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阳
当我完成了《莫理循传奇》的读书笔记编撰后，仍心有余念。这个曾经活跃在清末民初时的洋记者，从一个浪迹天涯的跨国流浪汉居然成了民国四位总统的顾问，他有多大的能耐，他又在中国到底干了些什么？
我收集整理了几乎有关莫理循在中国闯荡时的所有轨迹资料，同时也收集了有关清末民初时的中国重大事件和达官贵人们的要闻要事，应该作一个小结了。
这个小结应该如何收尾？
思前想后，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对清末民初的中国作一个定论，这个定论绝非我所能完成。那就将媒体、网络上的绪多相关报道作一次大梳理，将那些有助于让国人思考的文章汇集成文，主题自然要突出，那就是“清末民初的荣耀和失落”，从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可以让人思考进入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借鉴和答案。
《莫理循传奇》共有五卷，每卷都有“前言”和“结语”，我将这些“前言”和“结语”汇编在一起，便构成了此卷，目的是能简单明晰地展示莫理循“荣耀与失落”的一生经历，从中也能悟出“清末民初的荣耀和失落”历史。
这是我个人的读书笔记，并非什么公开出版物，这就多了些写作的自由和思考的放飞。
从大清朝黄马褂的荣耀说起
我从网络上看到一些有关大清朝黄马褂的故事，颇受启发。那么，就先从这些黄马褂的“荣耀和失落”说起。
许多清宫剧中，“赏穿黄马褂”不仅是种荣耀，关键时刻还能救命。比如周星驰的作品《九品芝麻官》里，黄马褂便显露出超强的威力。片中周星星挖空心思设套，骗得奸角常威要受大刑，没想到常威的“干爷爷”李公公把黄马褂往常威身上一披，竟然就打不得了。一件黄马褂就能让常威转危为安，这清朝的黄马褂，到底什么来头？
其实，清朝时期的马褂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官方服饰。而在所有的马褂中，明黄色马褂的地位最高。这是因为明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只有皇帝近身侍卫或是特别赏赐者才可以穿。但要想拿到这份赏赐并不容易，主要有四种方式：
第一种是成为皇帝出行时随行的内大臣、御前大臣、御前侍卫等。第二种是皇帝狩猎时赏赐的。第三种是建立特殊的功勋。第四种是特使、宣慰中外的官员。
由此看来，清朝的黄马褂绝不是想穿就能穿，尤其在对黄马褂管制严格的康乾盛世时期。如《雍正王朝》中，年羹尧被连贬十八级后，灰溜溜去了杭州，却还摆着大将军的谱，穿着黄马褂去看城门的桥段，放在当时的大清现实中，基本上就是分分钟被灭的节奏了。
清朝人对黄马褂的重视，也让黄马褂成为当时最特别的重要衣着，以至于近代作家沈从文也说，“钦赐黄马褂”是清朝人的至高荣誉。比如1896年，晚清“洋务运动”领军人物李鸿章访问美国时，就在公开场合穿上了黄马褂，一下子吸引了50万人驻足围观。可惜，看热闹的外国人不知道，大清的黄马褂此时已不太值钱了。
黄马褂的“贬值”，从太平天国战争晚期就开始了。那时候，太平天国头领洪秀全玩命似的封王，清廷则玩命似的赏黄马褂，双方犹如比赛一样，都想看看谁家的赏赐先掉价。比赛的结果，便是太平天国之乱平息后，江宁府天赐福典当行回收黄马褂回收到手软。
想来这个老板永远不会忘记，在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天，他如往常一样做着生意，结果遇到了一个被裁撤的军爷，硬要当一件黄马褂给他。老板再三推脱，那人却抽出腰刀大闹当铺。无奈之下，老板只得按那人要求，以50两纹银的价格回收了这件烫手的黄马褂。本以为破财免灾，谁知从那以后，隔三差五就有人来当黄马褂。典当行老板心知情况不妙，急忙求助江宁知府涂宗瀛。
一开始，涂宗瀛本想把黄马褂回收完了作罢，于是他资助了典当行老板一些钱，让老板只管回收，谁知黄马褂越收越多。涂宗瀛意识到其中有诈，连忙派出捕快查办，最终发现除了前期回收的部分黄马褂是真的，其他黄马褂都是山寨品。晚清黄马褂管理的松懈，或可窥见一斑。
更严重的是，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了，黄马褂依然在贬值。到了清末，不止有军功者能获得黄马褂，连皇帝、太后身边的亲随也有机会得到黄马褂。
这么一个至高荣誉，到了晚清，竟泛滥到这个地步。黄马褂如此掉价，大清江山又能好到哪儿去呢？
近世中国最荒唐的口号
从黄马褂的掉价，可以看到大清江山的荣耀已渐失落。可有多少人会想到大清江山的荣耀失落却与一句荒唐的政治口号有关。这便是那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荒唐口号。在这句口号的鼓动下，近世中国，民族分裂，军阀混战，丧权辱国。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他们建立同盟会之时所用的口号。
什么叫“鞑虏”？鞑虏，汉语词语，读音是dálǔ，意思是旧时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
孙中山手书“十六字纲领”
孙中山将“鞑虏”与“中华”相对，自然是视满人为非中华之人。清朝是个多民族国家，恢复中华，是否要消灭北方少数民族，建立一个纯汉族的政权呢？显然是愚不可及的民族分裂主张。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口号，并非孙中山原创，早在五百三十八年前，朱元璋北征元朝之前，发布的《谕中原檄》中，就有用到“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恢复中华”这是明朝开国皇帝与元军作战时提出的口号。
不过，说句实话，通篇来讲，朱元璋的心态与眼光，显得更为包容与远大。“恢复中华”之前的几句话，明确提到“天运循环”。也就是讲，现在你蒙元也不受老天爷待见，现在选定的天子，是我朱元璋。而且，他也承认，蒙元当年倾覆宋室，也是顺应天意的：“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则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喊出的口号，孙中山挑起了分裂中华民族的野望，将蒙满和北方少数民族等“鞑虏”逐出中原，再造一个“全汉”的“新中华”。在孙中山号召“驱除鞑虏”的同时，却失落了“鞑虏”所留下的大片国土。试想，如果没有“鞑虏”，中国的领土会有多少呢？
网络为我们从头捋顺了一段史实，我们可以看看在没有鞑虏的日子里，中华大地的面积原本是多少。
