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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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潘头感叹地对南阳生说道：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一遍，这样做需要何等的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

曾被打成“右派”的诗人邵燕祥回望这个年代，无限感慨地说：“当时20岁以下的青少年，还有后来成长起来的又一代人，不会像亲历者和目击者那样，能够在‘平反’这两个字后面读到那么多的沧桑，那么多的血泪，那么多正义与邪恶、人道精神维护者与极左路线辩护者之间的较量!”

“文革”后期邓小平治理整顿受“四人帮”迫害的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说：这次中央全会提出加强民主和法制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主和法制，生命就会窒息，就会亡党亡国。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这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

而老作家巴金从1978年岁末开始，在上海寓所沉静地写作《随想录》，在“文革”中失去爱妻萧珊的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严厉地解剖自己在几十年政治运动中的表现，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思考如何避免这样的惨剧再次发生。在整个国家上上下下清算历史的同时，体制内有识之士已经放眼世界向未来。

老潘头感叹道：

为让更多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胡耀邦一直在前边冲锋陷阵，几乎全部老干部方阵则在后边支持。

1978年掀起高潮的“平反、落实政策”工作，不仅为刘少奇、彭德怀、“61人叛徒集团”等党政军领导人洗冤，更有大量普普通通的党员和老百姓重见了天日：

——“改正”5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此外，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主、富农等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军政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这组数据将被历史记住。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正是胡耀邦的这种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在短短的几年之间，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据2008年12月25日《北京日报》刊载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回忆文章称，1978年五六月间，他率团访问西欧，为资本主义的科技进步和工商业发达而震惊。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工人的工资和生活福利状况，都有些新变化，“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谷牧回国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了他的汇报，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由华国锋主席主持，叶帅、聂帅、李先念、乌兰夫、王震等都到了。谷牧说，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我们怎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

叶剑英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帅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王震副总理后来访英，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约占全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私人住宅和小轿车，每年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感慨：
我看英国“三大差别基本消灭……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一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对东北地方负责人说：“世界天天发生变化……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邓小平强调，要“走出去”，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当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这就是没有1992年“南方谈话”有名的“北方谈话”， 邓小平动情地表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1978年，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为年度世界风云人物，封面标题是《邓小平，一个新的中国的梦想家》。推荐语：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

正如1978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豪迈地宣称：“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

这年岁末《人民日报》感慨：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深入，人民敢提意见了，有话敢说了，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要十分珍惜这种局面。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老潘头对南阳生说：文革十年内乱，国家遭难，人民受苦。这样的历史不能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