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西藏流亡社区见闻之一
作者：曹长青
时间：1998
来源：华夏文摘
从纽约肯尼迪机场搭飞机，经过十七个小时，几乎绕了半个地球，才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甘地机场。我很早就想采访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尤其是印度南方的藏人难民点。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和八万藏人逃亡到印度建立的流亡社区，现已有十二万人的规模（尼泊尔有一万藏人，西方国家约五千），其中四万多藏人集中居住在印度南方的四个居民点，其他藏人居住在印度北部较小的一些居民点。很多记者去过距新德里一天路程的北方小镇达兰萨拉，那里有西藏流亡政府，但很少有人访问南方的藏人居民点，因它在偏僻的丛林之中，交通很不便利。陪同我的藏人朋友说，我是这些年来第一个到那里采访的中国记者。
从新德里搭乘特快列车，走了两天一夜，抵达被称为“印度硅谷”的南方大城市班加洛尔（Ｂａｎｇａｌｏｒｅ），然后再乘近一天的长途汽车，才到达我要采访的第一个藏人居民点拉格林（Ｒａｂｇａｙｌｉｎｇ）附近的小镇，再向前走，就没有公共汽车了。由于我乘的汽车晚点，居民点来接站的藏人已不在了，当时又已经是半夜，只好找到一个出租的机动三轮车，但车主说他必须找到伙伴才敢去。我以为这里治安不好有强盗，但他解释说，这里晚上经常会有成群大象。从他的恐惧中，我才意识到，我们已置身于丛林荒野之中。
崎岖颠簸的乡间小路，一片漆黑，车上的两束微弱灯光，更照射出黑暗的巨大。而这唯一的小三轮车的马达声，更震响出四周的寂静和荒芜。在这漆黑的夜晚，这个荒野之地，我紧紧地抓住颠簸的车身，心里很是感慨，几万西藏人离开自己的家乡，流亡到印度，居住在这样的荒郊丛林之中，该是怎样的无奈。
百分之十藏人死于酷暑
西藏有一千年的历史，藏人世代居住在西藏高原，他们适应了那里的气候，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惯，藏人从没想过，离开高原怎样生存。但共产党来了，社会主义的喧嚣锣鼓敲碎了这个世界屋脊的千年宁静，随之西藏被强行“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九年藏人起来反抗，遭到中共的大军镇压。
到底有多少藏人被杀害？至今还是一个谜。后来流亡藏人曾组织游击队袭击中共军队。六十年代初，他们伏击了中共西藏军区副参谋长的车队，从缴获的文件得知，从一九五九年三月到一九六零年十月，仅在拉萨和附近地区，就有八万七千藏人被枪杀。
一九九六年底，现任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贝克（Ｊａｓｐｅｒ Ｂｅｃｋｅｒ）撰写的可能是第一本有关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大饥荒》（Ｈｕｎｇｒｙ Ｇｈｏｓｔ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ｃｒｅｔ Ｆａｍｉｎｅ）在伦敦出版。贝克在中国走访了很多高级官员，并查阅到一些当年文件。该书引用班禅喇嘛的数字说，一九五九年中共在西藏“平叛”时，百分之十五的藏人被关进监狱，其中一半被迫害致死。该书披露，“大饥荒在西藏造成的大量死亡，比中国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严重。”“在达赖喇嘛出生地青海平安镇，一半人口被活活饿死。”据该书推算，西藏的人口在一九五九年有三百四十万，经过五九年的大屠杀和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到了一九六四年，据中共官方统计数字，西藏人口下降到二百五十万。五年期间，藏人减少了九十万。去掉逃亡印度的十万藏人，那就是说，有八十万藏人死于枪杀和飢饿。如果算上五年期间出生的人口，死亡人数可能有一百万。
因此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一九八二年十月九日在东京演讲时说：“中共在西藏实行的纳粹残害犹太人般的大屠杀，展露了共产中国是残忍和反人道的刽子手，它的残暴和极端反人道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共产政权。”