从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建立时起，华夏族就长时期掌控着华夏的政权和领土。从夏商周到秦朝两汉，华夏政权逐步发展壮大。特别是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不断对外开疆拓土，东并朝鲜、南据越南、西逾葱岭、北达阴山，首次将西域纳入中央版图。汉平帝年间，中国的领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化——609万平方公里，奠定汉地基本范围。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魏蜀吴三国鼎立，后来虽然西晋一统天下，但是国力远不及西汉，国土面积的开始缩水。尽管这样，华夏政权和领土依然掌握在华夏族手中。
“鞑虏”第一次入侵中华则是在西晋末年。这一时期先后发生了“永嘉之祸”、“西晋灭亡”、“衣冠南渡”、“五胡乱华”，最终形成了东晋与“五胡十六国”南北对峙的局面，从此开启了中国近300年的动乱局面。
从西晋灭亡到隋朝统一，这一时期出现了多个鞑虏主政中原状况，这也是华夏政权首次失去了自夏朝建立以来所统治的领土。到南北朝的陈朝时期，华夏政权所控制的领土面积仅为133万平方公里，是西汉时期的1/5，是现有国土面积的1/9，其余的国土绝大部分都掌握在“鞑虏”手中。
而改变华夏政权这一囧境的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他从已经汉化的鲜卑政权中夺取帝位，然后又统一了华夏领土。
随后的唐朝继承了隋朝的全部遗产，并且把华夏的利益实现最大化，最终建立起自西汉以来最强大的政权——大唐王朝。
唐朝时期，华夏政权的国土面积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广度，唐高宗年间疆域曾达到1237万平方公里，是汉朝时期的2倍，是现有国土的1.2倍。
此后的五代、宋朝、明朝的疆域均小于唐朝，明朝永乐年间名义上领土的极限是997万平方公里，南宋最大疆域仅有200万平方公里。
综上所述，华夏政权的领土扩张的极限就是唐朝时期的1237万平方公里。但是从唐朝到清朝，足足有一千年时间，唐朝为华夏子孙所能争取的领土与荣耀，早就随着唐朝的灭亡而灰飞烟灭。而余下的一千年时间，挑起拓展中国领土面积的重担却落在了两个鞑虏身上，一个是蒙元，一个是满清。
唐朝以后的大一统政权是宋朝，而弱宋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受到辽朝、金朝、西夏等政权的侵扰，最后只能偏居中国东南一角。别说让它收回汉唐领土，就是政权能生存下来就已经很难了。
这时候，强大的蒙古崛起，不但击败了在唐朝领土上建立的金朝、西夏、西辽等政权，而且首次把吐蕃、大理纳入账下。
这时，代表华夏政权的南宋岌岌可危，即将面临亡国灭种。这时候，侵略华夏的蒙古势力发生了重要转变——他们被汉化了！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高层宣布在华夏大地建立华夏政权，自称传承三皇五帝，继承辽、金、宋，执掌华夏大地。其国号“大元”取自于《易经》的“大哉干元，万物资始”这句话，寓意建立新中华。
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王朝，更是首次将中原王朝的周边地区纳入中央政权。元文宗年间，元朝疆域达到1372万平方公里，不但面积比唐朝大，而且其实行的行省制度把绝大多数国土直接置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
元朝末年，在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号召下，汉人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大明王朝，但明朝并未完全消灭元朝政权，元末帝逃回漠北继续统治内外蒙古及其周边地区，所以朱元璋只是继承了除蒙古地区以外的其他元朝领土，疆域相比于元朝自然缩水不少。
明朝末年，内忧外患，即使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也无法挽救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随着崇祯皇帝的自挂东南枝，汉政权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灭亡了。这次扛起维护中华疆域的任务落在了满清的肩上。
与蒙古人不同，满族的祖先女真人早在500年前就曾入主中原，接受汉化。清军入关时就像回家一样，并没有像辽金那样扭捏，也没有像元朝3大汗国排斥“元”那么强烈。他们的国号无论是“后金”还是“大清”，都是按照中国正常历史发展轨迹而进行的。入关后的满族几乎全盘汉化，甚至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已经无法用满语进行书写和对话了。
刚接手明朝政权时，清朝面对的是一堆烂摊子，不但要对付南明小政权，还有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准格尔、沙俄等强权，最终清朝击败了国内的所有强敌，不但完全继承了明朝的所有国土，还将贝加尔湖以南的蒙古地区纳入疆土，最重要的是把自唐朝灭亡后失去了1000年的西域又重新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清朝乾隆年间，疆域面积达到1316万平方公里，仅次于元朝的1372万平方公里。清朝的开疆拓土，直接奠定了当今中国的国土面积。这是事实，也是大清的荣耀。
有人说，清朝虽然前期能够开疆拓土，但是晚期却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是有一个重要事实不容忽视，在清朝灭亡前，它所能够控制的疆域是1135万平方公里，相比全盛时期的明朝还要大出不少。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鞑虏”，我们的国土面积会是多少？
再试想一下，现在的中国国土面积与大清朝作个比较，缩水的面积又到哪去了？究竟是什么时候被谁割让，又被谁出卖的？
自为一尊的中国“中心主义”
将中国置于中央的世界地图：《天下全舆总图》
说到鞑虏，就不得不说说中国的“中心主义”。
中国中心主义（英语：Sinocentrism），是认为“中国”（包括古代地理概念上的中国以及当今现代国家概念上的中国）是世界的文明中心的一种概念，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世界观。古代汉文化圈亦以中国礼仪风俗、国家制度、道德标准作为文明的标准，而这一概念直到晚清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国门才被推翻。当然，在中世纪时期，很多民族与中国一样都具有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
