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春節（小议新春年画发展简史）

 

小议新春年画发展简史

——春节民俗溯源之四十一

 

年画，顾名思义，就是过年(春节)时张贴的画。旧时候，每当春节来临，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把房院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堂房、卧室、窗旁，门上以及灶前，院内的神龛上，贴上焕然一新的年画，既用以创造喜气洋洋的新年气氛，又藉以祈求上天赐给幸福，消除灾祸与不幸。

 

过春节前夕,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喜气洋洋的男女老少，将对联、窗花和各式各样的年画，一齐张贴，红红绿绿，美不睱接，春色喜人，各家各户馨新洁净，焕然一新。每逢春节，人们都喜欢买些鲜艳悦目的年画，贴在门上或室内，增添新春佳节的祥和气氛。

春节贴年画，在我国由来已久。年画，古称“门神画”，其最早的名称叫“门画”。

 

现在，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年画是南宋的《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一般叫它《四美图》，画的是王昭君、班姬、绿珠、赵飞燕四大美人。

 

古书里记载，传说很久以前，有名叫神茶、郁垒的两个兄弟，专门监督百鬼，发现有害的鬼就捆绑起来去喂老虎。于是黄帝就在门户上画神茶、郁垒的像用以防鬼。据《风俗通义》记述，在先秦两汉年节宗教信仰有祀门之习俗，故神荼、郁垒成为我国最早的司门之神。这个神话就是后来“门神”画产生的缘由。

 

晋代的《荆楚岁时记》记载：“贴画猫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与此相关的还有神荼、郁垒缚鬼的传说。到了唐代，门神普遍传为秦叔宝、尉迟敬德的形象。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刻版艺术的发展，年画艺术也越来越繁荣起来。

 

东汉蔡伦发明了纸，唐以前多为手绘门神。门神的角色亦不是传说的形象，而出现了真实的人物。人们对门神的普遍说法是：门神中的白脸将军为齐州历城籍（今山东济南市）秦叔宝，黑脸将军为朔州善阳籍（今山西朔县）胡敬德。《李世民列传》记载：唐太宗时，李世民因噩梦致病，每逢深夜就听见鬼叫，吓得心中不宁，寝食不安。有位大臣进言：“派大将守门，必能驱鬼。”大将秦叔宝、尉迟敬德自告奋勇全副披挂，一人持剑，一人持鞭，站立宫门两边，彻夜守护，太宗的病果然痊愈了。太宗大喜，但想将军守门不是长久之策，随命画工把两位将军的威武形象绘在宫门上，后人仿效画于纸上或木板刻印而盛行于世。由于秦、尉迟二人皆为将军，故唐时的门神多以威武将军出现，加之民间画工在唐史演义的基础上，对他们二人形象进行艺术加工，所以逐渐演变其为年画“门神”。

 

隋代后期，随着木刻书籍的产生，木版年画亦应运而生了。从绘画上讲，梁朝刘琰的《少年行乐图》可称之为年画之先声。到了唐五代，画目繁多，有韩滉的《丰稔图》、周昉的《游春仕女图》、《扑蝶图》、李嵩的《观灯图》、易庆之的《元宵图》、徐熙的《牡丹图》、苏汉臣的《婴儿对浴图》等。尤其是《婴儿对浴图》，画上画的婴儿赤身系红兜肚，戏舞花侧，着色鲜明，栩栩如生。这证明，唐代的年画在构图和用色上，均达到了相当水平。

据说唐代皇帝曾命吴道子画钟馗像，并摹刻出来分赏给大臣贴挂以辟鬼。

 

宋代出现雕版技术后，为木版年画提供了技术制作条件，促使年画不断发展。随着年画的广泛流传，其内容和功能也不断丰富。到宋代，木刻取代了画像。我国最早的雕版年画，见于南宋时期印的木版年画，画面有赵飞燕、王昭君、班姬、绿珠等美女图，关张赵马黄五虎图。

 

元代年画中有寿星图、八仙图、松鹤延年等，而且有出售交易市场。

 

明代，由于朱元璋的提倡，这种习俗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清代，由于戏曲杂剧、绣像小说及使用插图等木刻画的兴起，并在绘制技术和雕刻技术上都有很大的发展，使木刻年画进入了颠峰时期。特别是清雍正、乾隆年间，年画更为繁盛，产地遍及全国，并涌现出一大批专门从事木刻年画的专业画工和雕刻家。到清代，年画发展到高峰。从最初被作为辟邪驱鬼的符录，渐渐地又增加了吉祥如意、多子多寿、娃娃仕女一类的题材，从而也具有了表达在新一年中美好意愿，以及美化环境的功能。同时，年画也出现了表达农民自己现实生活以及民间传说、故事的内容，使年画具有了丰富文化生活，传播知识的作用。