酷热使百分之十的流亡藏人死亡
面对屠杀，成千上万的藏人和达赖喇嘛一起逃到印度。印度政府对逃来的藏人很同情，除了帮助安顿，各邦还把一些不用的土地分给了他们，按人头，大人近一英亩，小孩减半。那些千辛万苦翻越了喜马拉雅山，在解放军追杀中幸存的藏人，还没喘过气来，就发现他们并没摆脱死亡的威胁。这些世代生活在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冰雪高原的西藏人，惶恐地面对一个从没见过的印度平原。巨大的地理环境变化，导致水土不服，再加上酷暑闷热，一批批藏人相继死亡。
六十八岁的伦周巴登是当地居民点藏人议会主席，他回忆到，一九六零年他和妻子背着一岁和四岁的两个女儿逃到了不丹。为了躲避中共军队，他们白天藏，晚上走，足足走了四十五天，才跋涉过边界。“到了不丹，找不到西藏食品，再加上酷暑，我们一岁的小女儿先断了气，没几天，四岁的女儿也死了。我背着妻子，徒步从不丹走到印度，去找达赖喇嘛……”
六十三岁的居民点厨师金巴丹增告诉我，当年他刚到这个居民点时，这里只是森林沼泽，没有路，没有房子，丛林中的酷热难捱，很多人因此死亡。“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个和尚，当时六十岁，刚到这里才七天，就在我的身边断了气。”
拜拉库比（Ｂｙｌａｋｕｐｐｅ）是印度南方最早修建的藏人居民点。居民点秘书洛桑俄周在一九六一年随第一批三千藏人到达这里。他回忆说，当时这里都是密林，阳光都照不进去，里面闷热，气温高达四十多度。只有把树砍到，透点空气，才使气温下降。他们砍树建路，随身带着帐篷。渴了时，不敢到远处找水，因为密林中有很多大象和白狼，他们只好喝林中的河水。但由于腐烂的野兽尸体污染了河水，喝了之后，很多人死亡。“我的祖母、妻子和舅舅都是那时死的。我们第一批来的三千人，两年之后，死了三百。”
从荒野中幸存
但今天任何一个来访者，都只能凭藏人的回忆来想象这里当年的荒凉了，因为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藏人把这片荒野密林建成了一个房屋林立、道路纵横、一片平原的居民区。印度政府为保护西藏文化，规定藏人自己管理居民点，印度人不可住进。现在，藏人在印度、尼泊尔等地建立了七十六个居民点。每个居民点都有一名达赖喇嘛的代表，做行政管理。居民点中的每个难民营选举出一个议员，组成地方议会，制定政策、通过预算并监督达赖喇嘛代表的工作。
印度政府当年只是一次性给了土地，后来再没给。但藏人人口不断增加，因为佛教主张不杀生，没有计划生育的概念，藏人居民点中平均每个家庭有七口人，再加上不断有藏人从西藏逃来，人均土地越来越少。因此大部份藏人在不是农忙季节就到外地经商。我十一月中旬到达时，大部份藏人都不在居民点。当地人告诉我，虽然他们在外地做生意比在居民点种地经济效益好，但他们都不愿搬离藏人居民点，为的是保持民族认同。每一个藏人居民点都实行多种经营，开办了毛毯厂、拖拉机厂，有的还经营摩托车厂、玩具厂和计算机培训中心。在拉给林藏人居民点，有十八个手工地毯工厂。藏人的手工地毯曾风靡印度大陆，很赚钱。我在拜拉库比一家地毯厂参观时得知，两个女工，用十三天才能织出十八平方尺花样地毯。一张大地毯能卖七千卢比（约两百美元）。地毯厂经理自豪地说，“只要你有图案，什么样的花样我们都能织出来。”墙上挂着他们刚刚完成的一个荷兰人定制的有着离奇古怪图案的地毯。
和周围的印度人社区比较，藏人居民点把生活组织得更好。我在印度走访了新德里等大小五个城镇，发现每个城镇都有很多印度乞讨者。但在藏人居民点，没有一个藏人乞讨。而且藏人的生活水平，也略高于周围的印度人村落。例如，在拜拉库比，百分之三十五的藏人使用煤气做饭；而在周围的印度人村落，用煤气做饭的低于百分之十。
藏人的社会主义
藏人在各居民点建了七十五所分支医院，总医院在达兰萨拉。藏人居民点的政策更像社会主义。藏人看病是免费的，药品只收成本费；住院一个月一百卢比（不到三美元）。六十五岁以上者，贫困者，僧侣都是免费，新来的难民前六个月免费。
