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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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莫理循离开了工作十几年的《泰晤士报》，转身投到袁世凯的门下，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政治顾问。这个任命引起了举世的关注，更成为各国报纸的头条消息和评论的题目。但正在等待着他的北京局势，与他到处公开宣扬的对中国的乐观看法完全不符。如果说中国有变化，那就是赖以维稳的转正变得更糟糕。
莫理循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在他的眼中，袁世凯自然有另一形象。虽然这一形像不免是个人喜好的结果，但莫理循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加之他与袁交往甚密，他眼中的袁世凯在某些方面或许更贴近真实的袁世凯，反映出历史的另一面。
1912年8月，在国内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国外的舆论认为中国将在袁世凯的手上陷入无政府状态，在袁世凯与内阁总理唐绍仪的离职上大做文章。莫理循决定离开北京，前往伦敦去作一番演说。8月19日，莫理循抵达伦敦。他借助自己的“公共关系”将观点发表到了英国的报纸上，极力为袁世凯塑造强有力的领袖形象。当有人提出唐绍仪因与袁世凯的矛盾愤而辞职离京的问题，莫理循眼睛一眨也不眨地说，唐绍仪是到天津看望妻儿，与袁世凯并没有任何矛盾。莫理循还赞美中国当时的投资环境，“应当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可当时中国的事实与莫理循的描述、演说相距甚远。那么莫理循为什么还要在英国媒体上为袁世凯大造舆论呢？为什么要把混乱的中国描绘成一片和平的景象呢？因为他认为工于心计的袁世凯是当时处于动荡的中国唯一可以胜任的领袖，是“中国的未来”。莫理循希望，袁世凯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应具备绝对权威，在世界有影响，以英国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为其指导方针，能够把中国引领向强大、光明的未来”。莫理循的英国之行，几乎全部是在为民国而“效力”。在他的影响、鼓动下，一些英国人，包括军官、股票经纪人、银行家等，都表示愿意为中国的复兴添砖加瓦。
莫理循曾试图摆脱六国银行团对中国的控制，结果一场空。他又曾经徒然试图说服英国政府支持一笔清一色的英国财团提供借款，英国政府在汇丰银行影响下，却采取了恰恰相反的行动。英国政府甚至责骂莫理循是多管闲事。那个曾经受过莫理循恩惠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与莫理循公开对立了起来。
事实上，莫理循帮助袁世凯期望能向外国财团的借款，并不单纯是为了解决财政困境，其中主要的因素却是取得这笔款项急待用于贿买或者镇压反对党。
当时的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不仅限于财政窘迫，蒙古、西藏均出现了不稳定，甚至叛乱。莫理循解决不了中国的财政难关，也控制不了来源于国民党的舆论压力，于是他以顾问的身份试图解决复杂的中国边界问题。太不自量力的莫理循，毫无疑问的以失败告终。
2
莫理循极力向西方世界吹捧袁世凯，莫理循认为袁世凯“最适合当总统”。而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又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以和平手段迫使清帝退位，于1912年3月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总统。莫理循应邀参加了就职典礼，他在日记里说:
总统在此发表了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就职演说。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加紧了独裁步伐，11月4日，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团体，随后解散国会，颁布秉承他的意志起草的《中华民国约法》，将权力集中于总统一人。
在这种情况下，莫理循虽然对袁世凯的做法有点非议：
有时我认为自己对总统有点儿影响，但我很失望。我看不出中华民国的国民与十五年前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有何不同。
没人向我咨询有关财政方面的问题……也没有人向我询问过那些追逐国外特许权者的信誉问题。实际上，我只能在像总统帽子形状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牢骚归牢骚，莫理循还是对袁世凯充满信心。他在接受澳大利亚记者采访时袒露了自己的看法:
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最适合当总统”。
如果袁世凯辞职了，国家将陷入无政府状态。袁世凯政府的目的在于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它融合了美、法两国制度的精华，瑞士的部分宪法，以及大不列颠诸多制度产生的自由。
莫理循凭借自己的国际声誉多少为袁世凯赢得了些掌声，但袁世凯并没有抓住这些有利的因素，在独裁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然做起了皇帝梦。
对于袁世凯的称帝，莫理循是极力反对的，他在日记中说:
为中国政府服务。我担心自己正在一步步堕落。……他这么做违背了他的所有誓言，将他的所有理念都抛到九霄云外。袁世凯自己原先并不想当皇帝，但在其子和被他冷落的原配夫人的影响下，他正为登上皇帝的宝座而调兵遣将。这与日本人和孙逸仙的预言一致。他使自己、他的国家和他的顾问成为笑柄。
就在袁世凯称帝的当天，莫理循评论道:
袁世凯今天接受了帝位。真令人吃惊！装模作样，愚蠢至极。
他极其灰心丧气，离开袁世凯前往南方调查。
