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清末民初的腐败与堕落

沈阳　著

Shenyang

 

1911年冬，青龙场小乞丐

 

莫理循能救治腐败的中国吗？

 

晚清自灭于腐败，这是历史的结论。但曾任民国四大总统顾问的莫理循却异想天开，想为中国开出治国药方，也许他确实是要帮中国做些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西方人，而且是个英国人。他以英国模式想要来改造中国，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的国家，这近乎于荒唐。

莫理循为了让中国加入“民主国家大家庭”中间来，按时下的说法是纳入“世界共同体”，可是严酷的现实却是差距那么大。

回望莫理循人生最后的那段历程，可以看到他的愿望只是一个虚幻的空想。

1915年1月18日下午三时，“历史上最为偷偷摸摸的外交打击”正在怀仁堂袁世凯的理政处悄然上演，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一份标有“最高机密”的文件交给了袁世凯，这份文件就是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当时欧洲在打仗，所以顾不上中国了，日本一看机会来了，他们就让当时的驻华大使日置益，直接就面见袁世凯，给了他《二十一条》。

原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欧美无暇东顾，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意欲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并要求袁世凯政府不得泄漏条约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孙中山是跟日本人联合在一起的，日本人居然拿着这个孙中山来威胁袁世凯：你必须接受我的“二十一条”，不然我就扶植孙中山，这可是莫理循他们那时的看法。

对照莫理循那时书写的信，可以知晓，莫理循当初并不知道这“二十一条”到底有些什么内容。

这个“二十一条”是秘密地交给那个袁世凯的。袁世凯并非省油的灯，他掌握了“枪杆子”，也懂得“笔杆子”的重要。于是，他希望能够把这个消息泄漏出去，引发舆论上的公愤。就在2月5日那天，袁世凯就邀请莫理循到他那里，接见了他。

袁世凯对莫理循讲了一个小时的那么长的时间，就是等于口头告诉他“二十一条”是怎么回事，他将详细的内容全部都告诉了莫理循，但是不允许他笔录，于是莫理循回去后就马上写了一个备忘录。

莫理循即使得知了“二十一条”的内容，他却也不能将它正式公开。此时，诡计多端的莫理循想到了一个人，那是他的朋友《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端纳。日后，端纳在口述自传《中国的端纳》里，曾生动地描述了二人合演的这出哑剧。

莫理循将端纳叫到他的办公室，端纳比他小十多岁。

端纳见到莫理循时，莫理循对端纳说：“你先等着坐一会儿，我在书房里还有点事情要做，我回来再跟你说话。” 莫理循说完，用手摁了一下书桌上的一迭文件，然后就去了他的书房。

端纳因为与莫理循是老朋友了，端纳马上知道他的意思，看了看那书桌上的文件，那就是《二十一条》。端纳就将这《二十一条》塞进自己的口袋里，走人。

端纳很快就把这个内容写成电文，以电文形式发给《泰晤士报》。《泰晤士报》就在12日刊登了这个电文。

但是，电文刊登后，反响平平。这可不是莫理循所希望的。因为那个《二十一条》一共五项，“五号”才是核心内容。端纳从莫理循那里获得的只是前四项内容。就连《泰晤士报》也不太重视，甚至认为端纳发的电文不是官方的消息。

弄到这个时候，莫理循感到自己必须走到前台来说明了，他由此就走到了前台，在莫理循的书信里能证明这一点。

莫理循后来给《泰晤士报》主编写了信，他就说：“”我已经给端纳一份副本，我现在给你们照本，这个确实是那个”。莫理循亲自把《二十一条》给了《泰晤士报》。

在莫理循和端纳这两个人的努力下，外界才知道了日本人的全部意图，也使得袁世凯在外交折冲上面有了余地，有关这个协议的签订便拖延了很长时间。

更重要的是，在巨大的国际舆论下，英国说服日本收回了其中的七个条款。袁世凯只签了十五条，而且其中那七条是最关键的，他都没签。

5月8日，袁世凯召开会议向各国首脑通报了最后的结果。由于中国军事上没有实力与日本对抗，只得接受了日本的条款。

莫理循在《二十一条》签订问题上确实帮了中国一个大忙。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莫理循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这次和会。原来一战爆发后，莫理循曾力主中国参战，他认为，只有作为战胜国，中国才有机会收回被列强侵犯的权益。莫理循讲得多清楚，中国跟这些协约国站到一起的话，那中国将来不光是能分享胜利的果实，而且还能制造更多的兵器，促进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当时日本人不让中国人参战。孙中山也反对参战。