每个藏人居民点都建有老人院。收留无子女的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费用由居民点管理部门募捐。每个星期天，都有“西藏青年大会”和“西藏妇女协会”的志愿人员帮老人洗澡、洗衣服。在道古凌老人院，有二百六十名老人，其中七十名残疾人。七十三岁的班玛本双目失明。他告诉我，五九年他逃来印度时是个和尚，他被安排在北方修路，放炸药时，发生意外，他的两眼被炸坏。他已在老人院度过了几十年。这个老人院年纪最大的已有一百零二岁。我特意和她合影，因为我以前从没见过逾百岁的人。她的女儿也在这个老人院，快八十岁了。老人们三顿饭后就是摇铃念经，祝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
藏人在流亡生活中，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文化。藏人流亡点现有一百零四所藏人学校，其中千人以上的七所。很多藏人父母把孩子从西藏偷送到印度的藏人居民点学校学习，因为这里教藏语，而且不收学费。
在我居住的纽约，如果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身着红色道袍的和尚，会感到很稀奇。但在印度的藏人居民点，满街都是和尚尼姑。藏人在流亡社区建立了近两百所寺院，有近一万六千僧侣在寺院学习。在拜拉库比，一个寺庙有一千七百个和尚，最小的五岁，最大的近八十岁。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一千多和尚坐在一个大厅中击鼓念经，那种震天动地的场面，非常难忘。
藏人的苦难，与中国人有关系
很多四、五十岁的藏人都是一九五九年随同父母逃来印度的，当时他们还是孩子。他们对自己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拜拉库比藏人居民点的达赖喇嘛代表土登安叶桑和父亲一起逃来印度时只有十二岁。他的母亲被中共关进了监狱，文革时被批斗致死，因为他家被划为地主。他说，“我对母亲唯一的记忆是她每天都在哭。”土登在尼泊尔上的大学，毕业后曾在藏人学校当校长，因此他去印度的中共领馆申请回藏探亲签证被拒绝。今年四十九岁的土登已流亡了三十八年，一直没有机会回去西藏。他告诉我，“有一次我找到西藏和尼泊尔的一处边界，那里没有士兵守卫，我走了过去，当踩在西藏的土地上时，我泪流满面，在那里呆呆地站了一个半小时。”
虽然土登有这样的经历，但他和绝大多数藏人一样，并不仇恨中国人，他认为是中国政府领导人给西藏带来了灾难。他说：“从我的内心，我非常希望西藏独立，但我百分之百地同意达赖喇嘛的观点，让西藏高度自治。我们西藏不能挑战中国，中国太大。我们希望和中国共享人类的价值。 ”他特别强调：“我们需要相互理解。我想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不知道西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仅仅知道北京的宣传。从佛教的观点，应该告诉人们真实。”几乎所有我采访的藏人，都渴望中国人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西藏的真实。拜拉库比“西藏妇女协会”主席措尼才仁在向我讲述流亡藏人的苦难时，泣不成声，她流着泪说，“告诉其他中国人，我们西藏人的苦难……”
哈达的重量
在没去印度南方的藏人居民点之前，好心的朋友劝我要小心，因为汉藏有很多隔阂和怨恨。但出乎意料的是，在藏人居民点，很多藏人向我献上表示友好的白色哈达。我一九九四年发表的“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一文，被译成藏文，发行了藏文和中文两种小册子。所以藏人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有的还带着啤酒到我的住处，一定要和我干一杯。那份真诚和友情，让人很感动。一次我走在藏人居民点的大街上，当陪同我的藏人朋友向人介绍我是那篇文章的作者时，藏人立刻献上一条哈达。我不禁纳闷，怎么街上的藏人兜里会随时揣着哈达。离开印度时，我的旅行包里多了七十多条哈达。背着这些哈达，更感觉心的沉重。作为一个中国人，听藏人倾诉他们的苦难，会有特殊的难过。我想起一位中国记者朋友信中的话：“中国人的苦难，与藏人没关；但藏人的苦难，却和中国人有关系。”在返回纽约的飞机上，耳边一直轰响着那位西藏妇女协会主席的声音——“告诉其他中国人，我们西藏人的苦难！”