3
袁世凯上台之后，强化独裁统治，积极扩编北洋军事武装，将“清朝末年的新军9个师11万人，巡防营旧军4万人，扩大为新式陆军12个师另16个混成旅，约计22万人。再加上旧巡防营军和张作霖等军，共约计30余万人。”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两天后去世。社会舆论普遍怀疑这是袁世凯所干的，公开指责袁世凯。
对于宋教仁的谋杀案，莫理循保持着少有的“缄默不语”，他真的不知道该怎样才能使袁世凯摆脱困境。在他看来，袁世凯为了巩固其统治，杀宋教仁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他对此还是持有一定的怀疑。在“宋案”发生两个月后，已被供出的主谋、原国务院秘书洪述祖辩解说，他杀宋教仁是“满怀报国之情”，“使世人认清这位革命领袖的真面目”，与他人无关。莫理循似乎认可了洪述祖的辩解，当赵秉钧提出由一个公正的法庭来调查此案，并希望莫理循参与其中时，莫理循以“为了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声誉，在这种时候进行调查是不明智的……”为借口，搁浅了此事件的调查。
凶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获，陈其美势力称搜出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通讯。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赵秉钧等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赵秉钧拒绝到上海应讯，但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袁世凯批准他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
莫理循为了消除“宋案”舆论影响，他利用新闻界老同事的关系和他在上海及地方英文报纸中的势力，抬高袁世凯的媒体影响力。
4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即北洋军阀、立宪派和革命派势力。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是地主、买办阶级。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约，意图扩充军队。
5月初，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国民党之争。
6月，袁世凯动作频频，先是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之后又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
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已经或正在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主、官僚和商人，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謇等。受该派控制或影响的政党，有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后三党合并为进步党。
立宪派在南方一些省市的军队中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这派势力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右翼，它同封建的旧社会秩序有着血肉相连的利害关系。在辛亥革命前，它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君主专制，但同时又以改良主义来抵制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宪派从自身利益出发，曾和革命派暂时联合反对清政府，支持袁世凯，这样，立宪派便由清政府的反对势力演变为袁世凯的依附势力，由与革命派的暂时联合到公开对抗。根据立宪派人的这一政治性格，该派在当时虽然拥袁，但又与袁派有所区别，从本质上看可归之为中间势力。
当时左右中国的大抵有三种势力，可分别视之为执政势力（袁派）、中间势力（拥袁派）和反对派势力（反袁派）。若以对革命的态度区分，则可分别视之为反革命势力、依附反革命的势力和革命势力。
这三种势力之间的争斗与抗衡，便造成了“二次革命”前一幕幕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定都之争，参议院的风波，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内阁的更迭，张（振武）方（维）事件与江西民政长事件，国会议员选举以及宋教仁案等。
“二次革命”又称癸丑之役或赣宁之役。发生于1913年，是以孙文为代表反抗袁世凯的暴力革命。
宋教仁遇害案事发后，孙文即从日本返回中国，于上海开会，主张讨伐袁世凯。但国民党内意见不一，部分领导人(如黄兴)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坏临时约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争。
孙文主张暴力革命，但他没有一支说得上是自己的队伍，革命力量非常薄弱，他也没有领导统一全国的能力。甚至他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民众的推进力量。大多数人对他向袁世凯的妥协及事态发展迷惑不解。
1913年7月12日，在袁世凯的步步紧逼下，被免职的李烈钧在孙文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
1913年7月22日，江苏讨袁军在徐州地区与冯国璋北洋第二军和张勋武卫前军会战失利，退南京。
7月22日至28日，上海讨袁军屡攻江南制造局未克，指挥部被上海租界当局解散。
莫理循甚至还利用他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捕头的影响，把隐匿在外国法权庇护下持不同政见者全都驱逐出去。
