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中文网记者陈岩2020年9月30日：美国大选：特朗普还是拜登？摆在中国面前的“两个美国”
特朗普，还是拜登？这是个不仅摆在美国人面前的选择题，也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而中国尤其要面对。
大部分中国人的直觉是“肯定拜登好”，因为特朗普在贸易、华为、TikTok，以及疫情、香港、新疆等问题上，对中国极限施压，以至于舆论讨论从“冷战的可能”一再升温，已开始聚焦“热战的风险”。
另有一些精英人士则不以为然，抛出“修昔底德陷阱”一说预言，既有霸主面对新兴强权的挑战将败下阵来，因此中美对抗是系统性和历史性的，与谁是总统没有必然联系。特朗普或者拜登，对中国来说，殊途同归。
BBC中文采访多位专家，解析特朗普或者拜登当选究竟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为中文读者提供观察美国大选的深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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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存在吗？
之所以有“谁当选都一样”的观点，因为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都没把中国当朋友。
“在美国国会，两党争斗已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在中国问题上，共和、民主两党却同仇敌忾。”关注中美关系的智库网站"中美印象"主编刘亚伟向BBC中文表示，最近国会出台一系列涉台、涉疆、涉港法案几乎都全票通过，很能体现这种情况。
经济学人智库（EIU）全球贸易首席分析师马志昂（Nick Marro）认为，当下美国，“对抗中国”是一个坚定的跨党派议题，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罕见地统一，这样跨党派议题如果不是“唯一”，也是“极少”。
两位专家都用了“唯一”一词，凸显出两党候选人对中国共同的负面姿态。激烈党争下，所有议题都是战场，仅仅在面对太平洋对岸中国的崛起时，才能携手对外。媒体借用一个经济界词汇来形容这种吊诡情形——“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如果存在，那么早在特朗普上台前就已见端倪。曾任特朗普外部顾问的前美国国防官员费尔斯伯里（Michael Pillsbury）表示，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两年里，就制定了新的中国战略。而且对北京的立场比特朗普上任之初更为强硬。“很多人认为，这（对抗中国）是特朗普的发明，其实不然。”
彼时奥巴马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资源逐步转向亚洲，高调提出“亚太再平衡”；经济上则团结12个国家签订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孤立中国。
那两年间，拜登作为时任副总统八次会晤习近平，《纽约时报》援引拜登的对习近平的评语——“此人会让我们有得忙了”。1979年来构建起的中美关系，那时或已悄然转向。
在任的最后两年，拜登作为时任副总统八次会晤习近平。
剥开共识全是分歧
然而，“华盛顿共识”真的存在吗？
“我们当中许多人认为，以更强硬的方式对待中国的'华盛顿共识'是不存在。”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口中的“我们”是指一百多位在美国熟知中国和亚洲事务的人士，这些人去年共同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
刘亚伟是签署者中极少数几位华人之一。他指出，两党对待中国的方式不尽相同——民主党人更愿意分清反中不是反华人，而共和党人则对“中国病毒”“功夫病毒”这样充满种族歧视的语言熟视无睹；民主党若执政，会“团结”更多盟国一起挤压中国，而不是“单挑”，经济上改变单靠加征关税迫使中国改革经贸结构的方式，而在气候变化甚至公共卫生问题上则会与中国合作。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钊认为，美国两党的共识停留在“与中国是'竞争关系'”，而不是“遏制中国”。他将美国对华的政治谱系划分为三派：
“惩罚派”——以最强力手段全方位惩罚中国在贸易、南海、人权、新冠疫情等方面对美国利益造成的损失。
“脱钩派”——谋求在技术、医疗、金融、安全领域与中国脱钩，缩减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重新确定美国在相关领域的领导地位。
“拯救派”——从务实的角度，他们承认中国依然是美国商品的重要出口市场，是国际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虽然两国分歧明显，但不妨碍在某些领域有合作。虽然中美关系已经无法回到特朗普之前，但并非只有冲突一条选项。