在政治方面，中国中心主义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外关系的核心。在古代至近代典籍中出现的词如“中国”“中华”“中土”“四海”“四夷”也属于某种意义上的中国中心主义。中原人聚居的区域为世界中央，而华夏之外的民族被称为“化外之民”或者“蛮夷”（史称“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在该理想主义下，中国的帝王是天子，中国的王朝是“天朝”或“上国”，而其他民族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的关系，其首领只能被称为王。
在“中国中心主义”体系中，历代王朝皆自视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藩属；藩属之外乃化外之地，其人是化外之民。
从地理范围解读“中国中心主义”，古代中国位于在夏商周三朝指洛阳地区，以至于“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大禹以高山和洛阳一带作为地理和行政中心，将东亚大陆划成九块，号称赤县神州（即后来的汉族地区）。《禹贡》九州岛，豫州居中。洛阳位于中原的中部，洛阳于是同中国常常可以互换。洛阳作为周朝国都的中心区域，是从周成王时周公和召公营建雒邑以后开始的。而在周武王时，周朝国家在东部地区建立其政治中心的意图已经形成了。以洛邑(今洛阳)为地理核心的伊洛地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天下之中”。故“河洛”之词来源于地理位置“居天下之中”的“九州岛腹地”──洛阳。古河洛地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开封，南至汝、颖之间，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境内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连西域，东为豫东大平原，接齐鲁，南为外方山、伏牛山，达江淮，北为黄河天险，通幽燕。此外，诸侯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有一套规则来维系的。根据《尚书·禹贡篇》所载，古代以王都为中心，将王畿以外的地方，由近而远，分为五服，每服五百里，依次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服，是服事王朝的意思。各朝各代虽然五服、九服的具体内容有修正，但朝贡关系没有变过。《周礼》设职方氏掌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
从文化角度解读“中国中心主义”，周朝的制度受到孔子的推崇，周礼治国因而成为中国国家制度的代称，并延伸出文化上的中国中心主义。孔子强调夷狄即使有国君，但不明礼义，还不如诸夏即便国君亡了，但仍保有礼义。孔子作春秋大义，提倡华夷之辨，只以文化礼义作量度。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若夷狄向慕中国，能行礼义，则褒扬而进之。
在文化方面，中国人总认为汉族历史悠久，长期是文明中心，对邻近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影响巨大，所以持有“中国中心主义”观念者总认为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次于中国，极端者甚至拒绝承认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价值。
在中国古代，“中华”是指汉族，“内夷”是指臣属唐朝的非汉民族。当时以文化为华夷作区别。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和政治方式”。然而到了宋代，由于与北方异族王朝对立的局面，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发生了转变，“士大夫知识阶层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观念主流，也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义”，对于异族的抵制表现为对固有文明的阐扬和夸张，如历史学上的“正统论”和儒学中的“攘夷论”，都在从各种角度突显着，或者说是重新建构着汉族中心的文明边界，拒斥着异族或者说异端文明的入侵和渗透。
以中国文化为中心主要表现在服饰、习俗、饮食、言语几个方面。
中华世界重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周礼而治天下，被儒家尊为圣人。衣冠、礼仪往往用来代指文明。汉服则为以中原汉民为基础的汉族的传统服饰。有所谓：黄帝制衣，交领右衽。右衽成为华夷之别的标准之一，中原汉服领子都是右衽的。
汉字文化圈都遵循中国的夏历及其岁时祭享之俗。中国的历法，是从夏朝开始的，所以又叫夏历。中国以正月为岁首源自“行夏之时”是儒家的治国要义和神道设教的深意，可谓传承先圣之天时要义。岁时历法见于《礼记·月令》等。《礼记·月令》既反映了其编定成书以前有关的岁时民俗，也是成书以后的岁时民俗的直接源头。
汉文化圈各国皆遵循共同的婚礼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就是求婚，问名为请教女子的姓名（同姓不婚之故），纳吉为占卜生辰八字是否合适，纳征为交纳彩礼，请期为确定迎亲日期，亲迎为迎接新娘。
历史上，汉文化圈诸国在正式场合主要使用正体汉字，以雅言为正统。汉语汉字承载着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不同程度地对朝鲜、日本、越南等域外国家语言文字产生了影响，使他们能够直接使用汉字，可以直接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并模仿中国的文化典籍，创作了本族的文化典籍。
“中国中心主义”还体现在中国的律令制。律令制盛行于东亚的国家政体，源于中国儒、法家思想。隋唐为最盛期，也在当时传入朝鲜、日本、越南以及东亚诸国。东亚诸国将中国的律令制度引入，加以修正符合本国国情，先后成为律令制的国家。公元373年，朝鲜半岛的高句丽颁行律令，新罗则在公元520年也实行律令。日本的律令制自大化改新开始推出并实施，像学令和医疾令等高度的中国文明之有系统地移植。
持“中国中心主义”论者为了突显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伟大，往往拒斥外教异端。
