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49）

 

349

 

刘效胜说：当时，是持续与学生进行沟通，还是对示威活动保持强硬态度？赵紫阳与李鹏的主张完全不同。

由于胡耀邦曾经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中央决定为其举行国葬，仪式最后决定在4月22日举行，北京市人民政府下达命令封闭广场以举办葬礼。

但约有十万名学生则在前一天晚上无视命令，游行进驻至天安门广场。此时各高校的学生组成了“学生行动临时委员会”，然后该委员会向当局提出七项要求，并且提到另外与胡耀邦有关的三点要求，分别是要让广场上的学生瞻仰胡耀邦的遗体；让广场上的学生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胡耀邦追悼会；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让他的灵柩在天安门广场绕一圈，让在场的数万名学生为他最后送行。

不过中国官方治丧委员会拒绝了学生代表的所有要求，只答应向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同步播放胡耀邦追悼会的现况。当局还要求在广场的学生向东移动，腾出广场西边的场地，以便让追悼会参加者的车辆能够通过，学生们接受了当局的要求。

在4月22日当天早上10点，包括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高层皆前往人民大会堂内部参加典礼，并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发表悼念词，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仪式。

尽管整个国葬过程向学生直接播出，然而由于纪念活动只持续了40分钟便宣告结束，学生们到11点也没有看到胡耀邦的灵车，这使得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情绪更为高涨。

这时学生们开始越过天安门广场西边的路，涌到人民大会堂前静坐。他们向官方提出了3点要求，分别是继续要求胡耀邦的灵车绕着天安门开过；与总理李鹏会面；希望官方媒体能够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但官方还是没有接受学生们的要求，也没有派官员与学生见面。

虽然保安人员封锁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门，但仍有数名学生共同突破封锁线。随后北京大学的郭海峰、张志勇，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三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表示要提交请愿书，并要求获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

然而三名学生跪了40多分钟，没有任何领导人自人民大会堂出现，这使得绝大部分学生感到失望与不满。

学生行动临时委员会决定撤离天安门广场，但准备罢课抗议。

4月22日下午1点30左右，学生们开始撤离天安门广场。他们经过新华门时，高呼“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

4月21日至4月23日期间，学生们开始筹划成立真正的活动组织。而在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不承认官方的北京大学学生会并且自己组织学生会，名字暂定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

在4月23日，另一个学生组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并选举当时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担任主席，而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多莱特也被推举为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但后来实际主持工作的是社科院研究生王超华、北大研究生封从德（第三任主席）和北大学生杨涛（第四任主席）。

随后北高联呼吁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全面并无限期的罢课，以表抗议诉求。然而这样一个独立于管辖范围外的组织成立，挑战了中国政府对学生的管理地位。

另外一方面，位于湘潭市的湘潭大学学生也发起抗议行动，并且获得许多学校教授支持。同时武汉市当地的大学学生也组织起来，共同抗议湖北省人民政府。

然而在4月22日黄昏，长沙市和西安市爆发了严重事故。其中包括在西安市有人纵火焚烧车辆、房子，并且抢劫靠近西华门的商店；而在长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人抢劫，最后这两个城市共有超过350人遭到了逮捕。

随着国家局势变得更加动荡，赵紫阳立即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多次会议。对此赵紫阳强调要求学生停止进一步的抗议活动，而各自回到大学就读；他亦要求动用所有必要措施来解决动乱行为，而不同级别的政府应该与学生进行开放式对话。

李鹏则要求赵紫阳谴责示威群众，并认为应该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防治措施，不过赵紫阳最后驳回了李鹏的看法。

尽管领导高层就回应学生运动的方式意见分歧，而与赵紫阳关系密切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等人也建议赵紫阳继续留在北京市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但赵紫阳仍然依照原计划，应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的邀请，于4月23日飞往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刘效胜说：

赵紫阳前往朝鲜访问后，便由留在北京市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代理领导各项机关。

4月24日，北京35所大学全面罢课，上海、天津、长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高校纷纷响应。