日本的《朝日新闻》引用了孙中山反对中国参战的文章：中日两国必须团结起来，把欧洲人驱逐出亚洲。孙中山反对中国参战的理由冠冕堂皇：弱国参与强国的游戏，一定没有好下场。

但是，莫理循看得很清楚，协约国在这场战争中必胜无疑。孙中山不只是看不清楚，他至少表面的理由是这样：中国自己事还没搞清楚，参与这些跟我们没关系的事，你参战干什么。

 

巴黎和会

 

事实上，后来在段祺瑞、梁启超等人的力挺下，中国最终参战，搭上了战胜国的末班车。设想当初，如果中国不是参战了，那么在“巴黎和会”上的中国更没什么说话的份。

1919年1月，通往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的路并不平坦，莫理循此时已身患重病，正忍受着胰腺炎的折磨。他是受总统徐世昌的委托，以那个中国代表团技术顾问的身份去参加会议的。

莫理循的主要任务是给中国代表团修改讲稿。莫理循对每字每句都认真做了推敲，对一些用词不当或表述不清的地方，莫理循说：如果你去用这个拿去念，虽然你是义正词严，但是你得不到便宜的。当他说，不能这样说时，他就会作修改。讲稿几乎全部都重写了。

莫理循带病连夜帮中国代表团润色了发言稿，但他不知道，中国的利益早在私下里，已被列强让给了日本。

莫理循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生气。他就觉得任何一个有一点自尊的中国人，都不会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他是这么说的。

事实上，莫理循的话也被证实了，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莫理循去世了，在西德茅斯的墓地中，莫理循的墓，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只有一圈中式的汉白玉栏杆，汉白玉上刻着英文“北京的莫理循”。

当我开始重新撰写莫理循的传奇故事时，脑子里总会出现一个大问号：中国未来的道路将会如何选择？

清末民初时的宪政和共和之争，没能解决中国的去向。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响，震惊了中国；但苏联的最终解体，又一次震惊了中国。

中国何处去？显然，莫理循救不了中国。因为中国清末民初的政府腐败堕落，是大清和民国自毁的根源。封建专制的体制则是腐败的温床。

 

从两任内阁总理孙宝琦看民国政府之腐败

 

孙宝琦

 

在中国，富家女有个很流传很久的别称，称“千金小姐”，言其尊贵也。在清末民初，就有这样一位“多金”的父亲，一生娶了5位妻子，生养了24个子女,其中8个为儿子，16个为女儿，并且，其女个个嫁得好人家，亲家一个比一个显赫，女婿一个比一个牛叉，堪称晚清最牛老丈人，此人就是曾出任清末山东最后一任巡抚、民国时两次出任内阁总理的孙宝琦。

孙宝琦出身显赫：他父亲孙诒经曾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官至内阁学士、户部侍郎，他的岳父张曜曾任山东巡抚。

他有一个弟弟和8个妹妹，弟弟的岳父李瀚章做过湖广总督和两广总督，更关键的是，李瀚章有个弟弟叫李鸿章。孙宝琦最小的妹妹孙宝琮嫁给了颜惠庆，这个人也做过外交总长和内阁总理。

因父荫，孙宝琦被授予刑部主事、直隶候补道等职务。

直隶提督聂士成很喜欢孙宝琦，让孙宝琦主持开办了铜元局、北洋育才馆、开平武备学堂等（学生中有吴佩孚、萧治国等人），显出他才干。

孙宝琦因此得以进入了军机处上班。1900年慈禧和光绪出逃（西安）的过程中，点名孙宝琦随行护驾。

 