7月28日，黄兴看到大局无望，遂离宁出走，讨袁军全局动摇。8月13日，拥袁桂军龙济光部攻占广州。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文、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相继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
被宋教仁和他的同盟会僚友拉进国民党的温和派或右翼分子已背叛了国民党，加入了“进步党”，成为“第三势力”。袁世凯则得到了“第三势力”的支持。
5
长期以来流传着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因人民的反对，才没能得逞。这种传说与真实的历史不符。
历史不应该说谎。还原历史真相虽然很难，但事实终究掩盖不了。
莫理循在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上，做了许多具体和有意义的努力。
袁世凯于1912年3月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时日本一直图谋利用中国政局变动之机，谋取侵略权益。还在北京政府成立后不久，日本即利用承认问题勒索中方，使日本势力在东北进一步扩张。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欧洲主要列强均卷入战争，暂时放松了在中国的扩张活动，此种形势被日本认为是对华扩张之绝好时机。日本将目标瞄准了德国在华势力范围——胶州湾租借地及胶济路。1914年8月23日，日本以德国未答复其于15日发出的令德军解除武装并交出胶州湾租借地的最后通牒为由，对德国正式宣战。随后，日军于9月初在据守胶州湾的德军后方-山东龙口登陆并节节推进，10月6日，不顾中国的抗议侵占胶济路西段起点济南，11月7日，攻占德国在山东之根据地青岛，占据了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路全线。
针对胶州湾问题，北京政府曾谋划与德国交涉或由中国直接出兵，收回胶州湾租借地，但英美对此态度消极，日本更是强烈反对。协约国方面为了争取日本的支持，对日本在华扩张举动抱着眼开眼闭之态度，致日本的行动更肆无忌惮。日军不仅肆意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侵占全部胶济路，而且在军队所过之处对官民人等予取予求，同时强词夺理，声称“胶济为德路，与华无涉”，为其后攫夺胶济路产业预留地步。
1914年11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通过《对华交涉训令提案》，提出了对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12月3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就此向驻华公使日置益发出训令。为使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日本准备了软硬两手，“充分考虑既采用适当引诱条件，又要在不得已时采取威压手段”。
软的一手是：对袁大总统之地位及其一身一家安全之保障；对革命党及中国留学生之厉行严重取缔；适当时机开议胶州湾之归还事；袁大总统及有关系之大官奏请叙勋。
硬的一手如日置益所建议：在山东的军队留驻现地，施以军事威胁；煽动革命党和宗社党，显示颠覆袁政府之气势。
日置益还进一步提出：软可以提供借款并以金钱收买袁政府高官及操纵舆论，硬可以出兵镇压并占领津浦路北段。日本企图以此软硬兼施之法，逼袁世凯就范。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包含“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要求“绝对保密，尽速答复”。并威胁袁世凯，不许泄露条款的内容，否则将武力对付中国。
面对“二十一条”，公正地说，袁世凯是不想接受的，也做了一些抗争。
袁世凯在收到日本的要求后数日间，连续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陆军总长段祺瑞、税务处督办梁士诒等集议，讨论如何答复日本的要求。
由于中国所处之弱势地位，袁世凯无法强硬拒绝日本的要求，但又不愿因过于退让而为各方所责。
袁世凯采用了二手办法：
一是，决定先适当拖延谈判进程，尽量与日本讨价还价。比如更换外交总长，重召总统府外交顾问陆征祥出山，接孙宝琦任外交总长，负责对日交涉，派遣宪法顾问贺长雄回国探询等，故意拖延谈判时间。为此，袁世凯并通过私下沟通与公开舆论，试探日本的态度，甚而直接告其军事顾问、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日本国本应以平等之友邦对待中国，何以时常竟视中国形如猪狗！”“对于要求条件，尽可能地让步，但办不到之事，终究不能办。此属无法之事。”意谓日本对其不要逼之过甚。
其中，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被袁世凯列为重中之重。在这一点上，莫理循似乎跟袁世凯很是“意气相投”。
二是，通过他的洋顾问莫理循向外界透露日本要求，利用舆论与民意制日，并探询列强态度，企求“以夷制夷”，以求最终对日本的要求既不完全拒绝，而又不过失国家主权。
2月9日，在莫理循的努力下，《泰晤士报》刊发了“二十一条”的内容。消息一公布，就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美、俄、英三国电令各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日本经不住国际社会的压力，就将其中的较为普通的十一款通知各国，隐瞒了其中的第5号内容。
日本的诡辩蒙骗了国际社会，加上中国是经过非官方的方式公布的消息，美、英等国虽然表示关注，但并没有因此而给予积极响应。
但莫理循并没有中止努力，而是采取了新的方式，也就是将“二十一条”的全部文本交与英、美、俄等各主要使馆，试图引起列强的重视。
本来这个密约是悄悄执行的，由于莫理循故意将条约内容泄露媒体，全世界都知道了日本的贪得无厌。在中国人民的反对和世界舆论的抨击声中，日本政府陷入了四处挨骂的被动之中。
