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泰晤士报》国外新闻部主任姬乐尔
1
在清末民初，中国发生了宪政运动和武昌起义期间，远在英国的《泰晤士报》同样发生了权力争斗的内乱。与上司长期不和的莫理循也陷入了人际危机。
1910年，在和改组后的报社新业主北岩男爵的一次谈话中，北岩问莫理循何时回北京？莫理循讽刺地说，他认为回去毫无用处，因为他已两年没工作了。言下之意，就是指他有关中国的报导被删改或禁登之事。
还在1909年时，日本曾邀请姬乐尔访日，姬乐尔提议日方同时邀请莫理循，认为这样能改变莫理循对本的反对立场，但事实却适得其反。
莫理循在《泰晤士报》的顶头上司是国外新闻部主任瓦伦丁·姬乐尔（Sir Valentine）。
姬乐尔曾任《泰晤士报》驻中国特派记者，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四年后进入《泰晤士报》，比莫理循年长10岁，在莫理循入职时，他还是国外新闻部主任助理。
莫理循和姬乐尔最大的分歧在于他们对日本的态度和对中国前途的看法。莫理循原本主张英国联日抑俄，日俄战争可说是他一手促成的，因为他在其中的斡旋和推波助澜，这场战争也被称为“莫理循的战争”。
日俄战争后，特别是在1906年4月之后，日本在中国东三省的所作所为使莫理循原本亲日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逆转。因为英国对日本所做作为的默许，使莫理循对英国也失去了信心。
莫理循在抨击日本的同时，他开始积极报导清廷的新政。他对清末新政的乐观和上司姬乐尔、同事濮兰德(JOP Bland）的悲观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使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大为紧张。
早至1908年，《泰晤士报》处于改组的关键时期，莫理循和姬乐尔之间的怨恨就越结越深。
例如，姬乐尔认为莫理循一封有关中国外交关系的电文完全背离了《泰晤士报》的政策，因此必须行驶控制权。他在给莫理循的信中说：“最严重的问题是您对日本所表现出来的公开而又令人难以接受的敌意。您必须明白，这完全和《泰晤士报》以及英国政府的政策大相径庭……”
姬乐尔敦促莫理循必须从大英帝国的角度看问题。这次矛盾导致他们之间通信中断了好几个月。
此时期，莫理循揭露日本人在满洲的所作所为的电报总是被姬乐尔封杀或删改。
2
不论莫理循在认为他谴责日本在中国的行为如何有道理，他的确没有使他在伦敦的几位上司对此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因为朴茨茅斯会议期间，他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以及他对于日本人的事业所表现的普遍热心，使他对于用任何方式批评日本或日本行为的人，一概加以抨击。
所以《泰晤士报》国外新闻部主任姬乐尔把莫理循回到中国后的新态度称之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是不足以为奇的。
另外，莫理循对于他的上司竟然怀疑他的新见解的真实性，而且不准发表这些见解，感到相当委屈。他只是报告了他从上海到奉天的所风所闻。
莫理循在这场争论中所忽略的是《泰晤士报》和英国政府不仅需要考虑事实，而且还要考虑政策。因为英国不仅是刚刚续订了《英日同盟条约》，而且还扩大了所承担的义务。
因此尽管英国对日本政府的某些行动可能极不赞同，但由于条约的墨迹未干，还不便公开提出批评。英国政府所不赞同的肯定不是一些不直接影响英国的事情，然而可能同她宣布的政策在某几点上是不相容的。
莫理循在伦敦的上司也颇为怀疑莫理循“关于一个新中国的迹象的乐观看法”。
莫理循所举中国涌现的新现象，诸如“用碎石辅筑的路、夜间街上的路灯、中小学样和学院、城市警察”，都没有多大份量。
他们指责莫理循持“乐观主义”，并暗指其母系偏见，肯定是不公正的，因此莫理循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
莫理循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区分开来。
他说：
我们可以放心地把信心寄托于中国人民的未来，尽管我们可能还不得不谴责、威胁和恫吓这个腐败的政府。
他警告姬乐尔：
不要弄错了，不论把它想象得多么粗鲁，改革总在进行之中。
尽管莫理循主要是在官场中活动，可是他对日俄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焕发出来的新精神却没有看错。
当时新精神到处明显可见，表现为莫理循所形容的中国反对外国蚕食的唯一武器的各种抵制运动；也表现为第一次由学生和地方绅士代表中国反对列强逼近中国政府出让铁路、矿山和种种租让权的抗议运动。
莫理循认为，列强有许多要求纯粹是对中国的行骗和诈取。
在莫理循看来，这些表现都是新形势的象征，虽然有很多表现是他不喜欢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国致力于控制自己的海关和关税。中国在设置海关和税务部门这件事情上采取的措施，被一位作者夸张成是“中国的复兴”，至少证明这是中国政府在当时的空前大胆的行动，赛马场反映了受过外国训练的新的一代官员的信心。
3
莫理循还认为姬乐尔是他成功道路上的障碍。除了压制莫理循的报导之外，姬乐尔的确当过莫氏职业生涯的绊脚石。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曾有意任命莫理循为驻北京公使，他向姬乐尔征询意见，姬乐尔持反对态度，理由是莫理循过于亲华。
担任英国驻北京公使是莫理循向来的职业抱负，姬乐尔这么做，无疑是断送了莫理循在政治上的前途。最终莫没能当上公使，错失了一次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大好机会，两人的关系这时已经无法改善。
1911年，在得知姬乐尔要去中东旅行6个月后，莫理循干脆尖酸地希望他最好能一去不回。
两人的关系得到表面的缓解，是在1912年、姬乐尔因为被封爵而要退休之时。
当时主编白克尔(George
Buckle)劝莫理循表示一下，莫理循只好给姬乐尔发去一封贺信。
《泰晤士报》改组后，莫理循和新东家北岩男爵的关系也非常一般。莫理循评价北岩是个善变的人，在雇员之间挑拨离间。后来莫理循受聘成为中国政府顾问时，北岩没有向他表示祝贺，甚至压根就没有跟他联系。在莫理循去世前不久两人才再次联系，而且还是病入膏肓的莫理循主动去拜访北岩。
总的来说，在《泰晤士报》的头几年，莫理循可说是顺风顺水，但后来他和上司的关系每况愈下，使他感到越来越憋屈，有一种被处处压制的感觉。
回顾莫理循到《泰晤士报》以前的短暂医生职业生涯，可以发现和上司交恶是他的“惯犯”，这或许是他总抱有鲜明的立场,并从不轻易妥协的性格所致。
汤普森,麦克林曾这样写道：
和报社编辑意见冲突是驻外记者常见的一种职业性烦恼，加上莫理循决不妥协的性格，他就更感烦恼。在了工作15年后，他和英国雇主之间的关系开始渐渐疏远，更加认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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