在动身去印度采访西藏流亡社区之前，我特意去找宗教的书，想多了解一点佛教。美国近年出现一个号称全球最大的计算机书店，叫亚玛逊（Ａｍａｚｏｎ．ｃｏｍ），有二百五十万种图书，人们不用去书店，在家中打计算机就可选购。我打开亚玛逊的计算机网址，在图书种类上打出“佛教”，结果出现一千二百种佛教书，不仅有佛教哲学、历史，还有西藏的医药、烹调等等，光看这些书名就要几小时。
这么多种类的佛学书，说明佛教在西方的发展势头。据美国《时代》周刊去年十月报导，现在仅美国就已有十万佛教徒。美国的“佛教英语教学中心”，一九八八年时有四百二十九个，现已达到一千零六十二个，翻了一番。该杂志记者感叹，“佛教从未像今天这样势头大。”并分析说，这背后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好莱坞电影的全球辐射。如近年的“西藏七年”和“昆敦”（Ｋｕｎｄｕｎ，藏语是“尊前”，即最受尊敬的大喇嘛出现在眼前）等；二是流行文化的传播。美国的Ｂｅａｔｉｅｓ Ｂｏｙ乐队去年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场声援西藏的演唱会，观众达二十万。芝加哥公牛队是全世界篮球之王，该队前锋乔丹最近参加的全美篮球明星赛，全球有一百多个国家电视转播，近十亿人观看。公牛队主教练贾克森尊崇佛教，他写书指导球员学习佛教以“忍”来克敌制胜。三是中共对西藏的殖民统治。被《时代》周刊去年选为全美二十五名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藏学教授罗勃特舒曼（Ｒ．Ｔｈｕｒｍａｎ）说，西藏像小海豹，被中国恶龙的利爪摧残，任谁都会伸出援手。
达赖喇嘛无处不在
但当我到了印度，发现美国的这些佛教发展，和当地西藏流亡社区比较，真是小巫见大巫。在新德里的“西藏之家”书店，我数了一下，关于西藏和佛教的英文书就有二百五十种。我在印度南方约四万人的四个藏人难民居住点走访了一圈，强烈感觉到这是个典型的佛教社会，几乎每个人都是佛教徒。我访问居民点的老人院时看到，每个老人都手拿一串佛珠，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念经祈祷。我去藏人家中访问，发现每家都挂着达赖喇嘛像，供着佛台，插着青烟缭绕的佛香。不要说寺庙，连藏人办的地毯厂、拖拉机厂，摩托车厂，包括各种办公室以及工具仓库，到处都挂着达赖喇嘛像。在藏人学校，还设有佛学课。我在参观一所中学时看到，一个身着深红佛袍的和尚正在给学生讲经。在藏人流亡社区，不仅老人信佛，年轻人信佛，而且文化水平相当高的人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例如我到达印度南方的第一个藏人居民点拉格林（Ｒａｂｇａｙｌｉｎｇ）时，作为该区行政主管的达赖喇嘛代表索南贡拉桑告诉我说，这个居民点有四千人，百分之百信佛教，包括他本人。而他曾在美国纽约长岛大学进修过硕士课程，还在挪威的“西藏之声”电台做过编辑，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两百寺庙金碧辉煌
走在藏人居民区，佛教世界的意像到处可见。满街都是三五成群的和尚，他们身着红色袈裟，和你擦肩而过，有的还向你微笑，合手致礼。僧侣在藏人流亡社区比例很高。在四千人的拉格林，有五百和尚。最大的居民点拜拉库比（Ｂｙｌａｋｕｐｐｅ）有一万七千人，其中三千五百名和尚。在一万三千五百人的浑苏尔（Ｈｕｎｓｕｒ）居民点，有四千和尚和二百四十名尼姑。据西藏流亡政府统计，在印度十二万流亡藏人中，有近一万六千名僧侣，占人口比例百分之十三。在西藏，一九五九年中共镇压藏人起义前，有僧侣五十九万二千，占当时三百四十万西藏人的百分之十七点四。后来有十一万被迫害致死，二十五万被迫还俗。现今西藏有十三万僧侣，只占西藏六百万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二。
在藏人社区，最好的建筑不是达赖喇嘛代表办公的行政管理总部，而是寺庙。每一个居民点都有很多座寺庙，而且每一座都建得流檐飞瓦，金碧辉煌。这在印度南方的荒郊野外，格外引人瞩目。据统计，藏人在印度共建了二百所寺院（全球共有八百九十所寺院和佛教中心）。印度很贫穷，流亡的藏人，生活也相当艰难，但他们却拿出那么多的财力来建筑寺庙。在达兰萨拉编辑中文版《西藏通讯》的达瓦才仁对此解释说，“西藏是个佛教社会，藏人再穷，也会建寺庙，献酥油，让酥油灯长明，佛教绵延。 ”