4月24日，李鹏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以及国务委员兼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陈希同会面，希望能了解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

对此北京市官员想尽快解决危机，并认定抗议活动是一场阴谋，旨在推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及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主要领导人。

在赵紫阳缺席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认为必须立刻向示威群众采取态度坚决的行动。

4月25日，北京43所高校约6万余名学生继续罢课。北高联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要求政府答应才会复课。这三项要求是：1、与国务院有代表性的官员对话；2、政府对新华门事件公开道歉和惩罚凶手；3、国内传媒如实报导学生运动。

4月25日上午，杨尚昆和李鹏前往邓小平的住处会见邓小平，邓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邓小平还表示应该借由大众媒体适当地发布“警告”，借此抑制因为不断传播而扩大的示威活动。

这次会议成为中国高层首次对抗议活动的正式评估，而重要问题的决定仍然以邓小平的意见为准。

李鹏随后依照邓小平的意见下令起草一份公报，并向中国共产党各个机构和高阶官员要求应该设法对付示威群众。

4月26日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然而这项声明激怒了学生，认为这是中国官方故意要对付抗议活动。最后社论并没有令学生放弃示威活动，反而促成更多学生愿意团结，并共同表态支持学生活动。

社论发布的当天晚上，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抗议四二六社论。

为了抗议政府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数百万名学生与群众发起了四二七游行，游行队伍举起写着“民主万岁，人民万岁！”、“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横幅。

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下，有五至十万名来自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在4月27日集结游行，经由街道前往天安门广场。学生团体成功通过警方设立的封锁线，并沿途受到以工厂工人团体为首的市民广泛支持。

组织活动的学生领袖希望借由这次游行展现其爱国性质，特意淡化反对共产主义的口号；其中游行学生主要强调“反官僚、反贪腐、反任人唯亲”这一问题，不过学生仍强调会继续“拥护（中国）共产党”。

这次示威游行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同意与学生代表会面。

4月29日，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会见由政府批准的学生社团代表。尽管会谈中讨论了包括报刊编辑、新华门事件、民主自由等广泛议题，并获得一些实质成果，然而包括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则表态拒绝出席。

4月30日，赵紫阳从朝鲜平壤返国并重新掌握权力。然而随着外界要求中国政府对学生示威活动的态度更为软化后，内部相关的讨论冲突反而更为加剧。

以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主张继续与学生展开对话；以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则主张应该强硬地反对抗议活动继续进行。

在5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上，赵紫阳和李鹏再度针对这一议题有所冲突。

赵紫阳认为先前强硬派的作法已经证明并无实际的效力，因此政府特别允许这次活动才是唯一的选择。

对于李鹏认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应该优先于任何事项，赵紫阳则反驳说中国官方应表态支持扩大民主和提升透明度的要求。

最后在赵紫阳强力推行下，政府决定展开进一步的对话。

赵紫阳随后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导抗议活动的发展，并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间发表了两次同情示威群众的演讲。

赵紫阳发言中提到学生关切政府官员贪腐的问题是正当的，同时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应该被视为一种爱国表现。

在5月4日当天，有十万名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以纪念五四运动，同时再度重申先前示威游行所提出的要求。

新闻媒体工作者首次参与游行，这些大部分来自央媒的记者编辑，打着“首都新闻工作者”等横幅，喊出“新闻要说真话”，是当日最震撼的口号，《人民日报》记者的游行队伍，记者们骑着单车前往广场，还举着一些标语牌，上写着“人民日报、属于人民”“一人拍板、集体负责、全民遭殃”等字句。

当天，北高联宣布《新五四宣言》，呼吁推广民执政体。上海、南京和广州等地学生也游行上街，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

而赵紫阳的发言实际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这让很多大学生都满意政府所做的让步。

5月4日结束时，除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学皆宣布罢课行动结束，随后大部分学生也逐渐失去参与抗议活动的兴趣，新闻自由获得口头保障，多数人主张以对话渐进推动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