 

我国古代虽说早已有了年画题材的作品，但却没有“年画”这一名词。门神、灶君是最早的年画形式，其滥觞于远古，定型于汉。除此之外，南北朝顾景秀的《小儿戏鹅图》、毛惠秀的《村墟图》；隋朝董伯仁的《弘农田家图》；唐朝范长寿的《风俗图》、《醉道士图》等画，虽题材近似于年画，但作品均出自名家之笔，非新年时民间糊壁之作。宋朝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记有：“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贴子”。明代刘若愚著《酌中志》里说：“冬至后室内多挂《绵羊引子》画贴，司礼监刷印《九九消寒图》”。上述所言，从形式到内容都已是年画了，但仍未见“年画”一词的出现。

 

鲁迅先生在其散文集《朝花夕拾》之《狗·猫·鼠》一文中，回忆他童年时代的生活景象时说：“我的床前就贴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这里所说的“花纸”便是指年画了。关于年画的不同叫法在民间还有许多，北宋的纸画、明代的画贴、清初北京的卫画（因北京的年画多出自天津卫的杨柳青，故名）、杭州的欢乐图、四川绵竹的斗方等都指的是年画。清道光三十年，学者李光庭撰《乡言解颐》，其中“新年十事”一节中，提及年画一事。言：“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身。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年画”一词含义，由此而起。戊戌变法前后，各地曾出现过以提倡新政、增广见闻为能事的“改良年画”，当时的《京话日报》主编彭羿仲对此般图文并茂、喜闻乐见的社会辅助教育方式，曾撰文称赞。后来，直隶巡按使公署教育司出版了《破除迷信》、《谎言无益》等印刷品，画面上印有“改良年画”字样。从此，“年画”这一画种名词遂被沿袭了下来。

 

辛亥革命前后，年画不仅没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遭受冷遇，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战乱的影响。此期间以上海的老月份牌为代表的石印年画走俏大江南北，形成了一道独特的“老月份牌”风，一大批月份牌名家脱颖而出，如谢之光、周慕桥、金梅生、杭樨英、胡伯翔、徐泳青、郑曼陀、叶浅予等。

 

抗战时期，解放区出了不少年画佳作，主要以抗日和劳苦大众为题材，如参军图、新年劳军、兄妹开荒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年画艺术发展迅速。无论是造型布局，还是寄情寓意，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创作了不少宣传新道德、新思想、新生活的优秀作品。

民间年画基本上属于农民自己的艺术。画中形象质朴、自然、简练单纯，比较直白地表达农民朴实的主观愿望。很多画面都有情节性、装饰性、趣味性，色彩鲜艳强烈。这样的表现方法既适合于广大农民、市民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也便于木板印刷制作。民间年画是先画出底稿，再复刻在木板上印刷而成，或印出轮廓线，再用笔填色。在现代印刷技术产生之前，这是大批量生产图画的唯一方法。

 

民间木版年画的体裁有很多，也很讲究。门神是贴在院门上的，根据门神的种类，又细分为贴在大门、二门、后门或闺房门上的区别。神像有灶王神、天地神、仓房财神，甚至贴在牛棚马圈上的车马神。“中堂”贴在客厅，“月光”贴于窗旁，斗方则贴在箱柜或升、斗上，真是各有规矩。总之，过年时，屋里屋外，院内院外，各个角落都贴得红红火火，花花绿绿，既用以表达了主人的心愿，又布置烘托了节日气氛。

 

随着时代的推移，旧年画中一些迷信落后的观念渐渐被淘汰。年画只是作为一种非常通俗而普及的艺术形式保留下来。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年画艺术家创造了新的年画形式，并用以表现现实生活。至五十、六十年代新年画一直兴旺发达。它已经改用新的印制技术，印数和发行量极大。可以说，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画种出版数量能达到年画的出版量。年画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画种。

 

一千多年来，民间艺人积年累代，父传子承，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创作了一批又一批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独特韵味的木版年画，并逐步形成了江苏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淮坊杨家埠、陕西凤翔、河南开封朱仙镇、湖南邵阳滩头、四川绵竹、广东佛山、福建漳州、山西临汾、河北武强、云南大理等等名满天下的木版年画。这些地区年画在清雍正、乾隆年间具有相当规模，其作品大多以简练的线条、鲜艳的色彩，并融入改革开放新题材，注重情节、情趣和造型的表现，人物生动可爱，富有活力，使作品别有新意，颇具观赏和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