一万和尚，逃亡取经
藏人办的寺庙，并不是人们传统印像中的深山里的简陋庙宇，而是办成了僧侣学院。座落在浑苏尔的寺庙规模最大，有二千二百个和尚，其中十五岁以下的小和尚有一百多名。我去访问时，小和尚们正在拔河比赛。我以前从没见过儿童和尚，很开心地和他们一起拍照。在这个寺庙的住持方丈的卧室，我遇到一个才五岁的“转世灵童”，我特意把他抱过来仔细看了看，他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寺庙方丈介绍说，这个寺庙的二千多和尚，有一半是近年从西藏逃过来的。仅九七年头十个月，就逃来二百人。从四川甘孜藏人自治州才逃来几天的二十五岁的和尚益西桑丹对我说：“这里有最好的寺庙，能学到真正的佛学知识。在西藏，很多和尚都想逃到这里来研经。”住持方丈介绍说，“一般他们要在这里学习八到十年，有的要学十几年，然后再回到西藏。”
达兰萨拉有专门接待逃来藏人的“难民接待中心”。该中心主任索朗秋培介绍说：“由于西藏是个佛教社会，在乡下有个和尚非常受欢迎。但和尚必须有真正的佛教知识，而西藏没有经学院，中共不允许建立千人以上的寺庙，认为人聚多了会闹事，因此他们逃到这里来深造。”据统计，从一九七九年到九六年，已有九千和尚尼姑逃到印度，迄今逃来的僧侣已上万。
僧侣们在这里不仅可以专心致志地研读佛经，还可得到他们的“法王”达赖喇嘛亲自传道解惑。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至一九九四年，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还没有一个完全合格的Ｇｅｓｈｅ（佛教上师，或佛学博士）。但在仅有十多万人的西藏流亡社区，现在已培养出一千名Ｇｅｓｈｅ。
一只手击出什么声音
在寺庙的大院中，可以看到几百名和尚“辩经”的场面。辩经是僧侣们学习佛经的重要方式，由站立者劈掌跨步猛然提出问题，坐者要机敏快速回答。佛教被称为最哲学的宗教。例如站立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只手击出什么声音？”我想了半天，也找不到理想答案，因为中国古语说“孤掌难鸣”。每个寺庙都保留着很多藏学文献。在达兰萨拉的“藏学文献中心”，收集有藏文图书五千多卷，国际上很多佛教学者，都到达兰萨拉查资料，也有“洋人”到这里做和尚尼姑。曾在中共《西藏日报》藏文部做编辑，六九年逃来印度的现任“西藏之声”电台记者贵桑觉班介绍说，“现在达兰萨拉有七千藏人，而常驻的西方人有一千多。”他们来这里研究西藏、佛学，学藏语。有的业余时间教英文，有的干脆做了僧侣。在达兰萨拉镇的窄小街道上，可以遇到蓝眼睛高鼻子的和尚和剃去满头金发的尼姑。在达兰萨拉附近的山上，有一个全是西方人的“静思深省中心”。而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的夏宫罗布林卡，管理主任Ｋｉｍ Ｙｅｓｈｉ是个美籍法国人，她虔诚信佛，丈夫曾在西藏流亡政府任过部长。
藏人流亡社区办的寺庙，已不是一般中国人印像中的那种与世隔绝的“五台山”上的和尚庙，而办得相当现代。例如在浑苏尔居民点的廓芒寺，有一千一百五十名和尚，寺庙里有十二台电话，五台计算机和传真机，地上铺着藏人手织地毯，屋顶有现代吊灯和旋转风扇。僧侣们经常收听英国ＢＢＣ广播新闻和美国之音，还阅读英文刊物。在廓芒寺，懂英文的和尚占百分之四。
现代和尚周游世界
很多寺庙有汽车。在达兰萨拉的哲策确林寺，管理主任土登宁扎喇嘛自己驾驶专用汽车。一次我走在达兰萨拉的街上，突然一辆汽车在我身边猛然剎住，驾驶者对我喊到“我的朋友，快上车”，我仔细一看，是土登宁扎。
