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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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世界舞台上，几乎那些政坛领袖们都是七老八十的老人们在控制着权力，青年们是挤不上这个权力顶峰的。但在网络领域里，年轻人却是使用社交媒体最频繁的年龄群体。总体来说，和35岁及以上的人群相比，他们更可能成为社交网络用户。这种年龄差别既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平均而言，超过80%的年轻网民活跃于社交媒体。

分析结果表明，青年浏览社交媒体平台主要是为了与他人交际和认识新朋友，因此，青年在与来自不同背景与国家的人交往时具有独特的优势。

不可忽略的是青年们除了与同龄人交际外，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青年还拥有更多与国家和世界领导人沟通的机会，并能积极参与到与政府代表和政策制定者的谈话。这是确保年轻人参与决策过程的重大进步。尽管我们拥有有史以来人数最多、联系最紧密的青年一代，可是，要西方社会有73%的国家仍然限制年轻人竞选国会议员。全球30岁以下国会议员的比例不到2%。在中国，青年人成为国家政坛要员的少之又少，似乎是个零空缺。

老潘头与南阳生闲聊时说：这种现象与当年民国时期作比较，差异极大。那时的热血青年火红了中国。黄埔军校是年轻人的组合体，延安红区也是年轻人的汇聚点。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校园，无论是在城市或是农村，没有躺平而不问世事的青年，青年是国家的栋梁。

老潘头说，胡耀邦是中共著名的红小鬼。少年时就投身革命，还参加过长征。1949年12月29日，随着三台战役结束，川北地区由解放军管辖。然而经过战火沧桑，广大川北地区社会经济近于崩溃，百废待兴。年仅34岁的胡耀邦率部进驻南充后，开始着手一系列紧迫问题，包括土匪暴乱围攻营山、盐亭、中坝等县城和集镇；伏击抢劫军车、商车等事件。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军兼川北军区，同年2月，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仍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川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开始治理川北匪情。他采取联系群众、组织农会和自卫队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动和指挥，并在同年8月底成功瓦解七万三千余的匪情势力；而随之建立的农会和自卫队则投入垦荒和生产。

在宣传中共政策稳定政局时，年轻的胡耀邦大胆采用党外民主人士，在川北行署29名委员中，民主人士有15名，他还广交工商界人士。1950年，川北行政公署职工宿舍大楼遭到纵火破坏，胡耀邦特意在新闻审阅最后加注“领导上思想的麻痹疏忽，也是造成失火事件的原因之一”。胡耀邦的自我批判和坦荡，得到了民主人士的赞赏；事件也很快通过调查得到解决。此外他还创建、扩建川北大学（即现在四川师范大学）。这些措施使得川北地区很快恢复社会秩序，胡耀邦也很快受到中共中央的注意。

1952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调胡耀邦入京，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此后的23年（至1975年6月）中，胡耀邦始终一直担任和兼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他一生遭遇和影响力，都与共青团息息相关。胡耀邦的一生始终与年轻人生活在一起，他自己也永远保持了青春的活力，敢言敢为。

老潘头对南阳生说：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仅创建三年，从治理和运行方面，胡耀邦都只能采取探索方式。这也锻炼了他能够很容易与青年、基层干部以及民主人士的沟通与采纳；他的为人和做事果断的风格也得到青年一代的赞赏和推崇。他提出的“宣传教育工作是团的工作的灵魂”一说，至今仍是共青团的工作准则。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9月，他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期间并发言。

在1954年至1956年期间，他组织、支持各种青年突击队参与到生产和垦荒中，其中包括黑龙江北大荒和江西湖畔荒滩。他对江西湖畔荒滩的开垦治理非常关注，并在1984年12月，亲自提名“共青城”，而那也是他最终埋骨之地。

而有丰富编辑经验的胡耀邦，创建了《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以提高青年教育和思想。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胡耀邦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1957年，第三届团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易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时年42岁的胡耀邦当选首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老潘头感叹地对南阳生说：胡耀邦的性格非常个性化，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然而1958年的大跃进导致的恶果，使得共青团工作被严重破坏，他对大跃进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反感。1959年庐山会议上，胡耀邦没有随众批判彭德怀，除了一份简短发言外，始终缄默不语，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1962年，七千人会议后，中共中央倡导调查研究之风，胡耀邦请求下放，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在上任之前，他还代表中国阿尔巴尼亚友好代表团赴阿访问。同年11月16日，他抵达湘潭，而原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任第二书记。两人在湘潭相识，并合作共事一年多，彼此互相尊重、互有好感。在上任开始，两人即率领干部考察湘潭各县，鼓舞基层干部并引导发展，并在考察后，确定“鼓足干劲，集中力量，以粮为纲，全面安排。”，着重就各县情况因地适宜，促进生产，达到或接近1957年水平。而当群众提出“单干”（即包产到户）问题时，基层干部感到压力很大，进退失据，胡耀邦则以顾及实际情况，默许包产到户的实施。胡耀邦、华国锋两人还推广毛田县的林业改造，即“毛田经验”。并惩治腐败。