慈禧逃难时，孙宝琦随行听用

 

孙宝琦表现得异常到位，包括雨中帮忙推慈禧坐的马车、安置住宿等；到了西安，因为精通英文、西班牙文和收发电报，他被指定还协助庆亲王奕劻接、发电报，翻译处理外文文件等，这都给慈禧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

回京后，慈禧很快任命孙宝琦为驻法公使（后来还兼任驻西班牙公使）。

1902年2月1日慈禧太后颁布谕令，取消了满汉禁止通婚的政策，满汉自此可以通婚。

 

庆亲王奕劻不要陪嫁，主动与孙宝琦结亲

 

不久后的一天下午，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轻车简从地来到孙宝琦家，原来他想让自己的五儿子娶孙宝琦的二闺女，过来想听一下孙宝琦的想法。

让这孙宝琦吓得要死，两人身份地位相差太多了啊，门不当户不对。

孙宝琦想了一会儿，便找到了个拒绝的理由：“王爷您是皇亲国戚，我是小户人家，实在办不起嫁妆啊！”

奕劻不知道是装傻还是真没有听明白，就爽朗地笑着说：“只要你同意就成，嫁妆我让人送到你府上。”

孙宝琦无法再拒绝了，只好同意，于是他就和奕劻成了儿女亲家。

由于这层关系，此前希望巴结奕劻无门的人，都走上了孙宝琦的门路，孙宝琦也就成了一个权力热门中心。

孙宝琦有钱有地位，他前后一共娶了5个极漂亮的老婆，一共给他生育了24个孩子，有8个儿子和16个女儿。

 

孙宝琦的女儿们，后排左2为孙用蕃，是孙家七小姐，后来成了张爱玲的继母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女儿，让他成为民国无人能比的第一岳父。

 

他的儿女都攀了哪些权贵家族？

 

长女：孙用慧，嫁盛恩颐（清末首富盛宣怀的第四子）

次女：孙用智，嫁载伦（庆亲王奕劻的第五子）

三女：嫁大学士王文韶之孙

四女：孙用履，嫁入大臣宝熙家

五女：嫁袁克齐（袁世凯的第七子）。

七女：孙用藩，嫁张廷重（张佩纶之子，李鸿章的外孙)，是张爱玲的继母。

八女：嫁天津国华银行经理崔氏。

……

 

袁世凯也是孙宝琦的亲家，左一为孙宝琦，中为袁世凯

 

长子：孙用时任住友银行经理，

次子：孙用震在德国汉堡做副领事，　

三子：孙雷生，娶冯家贤（冯国璋之女）

四子：孙用岱，娶盛范颐（盛宣怀之女）

五子：姓名未详，娶袁箓祯（袁世凯的第六女）

……

有了这些关系，让孙宝琦从此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孙宝琦与袁世凯、盛宣怀还是双份的亲家，每人各有两对子女结为连理。

孙宝琦子女众多，这让他与当时朝廷里最有影响力的重臣，几乎都结成了亲戚关系，编织了一张牢不可破的大网。

孙宝琦的姻亲网，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是无人可比的。就算大清灭亡后，又出了袁世凯；袁世凯死了，又来了冯国璋，吴佩孚……所以说，孙宝琦还不是一般的厉害。

 

孙宝琦的手迹

 

“晚清第一贪” 庆亲王的权贵家族网

 

“晚清第一贪” 铁帽子庆亲王奕劻

 

孙宝琦的次女孙用智嫁给了庆亲王奕劻的第五子载伦。1911年5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所订内阁官制，组成新内阁，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由此，孙宝琦与庆亲王奕劻成了亲家。

庆亲王堪称“晚清第一贪”，但却能在风云诡谲的晚清政坛中，始终能大旗不倒，边腐边升。在清王朝最后十年，他或为领班军机大臣，或为内阁总理，又在1908年获授铁帽子王，世袭罔替，身份不可谓不显赫。但这位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铁帽子亲王，最后却成为满清遗老眼中断送大清基业的千古罪人。

