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莫理循墓正面。栏板中间，刻着北京的莫理循和珍妮的名字。栏板上方，加挂他们的长子伊恩夫妇的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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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 Morrison）是中国近代来华记者群中一个显赫的名字，他先后担任清末民初《泰晤士报》驻京首席记者和中华民国政府顾问，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四位总统服务。他的报导为他赢得了瞩目的声誉。
莫理循从1897年2月被任命《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开始，到其1918年12月离开中国，在将近22年间，莫理循的足迹遍及除西藏外的整个中国，可谓历尽千辛万苦。
莫理循墓地在英格兰东南小镇西德茅斯的一片公墓里。小镇很小，至今不到两万人口，却有四星级酒店、博物馆、老教堂、17世纪的咖啡馆、养老院……这里的民居建筑仍保留着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粉白的墙，深棕色的苇草屋顶，修剪得整整齐齐。
莫理循在这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西德茅斯公墓在一座小山丘的顶上，从那里可以俯视萨尔蔻姆山及河谷。小镇滨海。碧蓝的大海，白浪轻卷，鹅卵石海滩，红沙岩崖岸，与小镇如茵的绿植和五彩缤纷的鲜花相辉映。
这里的公墓里多数墓都是两平方的单人墓。
莫理循的墓在小教堂边，没立十字架，却用典型的汉白玉中国式栏杆围成四平方米的双人墓——与北京的紫禁城、颐和园里常见的栏杆一模一样，莲花头望柱、宝瓶花塞。栏板正中镌刻着：
北京的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1862年2月4日—1920年5月30日和他的妻子珍妮，1889年2月11日—1923年6月20日
清末民初大名鼎鼎的《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就长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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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完成了《莫理循传奇》五卷笔记的编撰，对莫理循的认识与大多数学者不同。我并不认同他的一生充满了“中国情结”，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民的认识水平，其水平不见得超越了同时代来华的所有洋客。至少，他当年对中国的认识及所作所为，放到今天来看，也没有什么正确的预测，即使在当时也没能起到什么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莫理循不了解，正是列强在中国的胡作非为，才引起了中国的反抗；殖民主义“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却是加速旧中国灭亡的催化剂。
我以为，莫理循能留给历史的财富，大概就是他的“莫理循文库”了。这个“莫理循文库”现位于日本东京都的文京区“东洋文库”。东洋文库是在莫理循的24000册藏书基础上建立的。
莫理循当年专门请人为自己的图书收藏设计的藏书票，上面有一只可爱的澳大利亚袋鼠形象，在藏书票的上方还可以看到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的名字。
“莫理循文库”就是当年莫理循在北京的图书馆，坐落在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的家里。这个图书馆拥有自18世纪以来英、法、德等欧洲各国各有关学会出版的从创刊号开始的各种定期刊物120余种；1000多种各类地图和画册及原始照片，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基督教各教会在华传教士的著作；等等书籍共计2.4万余册。
莫理循有目的的系统收藏图书开始于他刚到北京那一年。莫理循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刚到北京，发现这里关于中国的图书少的可怜，他很想把有关中国的各方面图书收集起来。
1902年，莫理循把家搬到了王府井大街路西，他便把5间南厢房全部打通，建成了一座图书馆。整个改造的过程历史三个月。图书馆内部高约4米，宽约6米，长约25至30米，无柱，横梁与天顶均为水泥浇筑，非中国传统木结构。
在莫理循的图书馆中，地图和其他图板放在西墙角的大抽屉里，为防风沙和阳光，书籍放在蓝布制成的书套中。他亲自查封所有寄来的书，每一本书他都看过，并在目录中做一些说明。图书馆就像莫理循的城堡，他把索引系统作得非常完善。莫理循说，他的家简直就是中转旅店、情报局和图书馆的结合体。
莫理循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20世纪初历史转型期的历史见证人和文献的搜集者。
3
晚年莫理循
莫理循一生中接触过很多异性，有浪漫的恋史，也有与妓女的情史。但在1912年，单身汉莫理循已经50岁了仍未婚，但爱恋着比他小27岁的女秘书罗宾小姐。但他却依旧穷困落泊。也许是对稳定家庭生活的憧憬，为了结婚，令他反思目前飘泊不定的生活状态。此时，莫理循的心情出现了自1882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迷茫：