如宋代时孙复的弟子石介写的《怪说》、《中国论》、《辨惑》、《读原道》、《尊韩》等一系列专门的文章，抨击佛道二教以“妖妄怪说”破坏儒家的圣贤之道，主张严辨中国与夷、狄之界限，认为中国者，君臣自立，礼乐自作，衣冠自出，冠婚祭祀自用，缞麻丧泣所自制也，果菔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欧阳修则在《本论》中抨击佛教破坏人伦纲纪，妨碍社会经济，造就了一大批坐食之徒。明末耶稣会入华之后，激起以中国道德为中心的士大夫的反抗。明末在中国发生的基督宗教（基督新教、天主教耶稣会）和中国本土宗教哲学，尤其是与明清佛教之间的对话，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
涉及问题之多、论辩之激烈、影响之深远。
随着时光的流失，清末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导致中国中心主义论点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一状况导致了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以及之后的戊戌变法。清代中国中心主义渐已衰落。
“华夷思想”的演进和“华夷秩序”的崩塌
在解读“中国中心主义”时，不能不说一下中国的“华夷思想”。华夷思想是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华夷思想在秦汉形成，随着历史的变迁，演进成中国华夷思想和日本华夷思想。两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
“华夷”之说,滥觞于上古时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华夏，亦作“诸夏”，是汉族先民和中国的古称，率先进入农业文明的华夏族，在与周边处于游牧乃至狩猎文明的其他族群交往中,由于文明发达程度高于其他族群而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从而萌发了“华夷”分野的观念，认为自己生息繁衍的地区是世界的中心，自称为“中国”，而视周边流播迁徙,居处不定的其他族群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史书上所谓的“南夷北狄,往来不绝如线”，就是这种“华夷”分野观念的反映。
中国古人常以“夏”与“蛮夷”，或“华”与“夷”的对称，即以文化高低来作为区分尊卑贵贱的标准，从而形成华夏优于夷狄的观点。而事实上在古代东亚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中国作为唯一的文明中心，一个野蛮民族中国化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文明的程度，华夷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秦汉王朝是“华夷秩序”的形成阶段。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制度，史记天官书：“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他北击匈奴，筑长城以守之；南征北越,设郡县以治之；东临大海，遣使探访“蓬莱”；西和诸戎，消除后顾之忧；西南开五尺道，沟通对西南夷的交通。秦帝国虽然二世而亡，但上述这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华夷秩序”的建立构筑了最初的框架和基础。
汉朝将自己统治的地区都称为中国，中华古代文明在汉代出现了繁荣富强的第一个高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大力开展对外经营。汉朝随着陆海对外通道的开辟，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传播四方。影响所及,各国纷纷遣使来汉王朝“献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王朝将“华夷”观念作为对外交往的原则。以中国为核心，以“华夷秩序”为指导思想的东亚古代国际关系体系,在两汉王朝时期开始形成并初具规模。最初纳入这一体系的国家,有东北亚的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朝鲜半岛上的三韩诸国,东南亚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的一系列小国。
隋唐王朝是“华夷秩序”的发展阶段。杨坚建立隋朝，使中国结束了长期的战乱与分裂割据而重新统一,为唐代中国的再度繁荣富强创造了条件。李唐王朝建立之后，中华文明进入了辉煌璀璨的第二个历史高峰。唐代中国是古代东亚乃至全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发达，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它对亚欧大陆上的各个国家和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众多国家钦羡大唐的文明富强,纷纷遣使来朝，与唐朝进行政治交往、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加入“华夷秩序”体系。
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在唐代得到了长足发展。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获得长足进步，大大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切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联系，使“华夷秩序”不断向南方推进。唐代的对外交往继承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传统，重点仍然是经营西域。
但当“华夷秩序”在盛唐时期向中亚和南亚推进之际，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势头正盛的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籍称为大食）及其伊斯兰国际关系体系，在向东扩张时，与大唐帝国及其“华夷”体系发生交汇与冲突。公元751年,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阿卡·穆斯林率领的阿拉伯军和唐王朝的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率领的唐军交兵，唐军战败，此后“华夷秩序”的发展方向逐步转向东方和南方。