庆亲王奕劻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

爱新觉罗·奕劻（1838年3月24日—1917年1月29日），晚清宗室重臣，清朝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满洲镶蓝旗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曾孙，庆僖亲王爱新觉罗·永璘之孙，不入八分辅国公爱新觉罗·绵性长子。

道光十八年（1838年）三月二十四日（农历二月二十九日）奕劻出生于北京，过继庆郡王绵慜为嗣子，初封辅国将军，后晋爵贝子、贝勒，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加郡王衔，任御前大臣。

光绪十年（1884年），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进庆郡王。光绪二十年（1894年），被慈禧封为庆亲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成为铁帽子王。

到了光绪二十年，奕劻才被加封庆亲王。光绪二十四年，奕劻展现了他一个天赋:站队。戊戌政变和己亥建储，奕劻作为神机营主营是立过功的。支持了后党，这是奕劻第一次成功站队。

光绪二十六年，庆亲王又展现了他另一个才能:洞察力。即1900年初春，当义和团波及京师之后，奕劻作为总理衙门大臣，屡次领衔上书，请求朝廷镇压义和团。同年，奕劻还做了一件事情，和李鸿章一起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了中国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光绪二十九年，荣禄病逝。庆亲王又成了军机首枢，很快又管理财政处、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

爱新觉罗·奕劻

（1838年3月24日-1917年1月29日）

 

奕劻为人贪鄙，与其子载振、大臣那桐卖官鬻爵，被当时的人们讥为“庆那公司”。奕劻此举可谓将权力用到了极致。但不是用在为国为民上，而是为了自己谋利上。不过以奕劻的洞察力，也许早已发现大清病入膏肓，无力回天，这么做也许是为了多捞一笔罢了。

光绪三十年（1904年），御史蒋式瑆奏劾奕劻任军机大臣以来，大小官员都去贿赂他，庆亲王府门庭如市，奕劻挥霍异常，但是尚能积蓄起巨款，在英商汇丰银行存入一百二十万两私产。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御史赵启霖再次奏参他为段芝贵谋巡抚职，受贿十万两，其子载振并纳段芝贵所献歌妓杨翠喜。但奕劻因得慈禧太后宠信，两案都不了了之。奕劻初主军机时，袁世凯就用重金笼络，使之成为袁世凯在朝廷中的内援。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奕劻七十诞辰，大开祝典，成了官员们攀缘交结的好时机，而奕劻更是大肆进财纳贿。各地进献者络绎于道，王府门前车水马龙，列起了长阵。奕劻令属下做四个册籍。将送礼者按多寡厚薄分为四级。凡现金万金以上及礼物三万金以上者，入一级福字册；凡现金五千以上者，入二级禄字册；凡现金千金以上者，入三级寿字册；凡现金百金以上及礼物值数百金者，入四级喜字册。同时送礼者大小多少不拒，甚至将物不满百金者列为一册。据传这一次七十寿诞，奕劻所得现金五十万两白银之多，礼物价值更为百万以上。

庆亲王以贪腐闻名，《清史稿》对他的描述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早在辛丑年，奕劻尚未出任领班军机，其贪鄙好货，已是人人知晓了。

《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在一份电稿中写道：

 

中国新设了几个出使大臣派往意大利、比利时和维也纳，想要得此职位，须出钱买通。卖官的钱便入了清朝最不足道的庆亲王的私囊(此时的奕劻只是外务部尚书)。我们昔日无能的雇员张德彝，现在是出使伦敦大臣，他花了二万五千两谋取该职。伍廷芳将其全部薪俸给庆王才得以留位，而他自己靠卖领事职位、华人登记和签发华人保护书，等等，大发横财。

 

可见，庆王卖官，不但国人皆知，而且早已名扬海外。时人称庆亲王府邸为“老庆记公司”，专卖官鬻爵。

在“老庆记公司”，只有出不起的钱，没有买不到的官。善于把官场变市场的奕劻一入军机处，就在缙绅名册上用朱笔标明天下官缺的优劣肥瘦，官职大小，美恶与否，价钱各有定数。“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