由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是一个不平等的秘密条约，共有5号，分为21条。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是使中国进一步丧失更多的主权，妄图灭亡中国。
袁世凯采取了两面反击日本的举措。他以第5号条款声明“容日后协商”外为由，否定了原《二十一条》第5号内容，即“中国政府须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有修筑铁路权，在福建有投资筑路和开矿的优先权。”
此后，双方分别准备签约事宜，在条约文字内容上仍有不少折冲。袁世凯虽决心接受最后通牒，惟对于条约及换文之文字仍颇为谨慎，预防日本借约文语意不明，对条约权利作扩大解释，对第2号，坚持排除东蒙，并将日人杂居权限于商埠。袁世凯政府经紧急商议后，认为日本将最严苛之第5号各款去除，已非亡国条件。为避免开战，乃接受日本条件。
最后，双方于25日在北京外交部签署《中日民四条约》。6月8日，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与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在东京换约。
北洋政府均予承认的《中日民四条约》条款，主要内容：（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加以扩大；（2）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期限为九十九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权；（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4）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
在日本的压迫下，中日双方自1915年2月2日起展开谈判，经二十余次会议讨论，中国始终坚持以尊重中外成约、不损及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不违反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为原则进行谈判，对日本所提各款要求再三辩驳。
应该说《二十一条》被废除了，日本的侵略要求未能全部实现。期间，有莫理循的一席之功。
“民四条约”签订时，国会已为袁世凯废弃，故该约未经国会正式通过批准，法律手续不周，亦为中国政府其后否认该约之理由。再者，“民四条约”签订不过一年，袁世凯即忧病而亡，由于中国政局的变动，其后之中国政府均不承认此约之有效。该约之履行亦因此而成空文，直到1923年3月10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废弃“民四条约”。
6
莫理循在服务中华民国时，还有一件事也不得不提，那就是他极力促成了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给袁世凯递交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参战的12种好处。这12种好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提升中国的世界政治地位；二是可以藉此振兴中国的经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与今天一些国家的“好战”不一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参战也许是明智的选择。
1917年2月8日，莫理循向段祺瑞递呈了关于中国参战的备忘录。2月9日，中国政府就德国潜水艇政策问题向德国提出抗议。莫理循支持中国的这一行为。2月24日，莫理循接受《大公报》采访，发表关于中国参战的谈话。3月4日，中国政府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已经明朗，协约国的取胜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如能参战，也将以战胜国的身份展示于世界。让人气愤的是，连在中国领薪水的外国顾问们也想着自己国家的利益。1917年3月18日，法国人宝道以全体外国顾问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中国政府把收回来的德国租界交给协约国管辖——真是荒唐之极。莫理循还算有良知，他拒绝签署这份备忘录，认为这对中国不公平，中国人也不会答应。8月14日，在参战问题上徘徊了两三年后，中国终于对德宣战。莫理循极力促成的“战争”得以实现。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似平常，而且是到了战争快结束时才宣布参战，但这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对于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凌辱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强劲的信号：中国要从被侵略走向反击，要从被奴役走向独立。
莫理循无疑在这其中做出了贡献。此时的莫理循，既希望中国加入到英国一边以增加协约国的力量，也希望中国由于参战而改变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为自己取得应得的利益。他的双赢原则在中国参战问题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但还没等中国军队参战，袁世凯就死了。
7
期间，莫理循曾经为了帮助袁世凯当上总统，积极宣扬“袁世凯是稳定中国政局的不二之选”，但是后来袁世凯执意要称帝，这让莫理循和他背后的帝国主义都十分头疼，认为自己选错了队友，所以都走向了袁世凯的对立面。
最终这场称帝风波，以袁世凯的退位而草草收场，而同时，被队友和人民抛弃的袁世凯也走完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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