马钊表示，目前“惩罚派”声音最响，“拯救派”最容易被忽视，三派都将中国定位成“战略竞争者”或“战略对手”，但是对竞争的方式和结果，尚未达成一致。
为什么得票最多者不一定当选美国总统？
剥去“对抗中国”的一层共识，深挖下去，展露出更多的两党分歧，甚至连哪个国家是美国首要对手这个问题上上都不见得一样。
民调机构盖洛普刚刚发布一项调查揭示，民众眼中谁是美国“最大敌人”。受访共和党人中，31%认为是中国，仅9%认为是俄罗斯；民主党人中则完全反转，12%认为是中国，高达43%认为是俄罗斯。
换言之，拜登的选民看来，中国是美国的敌人，不过俄罗斯是更大的敌人。盖洛普的报告据此分析，为了吸引各自选民，只要特朗普越多提及中国，拜登就有动力越多提及俄罗斯，以此塑造各自表述中的“美国利益威胁者”。
另一个有趣的佐证是，上个月美国国家反间谍和安全中心（NCSC）主任威廉·埃瓦尼纳（William Evanina）发表声明说，中国和俄罗斯等国都在使用手段影响美国大选。而两个国家所谓的“选举偏好”恰好背道而驰——中国认为特朗普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希望他无法连任；俄罗斯认为拜登是“反俄'建制派'”，因而“诋毁”拜登，抬高特朗普。
不过刘亚伟反驳认为，特朗普竞选团队指责中国希望拜登当选毫无根据，中国还在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使美国农民和企业获利，而这些人是特朗普的拥护者，若中国真的要支持拜登，完全可以放弃执行协议。
为什么得票最多者不一定当选美国总统？
特朗普和拜登，除了都年届古稀，都是白人男性以外，几乎没用共同点。那两个人有何不同？
马钊给出一个中文读者熟悉的比喻，“拜登老谋深算，与他博弈就像传统武术套路比拼，有一定攻防手段与目标形式，成败在可预测和可控范围之内。特朗普则不可捉摸，与他竞技更像综合格斗搏击，无规则、难以控制轻重，后果有更多偶然性，风险更大。”
自由搏击没有禁忌，打起来双方都不好受。马钊梳理过去四年中美关系的坎坷，认为“中国应该觉得很疲劳与困惑，美国用组合拳、散打、打破现有共识的方式竞争，中国政府不了解美国的竞争意图，不明白美国的利益优选项、不清楚美国政策的底线，所以到目前为止完全放弃与特朗普政府沟通，以不变应万变。”
马志昂干脆把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总结为一个词——“飘忽不定”（erraticism），而“飘忽不定”的反面就是拜登的风格。“拜登上任后，一定程度上会将确定性重新注入国际环境，就此而言是个好事。”
刘亚伟也有类似的观察并认为：“特朗普是apprentice（学徒），还没'出师'，敢做敢为，不计后果；拜登从参议员到副总统，跟中国打了几十年交道，是veteran（老手），有点瞻前顾后。”
“但考虑到与中国交恶的后果，瞻前顾后并不是坏事。”刘亚伟补充道，可以想象拜登的外交团队会更专业化，更注重政策评估及跨部门协商，更多征求各利益集团反馈，反应在对华政策上，决策过程可能较长，不会突如其来，但政策持续时间也更长。
虽然行事风格不同，一个“飘忽不定”，另一个“瞻前顾后”，但马志昂认为“根本上拜登还会在相同的议题上向中国施压”，同时拜登会加强与美国盟友的联系，启动一项更加协同的计划针对中国，这可能会让中国感觉被围攻。如果特朗普连任，估计看不到任何形式的“反华同盟”，对于中国的全球战略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马钊有相似的分析，但得出不同的结论。他同样认为，拜登更倾向于“多边主义”，会沿着奥巴马制定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着力联合盟国与利益关切国，打造对华竞争共识。“但中国经历过'亚洲再平衡'战略，有一些应对的经验，对拜登回归传统外交路线有更多准备，经历了'不可捉摸'的特朗普之后，中国更愿意和'老谋深算'的拜登打交道。”
第二任期vs过渡总统
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当选后都面临一个不一样的四年任期。
特朗普将迎来自己的第二任期。根据以往经验，没有了连任压力，第二任期总统往往会放开手脚，积累更多政治遗产。
拜登则更特别。77岁的他竞逐总统，一旦当选，宣誓就职时就已满78岁，这将打破特朗普创下的70岁就任总统的“最老总统”纪录，第一任期后将成为美国首位八旬总统。如果再连任，他最终将以86岁高龄卸任，再次刷新纪录。
美国媒体Politico去年底援引四名拜登竞选团队人士表示，拜登在2024年竞选连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暗示他不会再连任。但事后，拜登出面澄清，“我还没有关于一个任期的计划，我甚至还没到那一步”，未确认也未否认连任计划。
此后，美国媒体经常把拜登视为过渡总统，因此，在其竞选伙伴的人选上倾注热情，因为后者很可能成为拜登卸任后的热门候选人。
拜登的参选搭档：拥有亚洲混血背景的哈里斯
就“过渡总统”拜登而言，专家们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他会专注国内问题，而非中国。
