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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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特供”？南阳生、潘天亮、南丽娃、婉茹这些年轻人显然了解不多。

刘效胜对老潘头和这些年轻人说：中国特供体制，是由政府组织、面向政府官员或特殊人士提供特定物品供给以及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以及特殊医疗待遇服务（高干病房）的体制，其中高级干部终身可以享受此类特殊待遇。早在斯大林在位时苏联就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1941年，由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中共的严格的等级供给制。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的1950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在北京建立香山农场（今称巨山农场）。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管理，为高级干部提供农产品特供，建立起中央首长食品特供制。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齐燕铭撰写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建立全国统一的，面向高级干部的特供体制。此后，在中国社会长期物资缺乏，普通民众食品和日用品短缺的背景下，特供范围扩大，涉及的有烟草、酒、服装等。为毛泽东个人特供的物品中就有主席瓷。

197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出台，其中就提到高级干部的水电费应自理，公私混用不能分别装电表、水表的，根据水电的实际消耗，按比例合理分摊。198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要求取消特供食品，与其它要求一样，但至今仍未落实。

2007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出要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2013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出台《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但这都是空话，“特供”制度从没取消过，并维持至今。

刘效胜说：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高干特供早就是个公开的秘密。毛泽东时代就有特供。不仅他享用的烟酒是特供的，而且书、大米白面都是特供。毛泽东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就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门为他空运活鱼。为防止“阶级敌人破坏”，还挑选三代贫下中农组成基干民兵连，专门负责活鱼的捕捞、挑选、装箱、押运。毛泽东就是毛皇帝，他享受特权中国人没话说，古代不是就有用快马从南方给皇室送新鲜荔枝的先例吗？

毛泽东是个大烟鬼，据说在延安时每天就抽50多支烟。为此中共成立了一个神秘的132号小组，这个小组不是什么神出鬼没抗日小分队的代号，而是专门为毛特制雪茄烟的秘密团队。为什么叫132号呢，老毛抽的两头粗细一致的烟叫2号，其他首长抽的一头粗一头细的烟叫13号，合起来称132号。为什么没有1号烟呢？中共的文人们解释说，老毛是想把1号烟留给人民群众抽！这是多滑稽的解释。可见，“特供”并非老毛一人的特权，整个中共高官特权阶层都是特供，从上到下，各级官府都有自己的“特供食品供应基地”。赵紫阳提出消除腐败的设想里就有取消高干特供，当时就得罪了太多的高层政要。

本来，邓小平劝说党内元老离开领导岗位就已经搞得怨声载道，所以邓小平嘴上不明白说出来，心底里的想法无疑是要对这些老干部采取“赎买”的政策，用比在位者更好的物质条件作为劝退老干部的交换条件。总之当时邓小平的意思是“卸磨”但不要“杀驴”。而王兆国配合胡耀邦意图推动的“制度改革”无疑有“杀驴”之嫌。

这⼀来，陈云等人压迫胡耀邦将中办主任换将，邓小平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只能表示同意。 同样原因，当时在福建省执政的项南也是因为反对中央领导人享受“特供”而得罪了陈云。

中共执政前的供给分配制度表面上讲绝对平均，实质上是“衣分三色、食分九等”，等级森严。《康克清回忆录》记载，1937年，中共党内最高和最低级别之间的津贴相差数倍。到了延安时代，等级成了制度，中共《一九四二年度边区财政实行统筹统支办法》中规定，机关首长可以“每人每日除照一般规定之伙食费外增加一元”的“小灶”。《中央干部保健实施办法》中记载，40年代初，县营级以上、机关学校科级以上干部患病和身体衰弱者每月定期有2到6元保健费。这大概就是医疗特供的雏形。

1950年代，北京搞了个600亩的香山农场，专供副总理以上级别官员提供特别菜肴原料，1956年以后，在此基础上组建了部队战士为建设人员的“玉泉山农场”，主种稻子、白薯和各类果树以满足中央首长的需求。

60年代初，北京东华门34号成了一个专向高干供应烟酒糕点糖果副食的特供点，只为副部级以上官员服务。据凤凰卫视报导，当时商品匮乏、食物短缺，中共令全国各地压缩民众基本需求，全力支持北京。“34号供应部”如同苏共的小白桦商店，名优特品洋货应有尽有，黄花鱼一斤0.46元，篮球大的黑崩筋大西瓜八分钱一斤，国外进口的名牌家用电器、手表、香水、呢料、朱古力、白兰地、珠宝首饰等等无所不有。

刘效胜对老潘头和南阳生、潘天亮、南丽娃、婉茹这些年轻人说：“改革开放”后，特供制度并未消失。今天这个新时代，同样没有取消特供制度。

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政策与中共经济大佬陈云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陈云是第一个让华国锋下台的人，也是让胡耀邦下台的人，当然他也有能力让赵紫阳下台。

刘效胜对老潘头和南阳生、潘天亮、南丽娃、婉茹这些年轻人说起了赵紫阳推行经济改革政策时的困境。

当赵紫阳在1988年年初提出要用主动涨价和提高工资的办法来进行价格、工资改革的时候，陈云已经感到了一丝隐忧，他在多个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了他在1980年12月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曾提出的观点：“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这些，无疑已经引起了赵紫阳潜意识里的不愉快。

陈云在对赵紫阳推进经济工作感到极度的忧虑之时，他开始了自己的1988年大动作。

1988年5月1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来到美丽的杭州，向正在那里修养的陈云通报了由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价格、工资改革提出的最新意见。熟知陈云个性的姚依林努力运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向这位中共党内的经济元老通报道：“我们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算四笔账。”听到这，陈云突然问：“你看可以理顺价格吗?”姚依林谨慎地回答道：“我讲的是初步理顺，大概要用五年时间。”

陈云不肯罢休，继续问道：“物价连涨五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你们想过吗?”

姚依林答道：“价格总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资增加百分之百。”

听到这，陈云连连摇头，表示怀疑。他说：“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我打个很大问号。”

面对陈云的质问，姚依林只好实话实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

面对姚依林的迟疑，陈云突然提高了声音：“问题是，物价连续上涨百分之十，影响的面很大。如果你们把这个计划公布于众，你去问问赵紫阳，他敢讲不敢讲?”

姚依林答道：“那是非讲不可的。”

看着已经有些窘迫的姚依林，陈云轻轻叹了口气：“你们想过没有，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我们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把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比当农民好得多。但这个事很不容易。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1984年粮食丰收，有些人头脑发热。我说，万元户没有那么多，无粮则乱。当时，有些人就是不相信。”

似乎是感到意犹未尽，5月28日陈云专门找到刚刚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李鹏又进行了一次态度鲜明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陈云明确表达了自己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的观点。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出乎陈云意料之外的是，尽管他已如此明确的表达了他对可能引起经济动荡的经济改革的忧虑，但他的意见仍然没有引起新组建的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共中央的认可，在最后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中，他的意见事实上已经被否定了。陈云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