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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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8月，《泰晤士报》驻京著名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 Morrison）辞去记者之职，接受袁世凯的聘书成为其领导的北京政府顾问。莫理循从无冕之王转而涉足政坛。
莫理循放弃新闻职业从政的原因既有他渴望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性格内因，也有当时他所处情境的各方面外因，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自身性格和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两个因素之外，造成莫理循辞职的外在因素至少有以下几点：1、和报社上司长期不和。2、对记者职业感到倦怠。3、疾病缠身、经济窘迫、即将成家。4、和袁世凯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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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初识袁世凯是在1898年1月，袁世凯当时在天津小站练兵。
但莫理循和袁世凯两人真正的认识和交往，是从1902年3月、莫理循前往直隶省首府保定拜见袁世凯开始的。
1909年1月，袁世凯被清廷罢职时，莫理循对此感到忿忿不平。辛亥革命爆发前，莫理循就写成了一篇关于袁世凯生平的备忘录，并在革命期间发表。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花了大量篇幅报道袁世凯。
1911年10月11日和10月13日，莫理循向《泰晤士报》连连发出电文：
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已使北京陷入极度恐慌之中……
清王朝危在旦夕。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
同情革命。很少有人同情那个至今还保留着太监和野蛮律法的腐败无能的没落王朝。满朝文武十分惊慌，皇权统治……摇摇欲坠。
各领事馆于10月18日宣布“严守中立”，从而避免了各国对武昌起义的武力干涉。
莫理循在其14日的日记中写道：
皇上起用袁世凯肯定是迫于无奈。
11月13日，莫理循目睹袁世凯乘坐专利抵达北京，他写道：“一队手持长剑、威风凌凌的卫兵紧随其后。”
11月16日，海军部军制司司长蔡廷干拜见莫理循。蔡廷干能说一口流利英语，一直追随袁世凯。袁世凯已委派他到武汉与革命党首领大都督黎元洪进行和谈。黎元洪在蔡廷干指挥的一条鱼雷艇上担任三副时，他们就是知己。
蔡廷干向莫理循讲述了他到达武汉时受到革命党接待的具体情形。
1911年11月16日之后，莫理循明确地把支持袁世凯担任共和国总统作为他的主要报道和活动内容。当时，他虽然还是《泰晤士报》记者，但身份已经悄悄开始发生变化——从置身事外的观察家转化为中国事务的直接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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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2年莫理循从《泰晤士报》辞职那一年，莫理循和袁世凯之间的友好关系已长达十年。
莫理循长期支持袁世凯、又为袁世凯顺利当上大总统帮了大忙，袁聘他为顾问以及他接受聘书，似乎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对于袁的聘书，莫理循并没有马上接受。当时，他正心急火燎地等待求婚对象的父亲的回信，为不确定对方会否同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而感到忧心忡忡。
1912年7月，对方回信答应了他们的婚事。7月底，莫理循打电话给袁世凯的幕僚蔡廷干，表示愿意担任政治顾问。
1912年8月1日，莫理循正式接受了中国的聘请，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的顾问。
8月2日，蔡廷干写信确认了他的任命：
随函附上文件。它既不是一纸协议，也不是一份合同，更算不得是件契约。它是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主动地、由衷地向你发出，并由你自己签字，表示接受和认可的一份聘书。它是中国从未向任何外籍人士发出过的最荣耀的聘任书。
聘书中注明莫理循的任期为五年，待遇包括年薪3500英镑，房屋津贴250英镑，雇佣机要秘书津贴200英镑，总额为每年3950英镑，配给一名中文译员，旅费另算，每年两个月带薪休假。
袁世凯开出的薪酬，几乎是《泰晤士报》的三、四倍。
之后，莫理循带着未婚妻在英国完婚，而当时伦敦对莫理循成为中国政府顾问的消息反响相当热烈。
相比对袁世凯的热情态度，莫理循和与他同为驻华名记的澳大利亚老乡端纳(William H. Donald)一样，对当时的孙文嗤之以鼻，认为孙文的救国计划不过是罔顾中国现实的乌托邦。
应该说，和袁世凯长期的友好关系是莫理循接受聘书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这层关系，他未必会只因为薪水高而选择继续留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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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莫理循已经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十五年（1897-1912），他在中国建基立业，拥有众多的人脉关系，享有人们对他的尊重。但另一方面，他和上司的意见相左、长期交恶，又使自己闷闷不乐；同时又身染数疾。因此回澳大利亚故乡的念头不停萦绕在他的脑海。
但是这种告老还乡去享受宁静生活选择，又和莫理循本身爱好闯荡，不惮冒险的性格大相径庭，可见当时的现实是多么令他无奈。
如果莫理循还是孤身一人，独自返乡也未尝不可，即使没有退休金。然而，偏偏天意弄人，莫理循突然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比自己小28岁的助理，对方的父亲也应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这时，去留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他身上还要担负起为家庭未来负责的重任。
莫理循接受袁世凯的聘书，对于他来说是最现实可行的一条道路：在职业上他能换一个工作，摆脱他感到厌倦的记者行业；在经济上能帮他养家糊口和维持自己庞大的私人图书馆；在感情上他能继续留在熟悉的中国，在性格层面上又符合他本身的个性，还能帮助他实现长久以来的政治抱负。
因此，莫理循做出了从《泰晤士报》辞职，担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的决定，实乃当时种种复杂处境所致之必然。
莫理循正式接受了中国的聘请，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的顾问。莫理循为他脱离《泰晤士报》举出许多理由，但消息传出，他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赞成。
但各种报刊对莫理循的任命，还是寄予一定希望，有的公开把莫理循誉为“舵手”和“拯救中国的救星”。有趣的是，1912年8月31日《插图伦敦新闻》还制作了一幅经过剪贴的假照片作为封面，把莫理循的头像安在坐着的民国总统袁世凯的后面，装成他站着正在向袁世凯坦言。以此暗示莫理循现在已是中国新统治者背后的一股实际力量。
《插图伦敦新闻》伪造的莫理循和袁世凯合影假照片
莫理循本人对他能利用新职位在中国施展才干，似乎充满信心。他在到任之前逗留英国期间，已经通过约见各界人士和写文章的办法，为他的新雇主着手进行首次公共事务工作。同时还没法帮助中国摆脱国际财团的束缚。
但是，莫理循在完成第一项任务时只有部分成功，第二项任务却毫无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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