两宋王朝是“华夷秩序”的进一步充实阶段，两宋王朝在北方一直受到辽、金、西夏政权的威胁,始终处于守势。然而宋代经济、科技高度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南移。两宋对外关系向东、向南的发展是对唐代的继承和超越。由于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不断南侵,南渡偏安的南宋王朝，“一切倚办海船”,促进了海道贸易的发展和繁荣,并带动了东南沿海港口的兴旺。对外交往也在东南方向得到扩展,使“华夷秩序”得到进一步充实。
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他们一味穷兵黩武。征战杀伐,通过7次征伐朝鲜,两次渡海远征日本,派兵攻伐缅甸。但元朝的蒙古统治者虽然保留了“华夷秩序”的外表框架,但却未能真正领会这一体系的内涵真谛，严重背离了文化底蕴深厚的“华夷秩序”。
明王朝是“华夷秩序”的全盛阶段。明成祖朱棣也是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率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远洋舰队七次下西洋,历经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最远达到非洲东海岸,遍访亚非3个国家和地区。这一壮举扩大了大明代中国在海外的政治影响,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舰队所经之处,许多国家纷纷派遣贡使来朝。明朝政府则按厚往薄来的原则厚赠来使,使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纷纷被吸引加入到“华夷秩序”中来，从而使东亚这一国际关系网络发展到空前规模。
晚清“华夷秩序”的崩溃。满清时期，中国施行封闭自守政策，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满清统治者，背离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使中国在自我封闭中日渐落后。
而当时16世纪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崛起。17-19世纪,欧美各国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以西欧为中心，向全世界扩展。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在古代世界历史上延续2000年左右，曾经是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生命力最强的“华夷秩序”也逐渐衰败。
19世纪末，风雨飘摇的清代中国成为列强瓜分豆剖的对象，19世纪的最后一年，随着八国联军侵入满清首都北京及随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总之，“华夷秩序”体系犹如一个原子，中国是原子核，周边各国是围绕原子核运动的电子。
中国想当世界领袖，但随着中原王朝盛衰变化，时而稳定，时而涣散，千百年来，这一观念虽屡受挑战,但在无形当中，它却逐渐积淀为一种十分沉重的心理，一直左右着统治者的外交政策。
中国自清末开始和西方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已令中国人质疑中国文化的优越性。
魏源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新文化运动以降，有学者主张全盘西化，中国民族主义也从强调中国的优越演变为五四运动时候的争取国家平等、尊严和权利。
但那些主张“中国中心主义”者和死守“华夷思想”者，又重新提倡中国民族主义，只是变换了一些说法，如“五族共和”、“中华民族”。
从“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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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1912－1928年
“中华”一词出现甚早，源自于中国古代华夏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一带，居四方之中，文化、科技发达；历史悠久，因此称该地为中华，此区域后来被称为中原。在《资治通鉴》记载的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民族”一词具有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可以表达多种近似而不同的概念。词汇本身歧义较多，概念和用法受到政治的较大影响，这些义项之间容易相互混淆。在不同的学科中，对于民族的范畴与用法也有许多歧异。
“中华民族”一词，则是在晚清时由梁启超发明的政治概念，其思想是按照中国民族主义建立国族，统合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并乐见其一体化，梁启超以“承认中国境内各历史－文化群体之间原本存在的差异和多元现象”为前提构建本词汇的定义。
梁启超为晚清君主立宪的改革派人士代表，反对鼓吹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革命党政治主张，主张将清朝疆域境内各民族视为一个整体来拯救的“国族主义”。
梁启超将革命党政治主张描述成对立的“小民族主义”，认为“小民族主义”鼓吹汉族独立建国，从清朝的统治中独立复兴单一民族。