“修复将成为拜登的执政核心。”马钊认为，当选后拜登面临的国内压力远大于来自于中国的挑战，因此将集中于修补特朗普任期内造成的国内分裂与国际动荡，对中国则有限“脱钩”与有限合作并存，为下任总统执政留出制定战略策略的时间。
刘亚伟也持相似看法。他表示，拜登当选后，中国并不是重中之重，要保证中美关系不再渐行渐远甚至滑向武装冲突，拜登政府需要重新评估过去四十年和四年的美国对华政策，为美中的互动和互惠提出新的框架。
但是至于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会如何“放开手脚”，专家们意见则产生分歧。
一方认为，特朗普可能会学习他的偶像里根总统，创造被历史铭记的经济成就。“如果特朗普对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依然执着，连任后应该理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造福于美国工人阶级，让美国经济腾飞。”刘亚伟提醒，但特朗普想做到这点并非易事，需要全神贯注，不能像现在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事倍功半。
另一方则认为，如果特朗普连任，这说明选民对其强硬对华政策的认可，而继续忽视外交惯例，将中美关系作为自身执政的辅助工具。
特朗普在入主白宫之前，曾在一档纪录片中接受采访，称他商界生涯的一大法宝就是市场越糟糕，牟利机会就越多，一个稳定的市场，是没有赚大钱的机会的。马钊据此估计，“特朗普会进一步充当中美关系中的搅局、颠覆、冲击者，在混乱和疑虑中谋求最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
“特朗普可能会感到胆儿更足了，对中国的政策也可能更激进。”经济学人智库（EIU）全球贸易首席分析师马志昂（Nick Marro）提醒，中美贸易战还没完呢，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不是因为中美解决了分歧，而是因为特朗普怕关税会拖累他的选情，威胁自己的连任。这份压力消失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施行更激进的政策。
“甚至他还会启动一些更离经叛道的计划，比如要求美国公司剥离在中国的投资，或者对更多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实施更广泛的制裁。”
超越大选：谁会改变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视线越过本次大选，马钊总结中美关系历史有个“周期率”——1900年“门户开放”，1949年中美对抗，1979年中美建交，2020年的中美竞争，短则30年，长则50年，总要震荡调整一次，而且每一次调整之后，都要持续几十年。
面对这样一个“新的、极其不稳定”的阶段，刘亚伟建议，美中两国应坐下来梳理“剪不断、理还乱”的两国关系，确认合作领域，确定各自底线，确保通过协商和交流化解冲突，两国应该也必须找到和平共处和携手抗击全球挑战的路径。“这是美中关系今后十年和二十年的发展主轴，任何偏离都会给中美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灾难。”
站在中国的角度上，马志昂认为，长期来看美国将对华将保持敌意，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包括新疆、香港和台湾问题，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反对声日益高涨。他建议，修复中美关系，最终取决于中国自身政策改变，不仅是在上述三个议题，还包括经济改革和“战狼”式外交等方面。
马钊的建议则大相径庭。他认为，从历史经验出发，中国的任何改变都源于中国内政的成功或失败，美国可以加速或阻碍这些改变，但是美国不可能根本地改变中国。同样的，真正能给美国造成危机的只有美国自己，中国的挑战不在于中国能替代美国，而是中国发展中的成功的一面恰恰彰显了美国自身制度的不足，侵蚀了美国“山巅之城”的光环。
8月27日，共和党代表大会之夜，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在介绍他出场时说，“华盛顿没有改变特朗普，特朗普改变了华盛顿”——若干年后，当人们回顾历史，观察当前的美国，这句话可能恰如其分。
但分析人士眼中的“改变”与伊万卡眼中的或许不同。
“特朗普的四年任期很可能成为历史的分水岭，在中国脱钩问题上，他的做法留下的长长阴影将束缚他的继任者。”布勒哲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让·皮萨尼-费里撰文表示，尽管在特朗普当选前，双边紧张局势已时有显现，但两个国家经济金融上紧密融合，很少有人会谈“脱钩”。四年后，从贸易到技术再到投资，脱钩在多个领域已然开始。
白宫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夏德罗（Nadia Schadlow）则对其里程碑意义划分得更为明确，“特朗普的任期将作为世界从单极模式转向大国竞争模式的时刻而被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