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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6日星期四

我们不怕鬼


我的自述68 





在上个世纪,我们这一代人都不信鬼,也不怕鬼。因为我们都崇拜毛泽东,毛泽东说过,他“不怕鬼”,也激励全党“不怕鬼”。他在195956写道:“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客观存在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因此我们不要怕鬼,要和鬼斗争。
其实,我自小就生活在一个不怕鬼的家庭里。母亲从不祭拜鬼神,尽管她特别喜欢看聊斋故事,但仍会说那是编出来的故事。如果真有鬼,为什么鬼就不将天下的恶人都吃了?神仙如果也是真的存在,神仙为什么就不保佑穷人呢?世界上没有可信的鬼神,要相信自己,只有自己才是靠得住的。
母亲还教导我要“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要让别人认可你,你就得有本事,有能力,起码要会自己养活自己。没钱,鬼是不会帮你推磨的;没用,神仙是不会替你撑腰的。
在上中学时,要路过一个大院子,那个大院子里的大房子底层似乎是个地下储藏室,只有几个积满灰尘的小窗口。有同学告诉我,那里有鬼。
我不信。我就和几个同学到实地去捉鬼。
我作透过那些小窗往里瞧,还真有鬼影,黑乎乎的鬼影正站立在那里呢。
我设法找到了一扇小门,扯开了旧锁,带着几个胆大的同学,走进了那间地下储藏室。我看清了那些鬼影,原来是几个旧木偶。我就顺手偷了两个,带回了家。
我将这些小木偶带回家中,抹去了厚厚的灰尘,才发现是木雕的神像。原来是破除迷信运动时,被人丢弃在那里的。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路过弄堂转弯处,被眼前的景色吓了一跳。那天,因为自己贪玩,回家时已经天黑了。只见远远的一个白影在眼前直晃动,难道真的是有鬼出现了?
我不信鬼,但也有三分心怵。于是我就唱起歌壮胆,来到转弯处,赶紧折身就跑。气喘喘地回了家。
这一夜,我没睡好,至今也没忘记那情形。
但我仍然不信鬼,第二天上学时,我重新起到弄堂辆弯处,大着胆子朝昨夜见鬼的地方瞥了一眼。嗬,原来是谁家的一件雨衣挂在弄底的楼梯栏杆上。雨衣被风吹动,当然会晃起来,再加上是晚上,自然显得象鬼模样了。
我不怕鬼,但鬼子真的来了。
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最喜欢听打日本鬼子的故事,后来也爱听打美国鬼子的故事。心想,那天我也能打鬼子就好了。
上中学的时候,参加打鬼子的机会终于来了。
记得是在那年春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那是196485,美国借口军舰在北部湾越南沿海遭到北越海军攻击,即所谓的“北部湾事件”,便发动了侵略战争。美国军用飞机侵入了中国海南岛地区和云南、广西上空,投掷炸弹和发射导弹,打死打伤中国船员和解放军战士,威胁中国安全。
19654月,越南劳动党请求中国支援。毛泽东主席决定向越南提供全面无私的援助。
44《人民日报》在第5版的一则报道说:“朝鲜人民热烈要求抗美援越”,首次使用了“抗美援越”一词;此后,467日又在第4版接连报道说:“亚洲人民掀起志愿抗美援越浪潮”,“朝鲜、印度尼西亚人民踊跃要求志愿抗美援越”。但在412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说:“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不过,51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援越抗美而斗争》中首次提出了“援越抗美”口号。
随后,学校立即组织全体师生参加了“援越抗美大游行”活动。我们排着队,出了校门后,就沿着思南路北行到复兴路,再折转到雁荡路、南昌路,返回学校。全体师生一路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援越抗美”口号。
    那天,我们特别兴奋。我第一次参加了政治大游行,仿佛成了一名英雄。我为打倒洋鬼子而呐喊,我成了革命队伍中的勇敢者了。
也是从那以后,我开始关心国际政治和国家大事了。
我渐渐知道,中国和越南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十月革命后,中越两国人民和革命者建立了浓厚的战斗友谊和团结。19255月,胡志明在广州创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301月,越共在香港正式成立,并随即在中越边境地区领导了革命运动,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在以后的中国抗日战争中,越南党和人民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极少量越南革命者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19452月,越南共和国宣告成立。923,法国殖民地主义者对越南南方发动侵略战争。194612月,进而发动了对越南的全面武装进攻。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领导越南人民进行了抗法斗争。中国解放战争中,越南北方的中越边境附近地区成立的粤桂纵队和滇桂纵队等边境武装力量活动,受到越南党中央和越南边境人民的热情支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越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有了进一步发展。胡志明主席曾热情赞扬越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
新中国一诞生,就把支持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作为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1950年初,越南的抗法战争正处在困难之际,胡志明主席到北京同我国党政府领导人交换意见,毛泽东主席决定向越南提供全面无私的援助。
19654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等,受胡志明主席委托,率党政军代表团访问中国,要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黎笋说,“我们想请一些志愿军飞行人员、志愿军的战士……其他方面的必需人员,包括公路、桥梁方面的人员都在内。”中国党和政府满足了越方的要求。在48举行的中越两党会谈中,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国方面明确表示:援助越南进行抗美斗争,“这是我们中国应尽的义务,中国党应尽的义务”;“我们的方针就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哪一部分去。”这次会谈,中越双方签订了向越南派出中国支援部队的有关协议。
当时的报刊上经常刊登一些国际漫画。我负责学校的黑板报,又特别喜欢画漫画,于是我就会将那些“援越抗美”的国际漫画临摹到黑板报上。有时也会创作些钟馗痛打美国鬼子的漫画。
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不怕鬼”,几乎成了年轻学子的人生格言。
在对待生死问题上,我们不怕鬼;在国际斗争的大舞台上,我们也不怕鬼。但是鬼现象却在中国的政治社会上出现了。不知从何起,内鬼的出现成了中国政治社会上最大的困扰。
  1965年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对文化战线上开展的错误批判提出批评。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并指出要赶快刹车。但是他的意见未能生效。
4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齐燕铭、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这是文艺界开展错误的批判和整风的结果。
  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对政治形势看得更加严重了。他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事实上,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考虑由来已久。
在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警惕。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袭击。
1956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那时毛泽东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惧”的是除了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混乱外,也怕身后有人否定自己。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进而两国关系恶化,加重了毛泽东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胡乔木曾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非常深。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如何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和在世时识别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考虑成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
早在195911月,在杭州的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印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三篇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讲话。杜勒斯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毛泽东认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有一定基础。
196213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认为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在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196359,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说,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避免修正主义的确实保证。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杭州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714,《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其中有毛泽东的一段话,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强调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查和甄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这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1964年,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时,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以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不逢五不逢十,中国却派出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本意是希望和苏联重新搞好关系。正式会谈前,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了回去,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马上质问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随后在两党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又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道歉。   
这个偶然性的事件无疑更加重了毛泽东的担心。
19646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1965114,毛泽东在同地方一些省区负责人的谈话中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19658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1010,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
19666月,毛泽东在同一位外宾谈话中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当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一切牛鬼蛇神”的新名词后,其助手、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心领神会,口授《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61发布全国。
我记得,自己曾到新华书店买了那天的“活页文献”,对这篇社论看了又看。那时我才是一个初中学生,相信自己的眼光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无所事事的成年人,甚至位居高位的某些庸官。我有一种感觉,中国要出大事了。
不久,上海街头就出现了扫四旧运动,大规模清洗的号角就此吹响,比以往历次运动更杀气腾腾的风暴在中国地平线上升腾了。
我们不怕鬼!
我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样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整个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鬼运动。
20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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