晚清时期，面对列强的威胁，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其中一部分人将中国的危机归咎于中国内部“异族”的统治，不满清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岐视政策。这种认知在20世纪初发展成为汉民族主义，形成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而维新派则警告革命派的“排满”种族革命主张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和列强干预的危险。另外，清末留日满族和蒙古族人士及清朝官员在“国民”观念的启示下，对于中国族群关系“从多元到一体”的认知，影响了中华民国建立后的族群思想与族群政治。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出现了最为严重的民族矛盾，由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纷纷参与革命，日益威胁着清廷统治权。为了度过自身低潮的统治时期，清朝统治者与以维新派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之间，取得了透过“变法维新”将君主专制转化为君主立宪的共识，“五族共和”族群论述被晚清政府接纳并且成为朝廷的官方族群政策，将自身定位为合“五族”、“五地”为一体的“中央”政府。与维新派相对立的是顽固派，两者的实质都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
辛亥革命后，主张种族革命的革命派放弃种族复仇主义的主张，接受新成立的中华民族之民族国家的立国理论基础——“中华民族”观念和“五族共和”政策。
中华民国建国后，五族共和与民族融合的口号广为流传，更随着诸多学者的提倡而广为人知。当今台湾学术界主张中华民族是以汉、满、蒙、回、藏、西南边疆民族、台湾原住民及其他民族为组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宪法定义中国现今有56个民族，包括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
在历史渊源上，中华民族可追源到汉族的神话炎黄起源，而在现代则包含在中国境内非汉族的少数族群，在某些情况下延伸包括中国境外的华人或未必有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人，故中华民族并不是单纯的民族、种族、公民的人群分类概念，而是政治词汇，其定义可因历史、政治及国族立场不同，在族群内涵及地理范围上或有差异。
清末立宪运动期间，留学日本的满蒙旗人和满洲官员对梁启超、杨度等人的主张作出正面响应。1907年，恒钧、乌泽声等留日满蒙旗人在东京创办《大同报》，后来又在北京创办《北京大同日报》，提倡“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结合民族与立宪政治议题，认定满汉问题之所以出现，归根结底是君主专制独裁造成的恶果，因此必须改革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开设国会。在这样的认知下，留日旗人在其他场合多次称“我汉、满、蒙、回、藏四万万同胞”。留日满蒙人士在“国民”观念的启示下，对于中国族群关系“从多元到一体”的认知，深刻影响了民国建立后的族群思想与族群政治。
清朝统治者与以维新派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之间，最终取得了透过“变法维新”将王朝转化为近代国民国家的共识。立宪运动的“五族共和”族群论述，被晚清政府接纳，成为朝廷的官方族群政策。到了20世纪初，清廷开始将自身定位为合“五族”、“五地”为一体的“中央”政府。清朝君主在逊位诏书中表示“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清朝在疆域方面将地理上属于内陆亚洲的许多地区，都编入帝国的版图，而为1912年以后的中国政权所继承；满洲人更将汉人传统以长城划分的内、外统为一体，使“中国”的概念得以重新定义。
在多民族性方面，满洲统治者标榜的“满汉一体”或“五族一体”说，也为后来的中国政权所采用；在清朝的统治下，促使由各个不同民族所组成的“中华民族”一词，可以与“曾经过去是清朝疆域内的人们”同义。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黄兴、刘揆等革命党成员于1912年3月19日创立了“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此会重要发起人亦包含了少数民族成员（如：满族恒钧等）。当时的孙中山于同年4月初批准该会立案，除了赞同之外，在民国初年政府财政极为拮据情况下还提拨经费支持。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提倡“五族共和说”：“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之后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后，他又主张重提民族主义，并扬弃五族的说法。孙中山修改五族共和说法，并要求藏蒙回满等族人民尽皆一起汉化，与汉人一起自决为大民族国家。1924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表示，藏回蒙满等外来民族人口乃是少数，而就大多数来说，中国人皆为汉人，完全是一个民族。中华民族被孙中山使用在其政治主张中，其概念随着时间的演变不断扩大，并最终称演变成了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国族团体”。
当时诸多社会组织大为提倡以“五族共和”为目标，并以民族平等融和为宗旨。孙中山之中华民族思想的三民主义最终于1946年，被“制宪国民大会”列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规范了中华民国的宪政基础，且中华民国宪法之第五条：“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与第七条：“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但是在行政及法律上，中华民族的族群内涵至今无明确的现代公民、血缘种族的统一识别标准， 中华民族、大中华地区等概念，也存在未统一的差异。
中华民族作为中国人整体的身份认同标志，在中华民族观念上，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虽存有分歧，但在“九一八事变”与“抗战爆发”之后，当时社会皆广泛使用和认同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性称谓，争战双方又完全一致在这凝聚符号一点上有共通性。
从荣耀到失落的反思
西方关于甲午战争的漫画
中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
那么什么叫“落后”呢？
大清王朝灭亡前，它所能够控制的疆域是1135万平方公里，相比全盛时期的明朝还要大出不少。中国地大物博，与那些蕞尔小国的列强作比对，中国落后在哪里？