一九四九年在尼泊尔出生的土登宁扎喇嘛很现代，会说流利的英语、印度语、藏语和尼泊尔语，还说一些法语。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去年十月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经一位德国记者朋友介绍相识。在书展大厅聊天时，他送我一张巴黎出版的法文报纸，上面有他和中国异议人士蔡崇国在巴黎握手的新闻照片和报导。在达兰萨拉，他请我到他的寺庙吃早餐，引导我看了整个寺庙，并破例让我参观了他的卧室。他的居室有卫生间，还有电视，电话。他说，“我每天都看一次英国ＢＢＣ电视新闻（在达兰萨拉收看不到ＣＮＮ），了解世界政治和有关达赖喇嘛的报导。一般僧侣也看杂志，听广播。”因此寺庙里的和尚尼姑对外在世界并不隔阂。例如，在距达兰萨拉三小时车路的道玛林尼姑院，有一百五十三名尼姑，很多都能听懂我用英文做的演讲。在这个尼姑院的走廊里，贴着尼姑们撰写的英文作文。尼姑院管理主任告诉我，这里的尼姑百分之八十是近年从西藏逃过来的，很多刚来时是文盲，在这里学会了英文。我演讲后回答提问，尼姑们提的问题，令我相当吃惊她们对政治问题的了解和熟悉，例如她们提出的前四个问题是：“江泽民能否变化，进行政治改革？”“为什么中国学生走上天安门，什么使他们变化觉醒？”“有多少中国人赞成绝育？”“怎样使中国人知道西藏的真相？”
慈善捐赠，养活僧侣
藏人在流亡社区建了这么多寺庙，如何养得起这么多僧侣？土登宁扎喇嘛回答我说，从西藏逃来的和尚尼姑，达赖喇嘛给他们头一年的生活费，每人五十美元，而更多的财政资源来自外国佛教团体和个人捐款。由于佛教在西方影响越来越大，捐赠很多。捐款，是西方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在美国，民众捐款数量如同天文数字。据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九日《纽约时报》报导，一九九六年美国民众捐款为一千五百零七亿美元。这个数字有多大？目前中国大陆的外汇存底声称世界之最，才是一千四百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的七百亿美元）。美国民众一年的慈善捐款就比中国外汇总量还大。而美国人一九九六年的捐款，有一半捐给了宗教事业，剩下的捐给了其他九个不同领域。如果西藏获得自由，佛教能够像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这样发展，仅西方民众的宗教捐款，就可使西藏僧侣无后顾之忧。我在拉格林藏人居民点采访时得知，刚刚有个台湾的佛教团体访问过这里，他们临走时捐了一万五千美元。
寺庙的开销并不庞大，因僧侣们的生活比较简单。土登宁扎介绍说，他的寺庙有五十个和尚，每天早餐是一杯奶茶，一张大饼，规定只许吃这么多。一周有三天早餐提供鸡蛋、果汁和蜂蜜。午餐是米饭和蔬菜。晚饭为面条或米饭和汤。午晚餐都不限量，一周有一次肉（羊肉）。有些寺庙也自己开辟财源，如土登宁扎喇嘛的寺庙，在庙内开设了小旅馆，有二十个房间，室内有卫生间和热水，每间每天收费一百二十印度卢比，相当三点五美元。小旅馆经常客满，除了冬天，都要提前一个月预订床位。
女性是母亲
当得知土登宁扎在十四岁时就被父亲送去寺庙当了和尚，我想起印度南方那一群群八、九岁的小和尚。这些孩子还没有成年，就被父母送进寺庙，是不是被剥夺了选择权利？土登宁扎喇嘛回答说，“如果你了解西藏是个佛教社会，就会理解为什么父母要把孩子送进寺庙。由于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孩子们从小就想当和尚，在藏人心目中，僧侣如同天主教的神父、基督教的牧师一样受人尊敬。当然是父母替孩子做了决定，但僧侣有还俗自由，如果孩子长大了不愿意做和尚，只要在大喇嘛前宣誓解除戒律，就可还俗。还俗后如改变想法，还可再回寺庙，再受戒，来去是自由的。”
土登宁扎经常旅行。我问他在西方见到那些金发碧眼的性感女郎，有没有性冲动，怎样克制？他严肃地说，“女性在和尚心目中是母亲，我们想到与女人有性关系，如同想到与母亲有性关系。”我追问，“真的从没有和尚私下与女人偷情？”土登喇嘛说：我至今没有听说过。因为如果出家人有了性欲望不能克制，他可以还俗，不需要做这种事。做这种事是对达赖喇嘛的冒犯。
