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述71
壬辰春节，我去了海南，第一站就是直奔海瑞墓地和海瑞故里，我想了却自己的心愿：我手举着原版的《海瑞罢官》和《海瑞上疏》，对着海瑞的墓穴，默默地祈祷：海瑞精神不死！
早在孩提时代，我就十分敬仰海瑞。青少年成长的历程中所共有的权威信仰和情感需求，与其说是来自父母的影响，还不如说是在学校里政治化的结果。在上世纪60年代里，我们这些孩子谁对毛泽东思想最信奉，谁就会被官方称作积极分子。与那些较少献身，也较少政治上成功的同学相比，积极分子的发展进步也会在更高的程度上逐步形成权威人格。
当然，学校并没有将强烈地疯狂地意识形态强加给我们这些年少的孩子们，学校教育只是鼓励我们听毛泽东的话，做毛泽东的好孩子，要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和标准去规范自己的纪律行为和道德准则。
我自小就敬仰海瑞和包公，没有谁强迫我这么做。我会做脸谱面具，还会制作刀、枪等木玩具，于是我总会将自己打扮成海瑞和包公模样，冲冲杀杀。清官的献身行为，也构成了我的权威性格。
在那个年代里，个人献身行为成了竞争的内容，对于政治正统的夸大其词被告灌输到我们这些孩子的心中了，而对于被排斥对象的强烈歧视也会受到社会的鼓励。
在我的中学时代，“权威人格”已经为我们这些毛泽东的孩子们的社会性格，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这种性格，在文化大革命中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
记得，学校曾组织我们观看了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当然是为了批判，但我们却懵然不懂。只是对海瑞的批判才引起了我内心的震荡。海瑞是人人敬仰的清官，他又有什么错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逐步了解到自己是那么地单纯的可爱。
中央决定停止高考后，我们这些中学生一下子显得无所事事了，基本上都开始闲居家中了。我就到书摊上去借阅些图书看，其中包括开始阅读《中国通史》，也第一次看到了“周谷城”这个名字。
周谷城是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在1921年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英语部，但离北京高师毕业还差半年，便回到湖南长沙，在第一师范执教英语和论理课了。当时，毛泽东正在一师附小任主事。一见之下，引为知己。在那段令周谷城终身难忘的日子里，通常是，晚饭之后，毛泽东去到周谷城处，说古论今，作竟夜长谈。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不少共产主义小丛书的周谷城，和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之间，自有说不完的话题。
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 年底，何叔衡出任船山学社社长。周谷城应毛泽东之邀，做过自修大学和船山学社的教师，教心理学。与此同时，周谷城又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开始了长达一生的笔耕生涯。1923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译作《实用主义论理学》。第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构建自己学术思想体系的《生活系统》一书。在这本兼融心理学与哲学于一体的著作中，他认为知、情、意三者前后承续，首先是物我浑然一体，而后是物我分立，进而是信仰生活。
据说周谷城与当时在该校任国文教员的毛泽东建立了友谊。大革命时期，他受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参加农民运动，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秘书。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到上海以卖文和翻译作为谋生手段。发表过多篇讨论中国农村和改造中国教育方面的论文。此后至民国30年，周谷城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其间撰写了《中国通史》上下两册，书中首次提出并运用“历史完形论”的理论，意在指出历史事件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
自1942年秋起，周谷城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曾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后为该校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49年，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出版，该书采取诸区并立、同时叙述，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的世界史框框，曾多次再版。由此周谷城成为当代史学家中仅有的两部通史的著者。周谷城强调“历史完形论”，着意阐明各个历史事件组成为整体历史过程的必要性，提出了见解独特的中国历史分期法；讲授《世界通史》时，主张着眼全局、统一整体，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主张微观与宏观结合，对比中外，对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看法。
谁也没想到，在上世纪60年代初，周谷城陷入了一场“斗争哲学”的重围。那就是围绕周谷城美学思想展开的大论战。1961年至1962年间，周谷城先后发表了三篇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报》上的《史学与美学》，《文汇报》上的《礼乐新解》，还有《新建设》上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以后针对他的美学思想展开的论战中，他又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
当时的中国大地，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的反修防修。阶级斗争的弦正越绷越紧。而周谷城在自己的那些文章中，厚积薄发，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在“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正确认识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尤其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周谷城表述了一个主要观点，即“时代精神汇合论”。
他是这样诠释的：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是截然不同。
这就是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的解释，自然又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被围追堵截的又一焦点，一时间，“商榷”文章蜂起。关于时代精神的讨论，从1963年至1964年，前后延续了两年。各方来稿踊跃。仅《光明日报》一家，在1964年夏、秋之际三个月里，讨论的稿件就有近三百篇，其中批评周谷城观点的占大多数，赞成他观点的仅三十余篇。在这段时间里，“金棍子”姚文元为显示其革命的彻底性，与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多次交锋。
