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29）

 

329

 

在极权统治者的眼里，草根群体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但历史还有一个答案：民心不可辱。水能载舟，水也能覆舟。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猝逝。官方举行了各种级别的悼念活动，包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有邓小平参加的高规格追悼会，由于胡耀邦曾经出任党内最高职务，追悼会规格比原曾经担任国家元首的叶剑英逝世时高出半格。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元帅因病去世，终年89岁。

已经82岁高龄的邓小平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参加了葬礼，看着老战友的遗像，他忍不住点燃了手中的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此时的邓小平已经戒烟多年了，工作人员看到他拿起了烟，都忍不住落下了泪，大家都知道，邓小平这时心里真难受。

这一年，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三个老战友相继离世，曾经并肩作战的峥嵘岁月在邓小平脑海里一遍遍回放，眨眼间，大家都老了。从葬礼现场走出来后，邓小平的步履更加蹒跚起来，工作人员连忙上来搀扶，邓小平摆了摆手，说道：“我没事，你通知陈云和李先念了吗？”

“刚刚就通过电话了，这会儿差不多已经到了。”

邓小平点了点头，转头对前来送别的众人说道：“你们回去吧，我有些疲惫了，先回家休息了，后面的事情就拜托诸位了。”说罢，邓小平低头坐上了车，直奔家中而去。

邓小平疲惫地回到了家时，一进门，他就看到李先念的警卫员赵天元站在门口，邓小平主动问道：“你们来了多久了？”赵天元连忙站直身子敬礼：“首长好！我们刚到！”

邓小平点点头，转头对众人嘱咐道：“我们要谈话，如无必要不要打扰。”说完这句话，邓小平就走进了会客室，关上了门。

陈云和李先念正在闲聊，见到邓小平来了，立马站起身来迎接：“您回来了。”邓小平随意地摆摆手，说道：“坐下说吧。”

陈云和李先念两人等候多时。邓小平关上门后，三个人密谈了整整80分钟，工作人员都只能在门外等候。期间除了李先念让赵天元喊张宝忠送香烟外，再也没有人进出。

当时邓小平对陈云和李先念说道：“叶帅也走了，咱们都老了，我看，是时候退下去了。”

陈云点了点头，认同地说道：“是啊，我最近的身体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我们效仿苏联，采取了领导干部终身制，我认为，这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我们必须培养更加年轻的干部，才能为这个国家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如果老同志不让贤，年轻同志就没有机会。”“等什么时候，人民大会堂内开会的同志里，有一半是50岁以下的，国家的未来就不用担心了。” 邓小平可以先退居二线，再一步步退出中央领导核心。邓小平说完后，李先念也表示赞同。

当时除了他们三人以外，没有人知道聊了什么，后来谈话内容被公开，立马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认为我们的国家还需要邓小平、陈云这样的老同志，需要他们做这个国家的引路人。

胡耀邦与叶剑英去世时不同的是民心的反映。大量北京市民与大学生为胡耀邦举办了悼念活动。其后，有数以十万计的学生和工人占领天安门广场进行示威，抗议活动席卷全国，演变成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抗议浪潮。

1989年4月15日，词作家邹友开在返京列车上听到他死去的讯息，悲怆之下创作诗歌《好大一棵树》，后被谱成歌曲，一时广为流传：

 

头顶一个天，

脚踏一方土，

风雨中你昂起头，

冰雪压不服。

好大一棵树，

任你狂风呼，

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

有乐也有苦。

 

然而，持续六周的抗议最终在6月4日，以当局血腥镇压而收场。

老潘头对南阳生说：

时至今日，虽然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局对于这场民主运动仍讳莫如深，原先在1980年代提出的政治改革也由此停滞。

年轻的南阳生问道：

那年的春天究竟发生了什么？胡耀邦的逝世为何会逐步发酵成一场波及全国的抗议活动？

老潘头说：如果只用一句话评价耀邦，相信很多人会脱口而出──“中共良心”。

老潘头说：

我对胡耀邦有记忆、有兴趣，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在当时的《新闻联播》中看到北京的大学生们悼念他，在长长的白布上写着三个大字：“中国魂”。