年轻和尚的烦恼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和尚都没有烦恼。在拜拉库比，我遇到一个二十三岁的和尚边巴成列，他在尼泊尔出生，讲一口地道的英文。他说，他很好奇婚姻生活，旅行时曾和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很耽心，“不知在什么时候，一下子被钱和物质世界打倒。”他告诉我，他非常喜欢儿童，渴望自己有个孩子，但他又虔诚地信仰佛教，很为此苦恼。我在达兰萨拉访问达赖喇嘛时，曾讲了这个和尚的故事，并询问达赖喇嘛有否这种苦恼？达赖喇嘛说，他喜欢天下所有的儿童，但从没想过有自己的孩子。达赖喇嘛的妹妹杰增白玛是达兰萨拉附近的索葛学校的校长，她在电影《西藏七年》中饰演了幼年达赖喇嘛的母亲，刚刚出版了英文自传《我的故事》 （Ｍｙ Ｓｔｏｒｙ）。她告诉我，虽然她是达赖喇嘛现在唯一剩下的妹妹，但她去见哥哥，也要事先申请，经达赖喇嘛办公室批准才能见上。杰增白玛的丈夫丹巴才仁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他说，除了因工作和达赖喇嘛见面，他与杰增白玛结婚后，还没有夫妻和孩子一起与达赖喇嘛吃过一次饭。因为达赖喇嘛完全按照和尚的规矩和习惯生活。我这次采访才知道，达赖喇嘛每天只吃早、午饭菜，不吃晚饭，只喝一杯奶茶。
“从来不痒，不是更好”
我于一九九四年春在纽约第一次采访达赖喇嘛时，他就强调僧侣生活的好处。他说，“结婚有太多的烦恼，夫妻吵架，反目为仇，离婚，分财产。生不出孩子，到处找偏方；孩子多了，又要避孕，做节育手术，还有艾滋病。当然婚姻也有快乐，但像一个曲线，忽高忽低。而僧侣生活像条直线，没有高潮低潮，但稳定平静。”他对性的解释是，“如果痒，挠一下很舒服；但从来不痒，不是更好吗？”
在西藏流亡社区，我采访到的每一个和尚尼姑都满意自己的人生选择。他（她）们不为婚姻、家庭、孩子、职业、金钱、房子和汽车烦恼。简单、平静、快乐地两耳不“烦”窗外事，一心只读“佛经”书。这种生活，令我这个凡夫俗子竟也闪过一丝当和尚的念头。由此可以看出，佛教自有它独特的力量。
最好的工作是保卫达赖喇嘛
看到藏人这种全民信佛的现象，我有两点很强烈的感受：
第一，在这样的宗教社会，中共当局诋毁达赖喇嘛绝不会成功。藏人全民信教，那种对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发自内心的尊敬以至崇拜的宗教情怀，就像天主教教徒对教宗的狂热，不是那些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所能完全懂得的。
编辑《西藏通讯》的达瓦才仁几年前从青海逃来达兰萨拉。有人对他的父亲夸赞说，达瓦刚来时，分文没有，住在“难民接待中心”，现在是令人羡慕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了不起。达瓦的父亲说，有什么了不起，他还没当上达赖喇嘛的警卫员。在普通藏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工作是做达赖喇嘛的警卫。流亡藏人有七千军队，编为独立军团，驻扎在印度和西藏边界，受印度和西藏流亡政府双重指挥。达赖喇嘛的警卫队是从这七千藏人士兵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我在达兰萨拉采访时发现，陪同我的负责接待的藏人官员丹增占堆走到哪里，都有藏人向他打招呼，致意。我不解地问他：“你才二十多岁，怎么这么受人欢迎？”他说，“因为我父亲是达赖喇嘛的警卫长，所以他们连我也一块尊敬了。”
天主教徒怎能反罗马教皇
达赖喇嘛有时随意说句话，也会被藏人十分重视。例如，在拜拉库比，藏人为增加经济收入，办了鸡场，养了八千只母鸡。但达赖喇嘛去视察时看到那么多鸡被关在笼子里的难受样，随口说了一句，如果关掉这个鸡场，我能长寿，活到八十岁。结果藏人就把这个鸡场关闭了。在藏人居民区的自由市场，各种蔬菜、肉在出售，但没有卖猪肉的，藏人一般都不吃猪肉，因为达赖喇嘛的生肖是猪。
即使在西藏，虽然中共曾长期把佛教视为迷信，扼杀宗教自由，但藏人信佛的比例仍然很高。达兰萨拉的“西藏研究中心”主任才嘉原在四川的藏人自治州一个中学任教务长，九二年逃来印度。他介绍说，在西藏，笼统地说信佛教的藏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虔诚信的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在西藏的藏人干部中，信佛教的达百分之七十。从一九九四年开始，中共当局禁止藏人干部家中挂达赖喇嘛像，取消供台，不许烧香。从中共这样三令五申查禁，也可从反面证明，在藏人干部中，多数人尊崇达赖喇嘛。
