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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26日星期四

漫談春節(小议新春年画发展简史)

 


小议新春年画发展简史

——春节民俗溯源之四十一

 

年画,顾名思义,就是过年(春节)时张贴的画。旧时候,每当春节来临,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把房院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堂房、卧室、窗旁,门上以及灶前,院内的神龛上,贴上焕然一新的年画,既用以创造喜气洋洋的新年气氛,又藉以祈求上天赐给幸福,消除灾祸与不幸。

 

过春节前夕,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喜气洋洋的男女老少,将对联、窗花和各式各样的年画,一齐张贴,红红绿绿,美不睱接,春色喜人,各家各户馨新洁净,焕然一新。每逢春节,人们都喜欢买些鲜艳悦目的年画,贴在门上或室内,增添新春佳节的祥和气氛。

春节贴年画,在我国由来已久。年画,古称“门神画”,其最早的名称叫“门画”。

 

现在,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年画是南宋的《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一般叫它《四美图》,画的是王昭君、班姬、绿珠、赵飞燕四大美人。

 

古书里记载,传说很久以前,有名叫神茶、郁垒的两个兄弟,专门监督百鬼,发现有害的鬼就捆绑起来去喂老虎。于是黄帝就在门户上画神茶、郁垒的像用以防鬼。据《风俗通义》记述,在先秦两汉年节宗教信仰有祀门之习俗,故神荼、郁垒成为我国最早的司门之神。这个神话就是后来“门神”画产生的缘由。

 

晋代的《荆楚岁时记》记载:“贴画猫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与此相关的还有神荼、郁垒缚鬼的传说。到了唐代,门神普遍传为秦叔宝、尉迟敬德的形象。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刻版艺术的发展,年画艺术也越来越繁荣起来。

 

东汉蔡伦发明了纸,唐以前多为手绘门神。门神的角色亦不是传说的形象,而出现了真实的人物。人们对门神的普遍说法是:门神中的白脸将军为齐州历城籍(今山东济南市)秦叔宝,黑脸将军为朔州善阳籍(今山西朔县)胡敬德。《李世民列传》记载:唐太宗时,李世民因噩梦致病,每逢深夜就听见鬼叫,吓得心中不宁,寝食不安。有位大臣进言:“派大将守门,必能驱鬼。”大将秦叔宝、尉迟敬德自告奋勇全副披挂,一人持剑,一人持鞭,站立宫门两边,彻夜守护,太宗的病果然痊愈了。太宗大喜,但想将军守门不是长久之策,随命画工把两位将军的威武形象绘在宫门上,后人仿效画于纸上或木板刻印而盛行于世。由于秦、尉迟二人皆为将军,故唐时的门神多以威武将军出现,加之民间画工在唐史演义的基础上,对他们二人形象进行艺术加工,所以逐渐演变其为年画“门神”。

 

隋代后期,随着木刻书籍的产生,木版年画亦应运而生了。从绘画上讲,梁朝刘琰的《少年行乐图》可称之为年画之先声。到了唐五代,画目繁多,有韩滉的《丰稔图》、周昉的《游春仕女图》、《扑蝶图》、李嵩的《观灯图》、易庆之的《元宵图》、徐熙的《牡丹图》、苏汉臣的《婴儿对浴图》等。尤其是《婴儿对浴图》,画上画的婴儿赤身系红兜肚,戏舞花侧,着色鲜明,栩栩如生。这证明,唐代的年画在构图和用色上,均达到了相当水平。

据说唐代皇帝曾命吴道子画钟馗像,并摹刻出来分赏给大臣贴挂以辟鬼。

 

宋代出现雕版技术后,为木版年画提供了技术制作条件,促使年画不断发展。随着年画的广泛流传,其内容和功能也不断丰富。到宋代,木刻取代了画像。我国最早的雕版年画,见于南宋时期印的木版年画,画面有赵飞燕、王昭君、班姬、绿珠等美女图,关张赵马黄五虎图。

 

元代年画中有寿星图、八仙图、松鹤延年等,而且有出售交易市场。

 

明代,由于朱元璋的提倡,这种习俗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清代,由于戏曲杂剧、绣像小说及使用插图等木刻画的兴起,并在绘制技术和雕刻技术上都有很大的发展,使木刻年画进入了颠峰时期。特别是清雍正、乾隆年间,年画更为繁盛,产地遍及全国,并涌现出一大批专门从事木刻年画的专业画工和雕刻家。到清代,年画发展到高峰。从最初被作为辟邪驱鬼的符录,渐渐地又增加了吉祥如意、多子多寿、娃娃仕女一类的题材,从而也具有了表达在新一年中美好意愿,以及美化环境的功能。同时,年画也出现了表达农民自己现实生活以及民间传说、故事的内容,使年画具有了丰富文化生活,传播知识的作用。