庆亲王用人，量“财”而用。各官名码标价，大小官员，若要升迁调动，没有不奔走在奕劻门下的。

由于庆亲王在官场经营有道，庆王府也因此呈现出一番与大清王朝秋叶枯衰景色完全不同的繁华景象。

庆亲王卖官还会看人下菜碟儿，遇到有钱的买主，还得抬抬价。一次，邮传部尚书空缺，奕劻示意众人，此缺当售银三十万两。大商人盛宣怀要买，奕劻便把价抬到了六十万。盛宣怀当然不肯比别人多交三十万两，便找人四下活动，后来，奕劻总算降到三十万，但前提是“须交现金，不收他物。”

久而久之，奕劻与买主间竟达成了默契，常见买主用红纸封装上银票，当面呈交给他，并说：“请王爷备赏。”奕劻接阅后说：“您还要费心。”说毕塞进坐垫下，一场交易就算完成了一半，至少是有了眉目。

 

拥有17子15女的袁世凯亲家背景

 

袁世凯和他的孩子们

孙宝琦的姻亲网，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无人可比。因孙宝琦子女众多，这让他与当时朝廷里最有影响力的重臣，几乎都结成了亲戚关系，编织了一张牢不可破的关系大网。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也风光无限好。

孙宝琦与袁世凯、盛宣怀还是双份的亲家，每人各有两对子女结为连理。

孙宝琦的长女孙用慧，嫁给了清末首富盛宣怀的第四子盛恩颐；他的第四子孙用岱娶了盛宣怀之女盛范颐。

孙宝琦的五女嫁给了袁世凯的第七子袁克齐；其五子则娶了袁世凯的第六女袁箓祯。

 

袁世凯和他的女儿们

 

袁世凯一生颇为风流，娶了一妻九妾，而且生育能力极强，共有17个儿子和15个女儿。这样一个家族在民国时期十分庞大。作为民国大总统且当了83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对于儿女亲家自然也是精挑细选。要想全面了解袁氏家族在清末民初的势力，就不能不了解他的儿女亲家。

袁世凯在世时，曾亲自定下了九子以上，二女以上的婚姻大事：

袁世凯的第一位亲家是吴大澄，他是长子袁克定的岳父，江苏吴县人，同治朝进士，官至陕甘学政，广东和湖南巡抚。甲午战争时期，他曾自请率三万湘军赴辽抗日，败北革职。就在这时，他与袁家联姻，吴大澄为官清廉，有直声。同时精于金石学和古文字学，是晚清著名的学者。

袁世凯的第二位亲家是天津道员刘上文，早在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就与刘结下交情，此后两家走动频繁，终成儿女亲家。不过，在刘在众多亲家中，官职最小，仅正四品。

袁世凯的第三位亲家是端方。袁世凯被罢官的时候，他正督办川汉铁路，曾专程前往彰德拜会。所谈内容不详，但包括两门儿女亲事。一是将二女袁仲祯许配给端方侄子，二是端方长女嫁给袁世凯五公子袁克权。前一门亲事没成，袁世凯死后，袁仲祯悔婚，后嫁给了薛福辰的儿子。

端方是满洲正白旗人，曾作为五大臣之一出国考察宪政，主张立宪。官至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他奉命率新军前往镇压，被军中革命党杀死。

袁世凯在世时另外一些亲家有张人骏、孙宝琦、张百熙、周馥、黎元洪等。张人骏是袁世凯长女袁伯祯的公公，清流巨子张佩纶的侄子，翰林出身，曾官至两江总督。武昌起义后，他主张镇压，不久遭到革命军攻击，据说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从此下落不明。