中华民族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华文明一直被中国人所称道，那么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与那些后发的列强作比对，又落后在哪里？
八国联军凭什么打败了中国？小日本凭什么敢叫板中国？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装备不如洋鬼子吗？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其中日军八千，俄军四千八，这也是出兵最多的国家了，英军三千，美军二千一，法军八百，意军五十三人，奥军五十人。有些打酱油的国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不过总共下来共计约两万人。
中日甲午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到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
甲午战争（又称中日甲午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清日战争、清日甲午战争；日称日清战争），是中国晚清年间发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由于发生年为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中国史称“甲午战争”。
在中国军博展陈大厅展出的“镇远”舰铁锚，有着鲜有人知的背后故事。它串起了近代以来中国两次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它历经坎坷，赞誉、辉煌、屈辱……融于一身。直至今天，它留给我们的思考仍然不能让我们平静。
曾经享有盛誉的“镇远”舰。
“镇远”舰和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都是清政府向德国订购的同型铁甲舰（战列舰），于1885年接收回国。
1888年，清政府正式组建北洋舰队，这两艘姊妹舰是舰队战力最强的军舰，其排水量都是7335吨，舰长94.5米，宽18米，有火炮22门，航速14.5节，仅其铁锚（也是今天的主角）就长4.15米、宽2米，重约4吨。这两艘军舰对当时整个东亚来说首屈一指，还被誉为“亚洲第一巨舰”“遍地球第一等之铁甲舰”，其地位和影响力绝不亚于今天的航母。然而，即使是拥有这样两艘铁甲舰的清政府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仍然是一败涂地。
1894年9月17日，甲午黄海海战中，“镇远”舰和“定远”舰遭到日本联合舰队多艘军舰的重点围攻。舰上官兵不可谓不英勇，据当时在“镇远”舰上参战的“洋员”马吉芬（美国人）记述︰“炮手某，正瞄准之际，忽来敌弹一发，炮手头颅遂为之掠夺爆碎，头骨片片飞扬，波及附近人员，而其他炮手等毫无惊惧，即将其尸体移开，另以一人处补照准，继续射击。”作战中，“镇远”舰用305毫米口径巨炮命中日军旗舰“松岛”号，引发大爆炸，失去战斗力，舰上日军死伤近百人。
在黄海海战中
受到重创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
此战，北洋舰队虽受损失较大，但仍然具备一定的机动作战能力。同年10月18日，“镇远”舰随舰队移驻山东威海卫军港。不幸的是，“镇远”舰于12月18日不慎触礁，舰体受损严重，最终无法修复，管带（即舰长）林泰曾引咎自杀。大厦将倾，独木难支。1895年2月11日，“镇远”舰代理舰长杨用霖在舰上自杀殉国。
2月17日，“镇远”舰在刘公岛与其他残存战舰成为日军战利品，并被编入日本海军。至此，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让人感到悲哀的是，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镇远”舰等被编入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参加了对俄作战。同样是在黄海，同样是海战，只是换了主人。1905年对马海峡一战，日本联合舰队重创俄军舰队。其结果是，俄国战败，日本侵略势力深入中国东北。
一战前，“镇远”舰等退役，舰体被拆解。让中国人倍感耻辱的是，日本将“镇远”舰铁锚等放置在东京著名的上野公园进行展示和炫耀。据说许多华侨和中国留学生每经此处不忍直视，转头疾走者有之，垂首掩泣者亦有之。
到了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挟胜利者之功，1947年5月，在日本默默忍受了近50年奇耻大辱的“镇远”遗物启航回国。随“镇远”舰铁锚回国的，还有34艘日本降舰，其中包括被日本海军视为日本永不战败军魂象征的“雪风”驱逐舰。
1959年，“镇远”舰铁锚被送至中国军博收藏并展出。
历经屈辱的“镇远”舰铁锚终归国土，也见证了当时中日两国的国运翻转。
当时的大清朝落后吗？ 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政府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清朝于1888年还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即使欧美列强也放缓了侵略脚步。
要知道，在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和中国相处还是比较和平的。首先是清廷轰轰烈烈的“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其实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巨大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
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落后。甚至连英国权威人士也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
“落后就要挨打”的说法，并不能客观地解读中国被日本打败的真正原因。当时列强并未干涉这场战争的原因除了国际上一些因素，也是因为国际上都是认为日本是在以卵击石，并没有胜算。
然而结果很明显出乎了大家的预料。这时，国际上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就是一个软柿子。并且要知道日本的条件是比较苛刻的，赔的钱是尤为多，更关键是清朝还都认了，列强真正看出了执政的清廷到底是什么货色。所以列强也动心思，自己能在中国这块肥肉上干点什么。由此，甲午战争真正开启了列强的瓜分狂潮，究其原因，还是中国政府的软弱和腐败。