 

我国古代虽说早已有了年画题材的作品,但却没有“年画”这一名词。门神、灶君是最早的年画形式,其滥觞于远古,定型于汉。除此之外,南北朝顾景秀的《小儿戏鹅图》、毛惠秀的《村墟图》;隋朝董伯仁的《弘农田家图》;唐朝范长寿的《风俗图》、《醉道士图》等画,虽题材近似于年画,但作品均出自名家之笔,非新年时民间糊壁之作。宋朝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记有:“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贴子”。明代刘若愚著《酌中志》里说:“冬至后室内多挂《绵羊引子》画贴,司礼监刷印《九九消寒图》”。上述所言,从形式到内容都已是年画了,但仍未见“年画”一词的出现。

 

鲁迅先生在其散文集《朝花夕拾》之《狗·猫·鼠》一文中,回忆他童年时代的生活景象时说:“我的床前就贴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这里所说的“花纸”便是指年画了。关于年画的不同叫法在民间还有许多,北宋的纸画、明代的画贴、清初北京的卫画(因北京的年画多出自天津卫的杨柳青,故名)、杭州的欢乐图、四川绵竹的斗方等都指的是年画。清道光三十年,学者李光庭撰《乡言解颐》,其中“新年十事”一节中,提及年画一事。言:“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身。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年画”一词含义,由此而起。戊戌变法前后,各地曾出现过以提倡新政、增广见闻为能事的“改良年画”,当时的《京话日报》主编彭羿仲对此般图文并茂、喜闻乐见的社会辅助教育方式,曾撰文称赞。后来,直隶巡按使公署教育司出版了《破除迷信》、《谎言无益》等印刷品,画面上印有“改良年画”字样。从此,“年画”这一画种名词遂被沿袭了下来。

 

辛亥革命前后,年画不仅没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遭受冷遇,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战乱的影响。此期间以上海的老月份牌为代表的石印年画走俏大江南北,形成了一道独特的“老月份牌”风,一大批月份牌名家脱颖而出,如谢之光、周慕桥、金梅生、杭樨英、胡伯翔、徐泳青、郑曼陀、叶浅予等。

 

抗战时期,解放区出了不少年画佳作,主要以抗日和劳苦大众为题材,如参军图、新年劳军、兄妹开荒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年画艺术发展迅速。无论是造型布局,还是寄情寓意,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创作了不少宣传新道德、新思想、新生活的优秀作品。

民间年画基本上属于农民自己的艺术。画中形象质朴、自然、简练单纯,比较直白地表达农民朴实的主观愿望。很多画面都有情节性、装饰性、趣味性,色彩鲜艳强烈。这样的表现方法既适合于广大农民、市民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也便于木板印刷制作。民间年画是先画出底稿,再复刻在木板上印刷而成,或印出轮廓线,再用笔填色。在现代印刷技术产生之前,这是大批量生产图画的唯一方法。

 

民间木版年画的体裁有很多,也很讲究。门神是贴在院门上的,根据门神的种类,又细分为贴在大门、二门、后门或闺房门上的区别。神像有灶王神、天地神、仓房财神,甚至贴在牛棚马圈上的车马神。“中堂”贴在客厅,“月光”贴于窗旁,斗方则贴在箱柜或升、斗上,真是各有规矩。总之,过年时,屋里屋外,院内院外,各个角落都贴得红红火火,花花绿绿,既用以表达了主人的心愿,又布置烘托了节日气氛。

 

随着时代的推移,旧年画中一些迷信落后的观念渐渐被淘汰。年画只是作为一种非常通俗而普及的艺术形式保留下来。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年画艺术家创造了新的年画形式,并用以表现现实生活。至五十、六十年代新年画一直兴旺发达。它已经改用新的印制技术,印数和发行量极大。可以说,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画种出版数量能达到年画的出版量。年画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画种。

 

一千多年来,民间艺人积年累代,父传子承,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创作了一批又一批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独特韵味的木版年画,并逐步形成了江苏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淮坊杨家埠、陕西凤翔、河南开封朱仙镇、湖南邵阳滩头、四川绵竹、广东佛山、福建漳州、山西临汾、河北武强、云南大理等等名满天下的木版年画。这些地区年画在清雍正、乾隆年间具有相当规模,其作品大多以简练的线条、鲜艳的色彩,并融入改革开放新题材,注重情节、情趣和造型的表现,人物生动可爱,富有活力,使作品别有新意,颇具观赏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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