孙宝琦，袁世凯七子袁克齐的岳父，六女篆祯的公公。清末时，曾官至顺天府尹，山东巡抚。父亲孙诒经是同光时代的名臣，做过帝师，弟弟孙宝瑄也有名气。孙宝琦的山东巡抚为袁世凯举荐。进入民国后，历任两届外交总长，还一度兼任国务总理。袁世凯称帝时，他虽不太积极，但夫人却异常热心。

张百熙是袁世凯三子袁克良的岳父。官至内阁侍读学士，邮传部尚书。清末时以办学著称，是清政府的第一任管学大臣，现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尊他为第一任校长，是近代学制的奠基人。

周馥是袁世凯八公子袁克珍的岳父。曾官至直隶总督，是袁世凯密友。他的儿子周学熙清末时曾任直隶按察使。民国后，又任财政总长。周学熙是清末民初中国最大的实业巨头之一，当时号称“南张北周”。袁世凯后人的家产，大多与他的企业股息相连。

黎元洪也是袁世凯的亲家。他是袁九子克玖的岳父，民初时为副总统，位居袁世凯之下。袁氏称帝时，封他为武义亲王，他坚决不受，以表示对他的不满，后来设法逃出北京，因袁世凯军警严密监视而未成。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他把袁世凯的丧事办理得十分铺张奢华。

袁世凯还有几位亲家也值得一提。一个是清末陆军大臣荫昌，他是袁家七小姐复祯的公公。满洲正白旗人，曾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出使德国大臣，陆军部侍郎、尚书。民国后，曾被袁世凯任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参政院参政、参谋总长等职。

陈启泰，是袁家六公子克桓的岳父，曾是清流但健将，官至江苏巡抚。还有陕西督军陆建章，他是袁世凯十公子克坚的岳父，是民国著名军阀，袁世凯的亲信。

民初直系军阀，曾贿选总统的曹锟和袁世凯也是亲家，他的儿子娶了袁世凯的十四女怙祯。

此外，袁世凯的五女季祯，嫁给了前清吏部尚书陆宝忠之子；十三子克相，娶前清大学士那桐之女；三女叔祯，嫁给前清直隶总督杨士骧的侄子，等等。

从这份袁世凯儿女亲家的名单可见，袁氏家族在清末民初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网，从而壮大了家族的力量，增强了家族的社会影响，故称袁家为“民国第一家族”。

 

清末民初的腐败与堕落

 

 

莫理循与孙宝琦等民初权贵合影

 

仅从孙宝琦、庆亲王、袁世凯三人的姻亲关系，就可以看到清末民初时的政坛和商界有多么错综复杂。正是这些权贵们纺织的关系大网，控制着这个国家。也正是这些权贵们的官二代、富二代，左右着中国当时的政界、军界、商界和学界。

世界上从没有独一无二的历史，历史总会重复，权贵们永远不会放弃对权力和钱财的贪婪。

即使靠卖席卖鞋，或流浪乞讨，或行医教书而起家的人，只要一旦登上了官位，甚至当上了皇帝，那么就会编织强大的关系网，拉党结派，抱团取暖。

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多子多福，家族兴旺，权贵人家都建有宗庙祠堂，设有家谱，立有家训。

依赖家族的兴旺，就开始构建族群；族群大了，就各霸一方，横行乡里，组建民团，结社聚众。

依托家族和族群，又形成了地方势力，最后挑起称霸称雄之战。不断扩大的族群渐渐变成了不同的民族。汉族更是气势磅礴，大汉民族成了天下最大的族群。不料满蒙崛起，汉族成了二等草民。于是乎，孙中山大人扯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意欲扫除北方少数民族。

结果呢？“五族共和”的口号淹没了“驱除鞑虏”的叫喊。梁启超发明了“中华民族”的称谓，从此，中华民族成了全球最大的华人族群。面对“振兴中华”的呐喊，世人谁不惧之？

中国人醒过来了，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强起来了。但中国人不应该忘记清末民初那段屈辱的历史，莫理循从洋人的视角经历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消亡，正是由于政府的腐败和堕落所致。

不用再说什么了，也不用再写下去了。搁笔。

 

 

写于上海恒易斋

2021年12月21日冬至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