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经中共中央指定，成员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由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这场“时代精神汇合论”的讨论。他看过周谷城、姚文元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战文章及其他有关文章。而对于金为民、李云初的《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一文，他还在发表以前看过报社排印的清样。7月6日 他看完这篇文章清样后，立即让中宣部把这篇文章和姚文元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付印出版，并亲自写了一段按语作为序言：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批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批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从今天的眼光看，毛泽东的这段序言并不显得咄咄逼人，但对这场讨论的态度，对辩论双方观点的态度，对老朋友周谷城的态度，意思全在里面了。
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展到对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全面的“揭盖子”，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吴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把这场批判运动推向高潮。
“提纲”认为，当前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争边学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这个“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限制，要求“坚持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要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还提出“报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等问题。
根据这个提纲的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3月28日 至30日，他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撰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来临。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北京的红卫兵走向了上海街头，到处是穿着军装，带着“红卫兵臂章的北京学生。他们到处抓人打人，剪行人的小裤脚管，甚至剪掉年轻行人的长发，说是破四旧，立四新。
令我特别惊讶的是：在淮海路上出现了焚烧国家主席刘少奇画像的情景。
上海开始议论纷纷了：刘少奇是大坏蛋，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想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这一代年轻学生开始迷惘了，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常会站在街头，听那些北京红卫兵演讲。
中国开始剧变，所有的民众不再拥有属于自己的个性了，社会政治化达到了空前绝后，一切听从毛泽东的指挥。街头大标语出现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海瑞不再是人们敬仰的清官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统被赶出了历史舞台。
来自北京的传单出现在上海街头了。“三家村”被告打倒了，周谷城被批判了。
不久，《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又点名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说杨献珍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杨献珍原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本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他对“大跃进”直言不讳的批评和在哲学问题上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因而被作为“综合经济基础论”、“合二而一论”等的“炮制者”，在所谓建国以来三次哲学大论战中都受到了严厉批判。
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一直把“一分为二”作为他们制定目前的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根据。把“一分为二”的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理由，说明它目前在中苏意识形态争端中采取的立场是不调和的，目前人民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日益加剧。杨献珍对正统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修正主义者”不加区别，他的观点将“使革命者不知所措和瓦解革命队伍”——这等于是一种叛逆之罪，意味着直接帮助现代修正主义宣传阶级和平和矛盾调和论。
不久，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大小字报涌上了街头，而矛盾已经直指当时的国家主席了。
之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用阶级调和思想毒害青少年的小说》一文，《文艺报》发表了《“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对小说《三家巷》、《苦斗》进行了批判。一大批中国作家们已预示着自己日后的悲剧命运来临了。
回忆那时的舞台，唯有中央歌剧舞剧团创作的大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开始风行演出了。
这就是我中学时代的一段记忆，其实既有印象，却又十分模糊。只是从一些解禁了的资料中才能读出一个轮廓来。作为对文革争斗后果的感情破灭，如今的当代同龄人中已出现了非政治社会化现象，对以前的权威号召和理想信仰开始怀疑，对权威社会角色的顺从也随之消失了。更多的人正在变得麻木起来，不再如痴如狂地突显自己的权威人格，祈祷的只是平平安安地了结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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