我提职无望，心情苦闷，厌倦那东飘西荡的工作。今天我终于下决心：1.从《泰晤士报》退休；2. 卖掉我的图书馆；3.离开中国返回澳大利亚。
这是莫理循第一次提到他想卖掉图书馆。
数月后，深感“缺钱”的莫理循为他的图书馆开价4万英镑。他在给《泰晤士报》白克尔的一封信中说：
在为《泰晤士报》效力期间，我几乎没攒下几块钱。现在，我偿还所有债务后，还剩不到250美元。我收藏有关于中国的书籍。虽然我实在不想卖掉我的图书馆，但我别无选择。
这一年，莫理循辞去《泰晤士报》的工作，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出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薪水，8月份与罗宾小姐结婚，拥有了他梦寐以求的爱情，卖掉图书馆的想法暂时被他放下了。
但到了1913年，莫理循再次有了卖掉图书馆的想法。他在一封私人密信中写道：
我发现这项工作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
莫理循在政治顾问这个职位上一直做到第四任总统徐世昌时期。莫理循后来也很后悔自己的这个选择。因为总统顾问的职位不过是一种摆设而已，重大的事情根本不同他商量。
因此，1917年莫理循回到澳大利亚，看看是否可能开始他第二个人生。这一次，莫理循是痛下决心要把图书馆卖掉了。
在莫理循展露售书意图后，美国、日本、中国等政府或学者、贤达纷纷表示关注，他们都希望得到这批珍贵藏书，其中以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最为积极。但莫理循其实是想把图书留在中国的。早在1912年莫理循刚刚有了卖掉图书馆的想法时，他就提出“如果中国人购买，我将把我在北京的不动产，即建有防火设备的图书馆送给政府”。
但1917年正好赶上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北洋军阀政府把大量钱款充作军费，忙于战争，已无暇顾及文化方面的事业。
最终，莫理循决定以3.5万英镑的价款卖给了日本三菱财团奠基者岩崎弥太郎长子岩崎久弥。他的想法是，即便这批图籍不能留在中国，也要尽可能将它留在远东。
1917年8月8日莫理循在致朋友丁文江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藏书要卖掉我觉得很难过，但是要维持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使我的时间和财力都大感紧张。我本来希望它能留在北京，可是办不到。
莫理循文库东渡后，1924年岩崎久弥在其基础上建立了东洋文库。几经扩充，今天的日本人称它是“东方学家的麦加”，而中国人却只能东渡日本去利用莫理循藏书。
令我目瞪口呆的是，莫理循将出售藏书所得的3.5元英镑，投资了中国证券，结果是因中国经济不景气而血本无归。
这段历史也因此成为中国学术的“伤心史”，成为中国学者心中的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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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凄惨地结束了一生。他在英格兰东南小镇西德茅斯的墓地，简陋的栏板，也算作墓碑吧，寥寥“北京的莫理循”几个字，是非功过任由世人评说，浓缩了历史长卷书写的万千文字。
莫理循去世时，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送了用兰花扎成的花圈，挽带上写着“满怀感激之情沉痛哀悼”，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参加了葬礼。
但是，莫理循早已被世人遗忘在了西德茅斯，掩映在萋萋芳草中。西德茅斯虽然风光旖旎，空气清新，适合他养病，但莫理循没想安息在这里。
1918年12月26日，莫理循离开北京时，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了巴黎和会。他夜以继日地帮助中国代表团修改文件，为中国争取权益。他终于累病了，遵医嘱到英国治病。他一直想回到北京，他的“总统顾问”之职至1922年9月30日才到聘期呢。
莫理循的办公室在新华宫，他向朋友介绍说：
在靠近湖边之处，有我一间漂亮的办公室。它与一个小岛隔湖相望。光绪帝自1898年政变以后就被软禁在那里。湖中游着群群野鸭。
1920年5月，在莫理循去世前10天，他给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写信：
由于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我的产业和利益都在北京，我非常希望能回到那里。
莫理循让妻子珍妮前往伦敦办理了返回中国的手续，并安排老管家孙天禄到上海去接他们。他妻子珍妮说：
我们确曾希望他能够恢复足够的体力回到他心爱的北京。我想，假如他果真得死，最好是让他死在北京的老家，死在他所深爱的环境和朋友们中间。
莫理循曾经用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壮年岁月，竭力想把中国政府从长期财政困境中解脱出来。可是中国政府的财政却依然捉襟见肘。他去世后，他的朋友向徐世昌总统申述，中国政府才向他的家属支付了一笔相当于他生前三个月薪水的抚恤金和积欠的薪水。但在莫理循去世半年后，珍妮退还了中国财政部长周自齐开的银行支票：
你昨天开给我的支票已经由盐业银行退回，上面标明“存款不足”。
中国财政部长开的支票都不能兑现，当年中国财政状况可见一斑。