那时我不清楚胡耀邦做了什么，也不清楚为什么很多人怀念他，更不清楚那些草根为什么这么动感情。只知道“中国魂”的评价很高很高，究竟怎么高，模模糊糊，说不清楚，也没多想。

但一颗无形的“种子”落于心田，慢慢生根发芽，慢慢茁壮成长。从此，我养成看《新闻联播》的习惯。不过，我现在几乎不看了，因为有互联网。手机阅读，就能查看到很多有关胡耀邦的文章，慢慢还原他，慢慢敬重他。

老潘头说：

胡耀邦不恋权力。他没有做最高领导人的野心，不愿对华国锋动手，也不愿接华国锋职务。他的儿子胡德平在日记说过，他“想设一个主席团，我在主席团中占据一个很不突出的角色。”“我们索性在最高的领导中，搞彻底的民主制，彻底的集体领导。”

胡耀邦下台后向老部下冯征倾诉苦衷：“有人藉辞职报告落井下石，对我进行诽谤，以‘生活会’为幌子，诬我想当军委主席，逼小平同志让位。”

胡耀邦夫人李昭书写的“光明磊落、无私无愧”八个字，刻在江西共青城耀邦陵园的右侧。因为光明磊落、无私无愧，所以他坚决、公开、多次支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加剧了元老们对他的误解。早在中央党校主持工作时，他就坚决执行“四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档案）。他告诉李锐，“生平憾事，对项南和苏进没有保护好；两次自责，批斗彭德怀时没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党籍也举了手。”

李锐《向胡耀邦学习──〈胡耀邦传〉序言》中写道：他不回避分歧，1985年5月10日接受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采访，陆铿称他和湖南同乡某元老：“你们是南北呼应啊。”他回答：“也可能是南辕北辙。”

胡耀邦勇气非凡。中共中央为他盖棺定论，篇幅不长，最大亮点就是“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不知何故，《讣告》未单列他另一不可磨灭的功绩：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率先策划、组织和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他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大批老干部因此解放，重返工作岗位，焕发人生“第二春”，包括批倒批臭他“生活会”的主持人。他做部长期间的中组部，真正成为“干部之家”、“正义之家”。针对“两个凡是”，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有人质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他斩钉截铁回答：“照样平！”他平反冤假错案的业绩，胡绩伟称赞，“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道主义！”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郭道晖在他逝世25周年纪念会上称赞，“是中国宪政运动的一次闪光──平反意味着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对人权、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尊重。”

胡耀邦宽容大度，从来不喜欢报复人。“文革”之前，胡耀邦在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体恤民情，却遭到当时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无情地批判打击，胡耀邦因此大病一场，刘澜涛不但不收手，还让病中的胡耀邦继续做检讨接受批判。1967年刘澜涛被当做“叛徒”打倒，“文革”后胡耀邦却积极推动给他平反，有人对此很不理解，胡耀邦说：人家在“文革”中吃的苦也不少，一定会从中吸取教训的，以前的事一律不许再提。刘澜涛恢复工作后，住房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胡耀邦又给他安排了住所。事后，刘澜涛到胡耀邦家里赔礼道歉，胡耀邦说：“这件事我早就忘了”。

胡启立视他为“导师、兄长、最亲近的朋友”、受他“影响和教育最多，精神上、心灵上受惠得益也最多的人之一”，在《我心中的耀邦》中回忆，胡耀邦“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 胡启立也说，“党内外一致公认，耀邦任总书记时是党内民主风气最好的时期之一。”

按道理说，胡耀邦贵为世界第一大党的总书记，愿意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多大的排场，都会很容易实现，然而他对这些一点兴趣没有。