中国输了国势，方向。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正式封杀了洋务道路，打击了清廷中央集权。
甲午一战，大清输在掉以轻心，输在尾大不掉；输在老大帝国的傲慢上。更重要的是输在了清政府的专制独裁和官僚腐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之时，大清帝国的“掌舵者”在做些什么？慈禧太后在筹备她“六十年”一遇的大寿庆典，当黄海上炮声响起的时候，她关心的仍是如何将这个生日过得排场、体面。什么？没钱？那就从军费里挪呗！
在腐败的专制政府治下，当时的民众国家民族意识十分薄弱，没有国家民族概念，且国是皇上的，不是自已的；在经济上，当时的国民大多处于赤贫状态；大多数国民没有机会受教育，目不识丁。他们之所以参军，所追求的不过是当兵吃饷，升官发财而已，谈不上有任何职业理想，也没有忠君爱民、保家卫国的自觉。由于思想素质上的缺陷，清军官兵严守纪律、服从指挥、顾全大局的意识非常淡薄，在缺少利益刺激的情况下和挫败恐惧的压力下，很容易丧失斗志，甚至溃乱哗变。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国际上对日本也就是觉得眼熟罢了，毕竟他很小，是个岛国。被此等弹丸小国打败，清朝彻底失去了周围附属国，小国的拥护。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此走向更深重的灾难。中国失去了东亚大国的地位，半殖民化加大了！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甲午中日战争是晚清历史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冲突中，中方在硬实力上一直占有优势，但此时清朝政治十分腐败，民生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以大国自居的晚清，实际上外强中干，民怨载道。失民心者必失其天下。
莫理循的荣耀和失落
莫理循和袁世凯私交很好，他是袁府的座上宾，后来又成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这也是莫理循最为荣耀的时刻。
袁世凯早年因在派驻朝鲜时期颇多表现，李鸿章等大臣乃于1895年举荐袁世凯负责督练新军，并获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支持。袁世凯于是在天津与塘沽之间开始“小站练兵”，成为清末陆军主力，也是北洋军阀的雏形，为袁世凯日后军权在握、清末民初与闻朝政及登上大位奠基。
袁世凯靠“新軍”崛起，掌握了“枪杆子”，摇身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于是就清除异己，唯我独尊，野望勃起，于1915年准备于来年称帝，建立“中华帝国”，年号“洪宪”。企图当中国的终生皇帝。
1915年9月，袁世凯将中国民初的乱政归咎于共和体制，认为中国最适合的还是“君主制”，莫理循闻讯大吃一惊。虽然莫理循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曾主张君主立宪，中国已经是个共和国了，为何还要倒退到封建帝制？
莫理循写了好几封信，劝袁世凯不要当皇帝，而且他还到南方考察，把这意见都反馈到袁世凯那里。当然最后袁世凯没有听他的。
袁世凯继续一意孤行，一连数月拒绝见他的政治顾问们，莫理循失望至极。他说，袁世凯这么做违背了他的所有誓言，他使自己，他的国家和他的顾问成为笑柄，袁世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为他工作如此热情是犯了多大错误。但莫理循仍然为袁世凯进行舆论造势，刻意营造“万众一心”力挺袁世凯称帝合法的舆论氛围。他是袁世凯的嫡系“笔杆子”。
袁世凯只是一个旧环境造就的像曹操，司马义式的超级政客。在封闭的过去，对这样的领导者，国民尚可马虎一下，但到二十世纪的世界，四面楚歌的中国，需要的是一位既认识新时代，又能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领袖，而袁世凯绝非这样的人。
袁世凯迅速被国民所抛弃，仅坐了８３天皇帝，就撤销了抵制。6月6日，他急火攻心，暴毙于北京。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徐世昌执政的时候，莫理循继续在中国政府当总统顾问。还没有辞去这份工作。莫理循利用自己长期积累的外交和官场人脉，鼓动国际的介入。
但莫理循从一个穷困潦倒的流流汉到正式登上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他没有那种列强的政府背景。莫理循的好友记者端纳曾在报上评价莫理循，作为一名《泰晤士报记者时，他的盛誉是现在的两倍，影响力是现在的三倍。莫理循自从做了中国顾问以后，他在西方的威信就一落千丈，人们觉得他是向着中国人了，而中国人也不买他的账。
莫理循向中国总统提出的那些建议没有一个被采纳的，最后他发现他拿了高薪什么也干不成，他就特别苦恼，他还要跑到英国去为中国拚命地就是说好话，就是宣传中国如何之进步。结果呢，莫理循就弄得两边都不是人。
写日记是莫理循发泄情绪的重要手段，他做了袁世凯的顾问后，曾在日记中抱怨。我渴望工作，但又无事可做，这些生性好疑的东方人，彼此之间互相猜疑，尤其不信任外国人，我的顾问一职形同虚设。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五四运动”爆发了，一个新纪元开始了。
此时的莫理循已经筋疲力尽，他只属于那个无法挽回的旧时代，他甚至连回北京的力气都没有了。莫理循在巴黎和会后直接赴英国养病，一年后的1920年5月30日，客死他乡，安葬在英国的西德茅斯。
本卷笔记，沿着莫理循的足迹，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也让我对莫理循有了重新的认识。感触最深的却是对清末民初的国事国情国民有了再认识，大清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一个在专制体制下的腐败政府永远救不了中国，大清如此，民国也同样如此。历朝历代的中国封建王朝皆如此。
完稿于上海恒易斋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８日搁笔
漫画：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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