当月30日，莫理循在英国萨塞克斯郡逝世，带着对中国的怀念。然而中国政府却在莫理循死后还积欠他一笔抚恤金和薪水。珍妮曾追讨这笔欠款，讲述莫理循的功绩，但腐败的民国政府却只能表示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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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罗宾（1889-1923）于1910年应聘成为莫理循的秘书，1912年两人结婚。50岁的莫理循就此结束了单身汉的生活。
莫理循墓碑上还刻着他的妻子珍妮的名字，叙说着他们的爱情故事：
1912年，莫理循年满50岁。他辞去了担任17年的《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的职务，受聘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也找到了自己的爱情港湾，与年轻的美女秘书珍妮结婚，在他一生的最后8年里享受了无比幸福的家庭生活。
莫理循曾在日记中写道：
袁世凯要留我进餐，一一都已准备妥贴，但我的夫人正在等我。袁世凯说：“你啊，还是个半独立的身子。”
大概中国的君王认为，女人不过是个玩偶，岂有为了女人而拒绝国家大总统宴请的道理。袁世凯不能理解珍妮在莫理循心中的位置是多么重要。
珍妮描述了莫理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极力挣扎睁开眼睛向我微微露出笑容。他死在我的怀抱里。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爱你’”。
珍妮几乎是为莫理循而活着的。
珍妮在莫理循去世后的三年里，以模范的献身精神，细心整理了莫理循文件、日记、书信，并依莫理循的遗愿，将这些珍贵的资料捐给了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
完成这些工作后，珍妮也追随莫理循而去。珍妮临终前曾说：
我的生命之光已经熄灭，而我希望同他再相聚的日子。
珍妮灿烂的青春之花、爱情之果，完全附丽于莫理循的生命。
1919年5月7日，在中国待了22年的莫理循病重不得不回到英国。一年后的1920年5月30日，58岁的莫理循与世长辞，永远地瞌上了他的眼睛。
莫理循留下妻子珍妮和三个孩子，7岁的伊恩、5岁的阿拉斯泰尔和3岁的科林。他和珍妮结婚8年。珍妮此时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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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和他的三个孩子
西德茅斯莫理循之墓，现在也是他们一家人团聚的地方。围栏上加挂了他们三个儿子和儿媳的墓碑。
正面栏板上方写着：
伊恩·莫理循，1913年5月31日生于北京，1950年8月12日卒于朝鲜
玛丽·莫理循，1909年8月25日生于schattau（捷克某地），1976年5月6日卒于伦敦
左边栏板写道：
阿拉斯戴尔·莫理循，1915年8月24日生于北京，2009年8月4日卒于堪培拉
海达·莫理循，1908年12月13日生于斯图加特（德国城市），1991年12月3日卒于堪培拉
右边栏板写着：
科林·莫理循，1917年4月21日生于北京，1990年12月31日卒于温切斯特
斯蒂芬妮·莫理循，1911年10月28日生于schattau，2001年2月25日卒于温切斯特
从碑文上可以看出，莫理循的三个儿子都出生在北京，他们都可算是北京人。三个儿子都比夫人年龄小，也许是父母的早逝，他们从小缺失父母的关爱，而年长的夫人能抚平他们童年的创伤，给了他们家的温暖。老大伊恩和老三科林的夫人是亲姐妹。
他们三兄弟都在英国剑桥大学受过教育，老大伊恩很早就将眼光投向东方，他曾任中英银公司在上海的代表。28岁时成为《泰晤士报》战地记者。朝鲜战争爆发后，伊恩是第一批出现在前线的记者，不幸触雷殉职。他是韩素音自传体小说《瑰宝》男主人公马克的原型，1955年这部小说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生死恋》，并获得了两项奥斯卡奖。
老二阿拉斯戴尔从小喜欢禽鸟类动物，这一爱好使他成为了鸟类学家。他在北平与德国摄影师海达相识、相知、相恋、结婚。海达为民国时期的中国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为老照片爱好者所耳熟能详。阿拉斯戴尔长寿，活到了94岁，高兴地看到旅澳画家沈嘉蔚编撰、北京学者窦坤编译、笔者责编的《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图册出版，并为其写序，还出席了在堪培拉举办的首发式。
老三科林曾是香港政府的公务员。香港沦陷时当了三年半日军战俘，后被盟军解救。
他们三兄弟都再续了莫理循绚丽的中国情缘。
帮助寻到莫理循墓的“80后”留英博士黄彧感慨赋七绝《于西德茅斯寻得莫理循墓》一首：
百年风雨草芜生，寂寂雕栏念玉京。
拂却蓬蒿寻姓氏，谁知曾做御街名。
莫理循对中国复杂的情感纠缠了他后半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爱中国，希望中国强大，尽管这里不是他自己的国家。
1919年4月，57岁的莫理循因病返回英国，在病榻上还在对中国代表团提交会议的文件进行文字修改，当得知巴黎和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利让给日本时，他对此表示了谴责。
1920年5月初，莫理循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我现在的一个希望是回到中国。我不愿意死，但如果死也要死在中国，死在多年来对我如此体恤的中国人中。
这是莫理循对中国生活的评价，至少十分动情。
不知今日北京是否还记得那个“北京的莫理循”？
写于上海恒易斋
202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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