胡启立回忆，耀邦几乎没有家庭生活，虽然家在中南海边上，只在每周六晚上回家吃一顿饭。当总书记的那几年，勤政殿夜夜灯火通明，经常批阅文件到深夜。1980年初冬，他去黔南和桂西视察，没有警车开道和森严保卫，一路上只有两辆面包车，山路崎岖、大雾迷蒙、通讯不便，胡耀邦的车辆竟然跟地方失联好几个小时。到深夜抵达一个县城，没有招待所，就在县委办公室打地铺睡。他去河北太行山区易县视察，住在县委招待所普通标准间，房子里灯泡坏了，电工进来修灯泡，才知道里面住的胡耀邦。1984年1月，他到贵州、广西等贫困地区考察民情，快70岁的人连夜赶路，半夜实在抗不住，就在望谟县县委书记办公室睡了几小时。第二天中午到广西一小镇，带领随行人员坐在路边小摊吃贵州米线，三毛钱一碗。吃完米线，老百姓才发觉原来是总书记，围过来热烈鼓掌，他站起来，恭恭敬敬给大家鞠了个躬，上车就走了。胡启立还点明，“从那以后，中央形成传统，每逢过年过节就要到老少边穷、经济落后或遭遇灾害、群众还比较困难的地方去慰问。”他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全国2000多个县，接地气跑了大半，但也因此挨批。一元老当面指责他：“整天到处乱跑，……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玩水，哗众取宠。”

胡启立回忆，耀邦认为反贪腐反特权，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 “我们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神色凝重地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啊！”

1984年，某政治局委员儿子涉嫌经济犯罪，躲入其父在中南海驻地，耀邦批准办案人员搜查取证，这就是有名的“警车开进中南海”掌故。他因此彻底得罪了这位政治局委员，也把一些心虚者吓得“人心惶惶”。

1989年1月，著名作家张扬去湖南省委招待所看望胡耀邦，看到他喝水的杯子竟然就是用过的豆瓣酱瓶子。

胡耀邦纯真平等。1982年1月5日，他与出席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部分同志座谈，讲到中共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不仅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且要“风雨同舟，鱼水相依”。会议休息期间，一位熟悉的记者鼓起勇气，当面质疑“鱼水关系”提法不恰当。他从善如流，当面诚恳接受，肯定质疑“有道理！”会后审查会议新闻稿时，反复推敲，把“风雨同舟，鱼水相依”改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个方针延用至今。1979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他写给一位青年的公开信，信中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大。

1981年9月，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一位省委书记公开反对：“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耀邦温和回应：“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胡耀邦在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现在依然有生命力：“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

田纪云说，“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不少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老潘头说：

胡耀邦自知自警。1981年6月29日，他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当选党主席后的闭幕会上，有个18分钟讲话，说了三点意见，不仅谦虚得体，而且滴水不漏，方方面面尊重照顾，情商蛮高的。首先开宗明义，充分肯定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四位元老尤其是邓小平的贡献。其次，挑明“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要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再次，“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连外国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现今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邓小平听了胡耀邦的讲话，尤其是对他第二点意见最后一段的自我评价很满意，随后有个更简短的讲话，即席风格明显。“我们这次把胡耀邦同志选作党的主席，刚才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想，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而且重复强调第二遍，“我们相信，这个重大的决策，重大的选择，是正确的。”

但胡耀邦却受屈受辱。历史如此吊诡，政治如此险峻。短短五年半，选择胡耀邦似乎被证明是“不正确”的。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胡耀邦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委屈，是不争的事实。他的女儿回忆，父亲下台后，许多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想到家里来看望，他一一婉言谢绝了，怕连累了人家。“十几个月里，他足不出户，终日不语，……除了读书思考，总是长久地沉默着，独对晨曦和落日。”他的秘书说，胡耀邦想写回忆录还遮遮掩掩，对于党内斗争“心有余悸，尚存畏惧，颇多顾忌。”“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邓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胡耀邦闲赋后，也明心迹：“我可以不做事，但我还要做人。”

清白昭天下，公道在人心。胡耀邦，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权力舞台上黯然谢幕了，但他在人民心中不朽，这是耀邦之幸，也是人民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