1963年，团中央同胡耀邦联系，决定次年召开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再次调回北京。1964年7月2日，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再次连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这也是他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团代会。保留团职的情况下，他却接到新的任命，派他去主持陕西省工作。 

1964年11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并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耀邦上任后，仍然沿袭此前习惯，与各基层干部沟通并实地调查，他很快发现，因为大跃进等问题，陕西的经济非常落后；1962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使用，促使渭河下游两岸农田受淹没和浸没，加剧了粮食短缺问题，陕西粮食总产量在1963年居全国各省最低，此外几乎没有工业，文盲率约43%，克山病等地方疾病仍然普遍。而由于刘志丹案等影响，干部群众关系紧张，人人自危。

胡耀邦尽管忧心忡忡，但仍坚持首先将农业生产提升，作为第一要务；此外减少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导致的对基层干部的伤害。1964年底，他出中央工作会议和此后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并借此机会向周恩来、李先念陈述陕西困难，并争取中央支持：减少陕西征粮量从17亿斤降低为14亿斤、并获得增拨3万吨化肥、筹建陕西化肥厂。身在北京的胡耀邦，此时却目睹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矛盾激化，然而中共中央仍然形成一份《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以指挥各地的政治活动。

胡耀邦在返回陕西后，相对柔性地推广《二十三条》，使得春节时期的陕西民众倍感轻松。春节过后，胡耀邦动身考察陕南安康地区，在发现当地因为斗争处分的极端事件后，他自感《二十三条》应当落实到基层，并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

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

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

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就一律既往不咎。

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然而不过三天，2月17日，胡耀邦来到汉中地委，中共中央西北局来电批评胡耀邦此论，并声称可能引起翻案风。尽管基层干部对此表达支持，但中共中央西北局仍然认为此论片面，他被迫做出检讨，并被迫连续多日受着批判。3月17日，极度虚弱的他因病住院，医生检查属于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住院期间他还是承认了所有批评，当时的陕西改革也陷入困境。叶剑英元帅在得知此事后，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一起搭乘军用飞机前来西安，以参加军事会议名义，最终带走胡耀邦返回北京，胡耀邦再次回到中央。

老潘头对南阳生说：

1965年6月，返回北京养病的胡耀邦，被邓小平留在北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北京的大中学生纷纷响应，并开始攻击为首的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市委。毛泽东借此下令推广，并使局面迅速搅动。

当时刘少奇、邓小平认为混乱局面必须制止，并在1966年6月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派驻工作组到北京市各大中学，并由团中央负责北京市中学的工作组，至此团中央也卷入这场斗争中。

不久中央文革小组迅速抵触工作组，并成功说服毛泽东撤销工作组。很快，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怂恿下，红卫兵开始踞守并攻击团中央。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严厉批评共青团中央，称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等在团中央工作的“三胡”：“不是糊糊涂涂犯错误，而是明明白白犯错误”。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做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次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万人群众大会，批评团中央：“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违背了毛泽东的指示；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而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口头上坚持群众路线，实际上猖狂攻击群众路线；因对挑动学生斗学生，压制学生运动的‘中学工作组’所犯的错误负责。”随后，中共中央改组团中央书记处。

随后，疯狂的红卫兵跑到富强胡同，将胡耀邦、胡克实从家中揪到团中央批斗，从此团中央和直属单位的工作完全瘫痪。之后几乎每天，团中央的干部都被批斗、受刑，尚在病中的胡耀邦只得忍受全身被抽打红肿、鲜血直流的痛苦。很快，运动波及到他的全家，时任北京市纺织局局长的妻子李昭；北京大学学生、长子胡德平被隔离关押，三子胡德华和女儿满妹承担起家里重担。1967年，胡耀邦母亲刘明伦去世，悲痛之中的胡耀邦只能被红卫兵押解下去医院送遗体，而火葬之事只能让刘湖、胡德华两人处理。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加剧，毛泽东此时不得不派遣军队派驻学校和机关。胡耀邦等干部被关押在团中央南院平房中，由于经常干重活，他患上严重的痤疮。之后他和共青团中央干部被送到河南信阳地区潢川县黄湖农场。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促使毛泽东为二月逆流案平反，并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周恩来趁此将胡耀邦调回北京检查身体养病。

1973年，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协助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

1975年4月，在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决定派胡耀邦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随后他开展一系列活动，将中科院行政业务和党的工作分开，专门建立行政办公会议，分工专人抓业务。然而随着四人帮和邓小平的矛盾日益激化，胡耀邦在中科院的工作日趋复杂，11月，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迫再次下野，胡耀邦也因此离开中科院，再次过起了家居生活。

老潘头说到这里，突然对南阳生无语了。他显然是百感交集，内心非常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