在这样一个几乎每个人都信佛教的西藏社会，中共批判诋毁达赖喇嘛，只能激起西藏人对中共的更加厌恶和愤怒。在绝大多数人都信仰佛教的社会反对佛教最高领袖达赖喇嘛，如同让基督徒反对耶稣，让天主教徒反对罗马教皇一样不可思议，也绝不能奏效。中共的毛泽东们至今也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们在中南海的厚重城墙内，根本不了解西藏人社会的真实和它的独特性。我这次在达兰萨拉采访才得知，自达赖喇嘛和近十万藏人一九五九流亡印度至今三十九年来，中国大陆的新闻机构没有派过任何一个记者来这里采访，因此北京对西藏流亡社区的报导全是没有第一手资料根据的编织和有意诋毁。
幸运的鱼和蚯蚓们
第二，由于藏人全民信佛，佛教又主张不杀生，藏人社会治安相当良好。印度本来就是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西藏流亡社会的犯罪率比印度社区还低。一九六一年建立的拜拉库比，至今已达一万七千人规模。该区行政主管、达赖喇嘛的代表土登安叶桑说，“这个居民点建立至今三十七年来，没有发生一起凶杀、强奸和抢劫案。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有对达赖喇嘛的绝对忠诚，他们认为，任何犯罪都是对达赖喇嘛的污辱。”在另一个建于一九六六年的藏人居民点浑苏尔，有一万三千五百人，至今三十二年来也没有在藏人中发生一起凶杀强奸和抢劫案件。两个社区加起来有居民三万多人，并有三十多年长的时间段，竟没有发生一例这种案件，简直是奇迹。尤其我来自犯罪率相当高的纽约，看到这里的犯罪率接近零，几乎有点难以相信。浑苏尔的达赖喇嘛代表多杰解释说，“因为大家都信佛，佛教不能杀生。藏人讲诚信，连谎都不可以撒。”
在这里深入采访，发现藏人确实信仰不杀生的哲学。例如，在拜拉库比有个池塘，里面有一千多尾鱼，大多五、六斤重，但从无藏人去钓鱼。藏人吃鱼，到居民点外的印度市场去买，有时买到活鱼，还把它放到这个池塘中。平时还有人到这个池塘放点面包屑给鱼吃。我特意去了这个池塘，也撒了一些面包屑，看到几十条鱼在阳光下金鳞闪烁、翻腾滚越地争相吃面包的美丽场面，才似乎领悟了一些佛教不杀生的意蕴。
在电影《西藏七年》中，当那个奥地利登山队员指导僧侣们挖地基建电影院时，和尚们挖到蚯蚓，就罢工了，最后把蚯蚓一个个小心地捧在手上运到另外的土地里，才复工。银幕上一排和尚手捧蚯蚓认真护送的场面，惹人发笑。但和尚解释说，佛教哲学认为万物都有轮回、转世，这地基下面的蚯蚓，可能前几世是我们的母亲，怎可用铁锹挖死。“转世”，是佛教的重要理论，藏人相当笃信。达赖喇嘛被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在藏人社区，自杀率极低，即使被中共关押的藏人，不论遭怎样的虐待，极少有人自杀，因为以佛教转世观念，如果自杀，下次转世可能会成石头或老鼠。
“破心中贼难”
对西藏人全民信佛的独特性，中共当局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完全不了解，更没有去理解藏人宗教情怀的真诚愿望。这是导致汉藏隔阂，至今几乎完全无法沟通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 一九五四年夏天，达赖喇嘛曾去北京见毛泽东，谋求汉藏和好。毛泽东对这个当年才十九岁的佛教领袖很有好感。临别时，毛泽东曾邀达赖喇嘛单独谈话，面授治国策略。毛泽东说：“你人不错，态度很好。但记住，宗教是鸦片。它降低人口，因和尚尼姑要单身；同时它忽视经济建设。”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当他听到毛泽东这样理解佛教，惶恐得低头掩饰慌乱和恐惧，因为他内心在回答，“你是在摧毁佛教”。从整个事情的背景来看，毛提出这样告诫，并非出于恶意，只是由于他和所有什么宗教都不信的共产党人一样，根本不懂宗教是怎么回事。
今天，北京的毛泽东继承者们，其思维和做法与当年的毛泽东没有两样。藏人对他们谈佛教，仍然是对牛弹琴。而北京政权试图靠高压殖民政策，让藏人放弃追随达赖喇嘛，更是绝不能奏效。中国古代学者王阳明早就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不管中共欺辱西藏人的势力有多大，西藏这个民族都是不可征服的，因为你征服不了他们心中的佛。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