

乙：“那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如果有谁想反对血统论，那么有些人就会引用最高指示的话反驳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地主、资本家，他们长期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因此，他们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这也就是 “有成份论”的根据。甚至对他们的子女，也是这样看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荒唐。

与共和国同龄长大的青年学生，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上一直公开地说：今天的社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事实上，在这所学校里，青年人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但这时的组织，仍对他们还强调“成份”，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我们必须要划清出身和成份这二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那么又是谁抹煞了这两条界限，虽然样子很“左”，但实际上就是抹煞了阶级界限。

中国古代有一则寓言。说千里马常有，但认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形、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

当时掌控中国组织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着眼于出身啦，社会关系啦，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踏了千里马，就连普通马也全都变成了“狗崽子”。 　　

回想这段历史，正有点令人齿寒。中国的积极分子在血统论的影响下分化了。

那些鼓吹血统论的红二代，怎么也没有料到：“文革”运动的发展开始迅速波及老干部，早期对出身有天然优越感的“老红卫兵”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了。  

1967年初，一部分“顺从的积极分子”突然变成了“反叛的积极分子”，成立了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的成员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唯一的条件，他们公开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

当“中央文革”发现这部分红卫兵已经成运动阻力时，“联动”及其“血统论”也开始受到了打压。

但“中央文革”是有分寸地反对血统论，是在通过打击老红卫兵，收买更多的人心，很多出身不好、长期受压抑的青年人，一下子开始活跃起来，对“中央文革”感恩戴德。这些积极分子又活跃了起来，从“压抑的积极分子”变成“顺从的积极分子”了。

这时，红卫兵不再是出身好的那些红二代的特权了，其范围已扩大到普通学生，都自称是红卫兵，也可称之为“新红卫兵”。当“联动”遭打压时，“新红卫兵”们也开始看到批判“血统论”的时机到了。

1967年初，北京四中的王建复和牟志京找到遇罗文，说他们看到贴在四中的《出身论》后深受感动，来商量怎么能扩大宣传。3个年轻人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几天之后，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和占3版篇幅的铅印《出身论》终于问世了。

当时中学生办报的人并不多，民办的报纸几乎没有。所以尽管《中学文革报》第一期只印了3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

历史似乎已经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已不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了。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买账。但是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血统论并没有就此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总有人会经此说事，“重在表现”只不过是翻版了的“新血统论”。在封建血统论的专制统治下，人无平等而言。

在一个没有平等的社会里，盲目地听从摆布，那么有时候，有理想也是一种罪过。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共和国同龄人中的那些红卫兵们，当年的许多理想都成了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