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She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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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是中国和东亚的多事之秋，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矛盾的集中点，中国就象一枚桑叶，正在被列强蚕食，同时又成了那些东西方洋人冒险家的乐园。铁蹄下的中国四分五裂，洋人无道，朝廷无能，权臣无耻，精英无奈，愚民无知。
当时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历史教科书中找不到真正的答案。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就读于新华社创办的中国新闻学院，偶然的机会让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那就是乔治·厄尼斯特·莫理循。
乔治·厄尼斯特·莫理循，这位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澳大利亚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此后他担任包括袁世凯在内的4位总统的政治顾问，曾经鼓动中国加入一战中的协约国，这个经历也被他自己称为“在中国完成的最伟大的事情”。
1897年莫理循正式担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时，正值中国社会大动荡，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使莫理循眼花缭乱。十几年中，莫理循对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都作过详细报导。
研究清末民初的历史，确实可从读懂莫理循着手。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不知莫理循，那绝对不会是一个真正的优秀的资深记者。
但令我惊讶的是，当代中国的所谓砖家叫兽们将这个莫理循重新抬举到无可复加的地步。称赞莫理循在清末“新政”时期，他对中国人民焕发出来的民族精神、清政府做出的种种改革努力，给予极大的关注，并提了很多建议。据不完全统计，他在担任记者的16年间，大约与100多位来华外国人和近40位中国要人结识，大大增强了他的新闻报导的及时性、客观性和权威性。为了促进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信息交流，莫理循还在北京创办了著名的“亚洲书库”。
我曾经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国家新闻出版署上海办事处、新华社上海分社任职，我对新闻业的研究和对新闻的作用，并非一无所知。同样，我对莫理循的研究也不会那么无知。
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莫理循？那就必须将他放进那个时代去考量。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中国又到底干了些什么？
我不认为单从“记者”角度去评说莫理循就能说透莫理循的所作所为。也无法从莫理循拍摄的那些照片来认定他是在唤醒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如戴枷的囚犯、缠脚的女人、蓄辫的男人、饥饿的孩子，还有打麻将的众生、吸食鸦片的烟鬼、牛马似的劳役、站街的妓女等。莫理循经历了中国清末民初的主要事件，但他拍摄的照片中，没有任何一张照片展示出中国人对封建专制的反抗。他的图片只能展示出中国人的贫穷落后和麻木不仁。相反，莫理循图片则展示出洋人在中国的奢华和成功。
莫理循是个探险行者，是个旅行冒险家，也是一个大英帝国的走卒。莫理循在中国许多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在这个网中，不仅包括各国驻华外交官、传教士、海关官员等，而且还包括像李鸿章、唐绍仪、袁世凯、伍廷芳等这样的中国政要。
毫无疑问，莫理循打着记者的旗号，执行的是情报收集任务，他是英国政府派往中国的间谍。他辞去记者职务后，摇身一变成了民国早期四任总统的“政治顾问”，他成了一名跨国政客。值得注意的是，莫理循还是一个伪传教士，他始终借助各种教会势力和传教士们密切接触，并从中猎取经济上的资助，但没有人说他是一个“传教士”，在他第一次漫行中国的长途冒险中，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纵观莫理循一生，他闯荡中国，中国成了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他既是铁蹄下的中国见证者，也是列强吞食中国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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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 Morrison）1862年出生于澳大利亚季隆（Geelong），季隆之名乃由时任州总督的Richard Burke于1837年所命。
莫理循家族是挪威斯堪的纳维亚人后裔。莫理循的先祖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莫理循家族的族徽是一根漂木。据其家庭族族谱记载，他们的老祖宗是个幸存的船难旅客。沉船后，他抓住一根漂木浮到一个小岛上。这个小岛就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赫布里底群岛最北边的刘易斯岛。
17岁的冒险家莫理循
莫理循家族的后人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没有几个。莫理循家族中的许多人后来都移居到苏格兰北部。
莫理循虽然忘记了他的祖父的教名，但记得他的祖父叫唐纳德.莫理循。
莫理循家族中的许多人后来都移居到苏格兰北部。莫理循的祖父于1790年出生于默里郡，1815年结婚。他是个乡村商人，还是个苏格兰教会的长老。
莫理循的祖父唐纳德.莫理循在这里共生了八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长子是个牧师，当了近半个世纪的长老会执事。其他五个较有成就的兄弟都当了教师。其中一个儿子叫乔治，乔治就是莫理循的父亲。
乔治. 莫理循在他的两个兄弟亚历山大和罗伯特的帮助下，他于1858年年底离开苏格兰，抵达墨尔本，开启了移民澳大利亚的新生活。
乔治在离墨尔本40英里的科雷欧亭托湾创办了季隆学院，先是担任院长，后任董事长。直到1898年逝世为止。
莫理循的父亲生有四个儿子和二个女儿，莫理循是第二个儿子（长子）。18岁以前的莫理循一直生活在父亲创办的季隆学院。
1877年，15岁的莫理循开始热衷于狩猎。16岁时开始写他自称为“奇特的日记”，而且几乎不间断地写到临终为止。
1879年2月，莫理循刚过完17岁生日之后不久，便徒步从家乡吉朗走到昆斯克利夫。4月，进入墨尔本大学学医。
18岁时，莫理循驾驶独木舟在墨累河上探险。1880年初，莫理循写有《流浪汉日记》，由《导报》刊出。同年，他的漂流日记由《导报》连载刊出，后由墨尔本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墨累河独木舟漂流记》。
1882年3月，莫理循在墨尔本大学的药物学第二次专业考试中，考了个不及格。他只得从墨尔本大学中途退学。
莫理循退学后，作为普通船员在贩奴船上打工，游历了南太平洋诸岛，发表《昆士兰贩奴船之旅》，又名《一个医学院学生的昆士兰奴隶贸易目击记》，在《导报》连载。
莫理循后来又以诺曼顿为起点，从北到南穿越澳大利亚。那时，他才20岁，就单人徒步旅行。他的旅行报导在《时代报》刊出。
期间，莫理循又采写了有关“黑奴贸易”和被“卖猪仔”的金矿契约淘金客等报道，翅由此摊上了大麻烦。
1883年7月，21岁的莫理循组建新几内亚探险队，从莫尔兹比港出发，横穿新几内亚探险。22岁时,结果遇到土著人袭击，被长矛刺中，莫理循的新几内亚探险以失败告终。
莫理循因伤被送到苏格兰爱丁堡就医，才取出了长矛的倒刺。23岁时,他顺带在爱丁堡皇家医院学医。经过两年半学习，1887年8月毕业。
毕业后，莫理循先后到加拿大纽芬兰和美国费城、纽约及牙买加，寻找工作，却一无所成。只能四处游荡，花光了所有钱。
莫理循后来又去了西班牙，在黑廷多矿区短暂当了一阵子医生后，即失业了。从此到处流浪，无业无薪，游荡了摩洛哥。
1890年底，穷困潦倒的莫理循回到澳大利亚，在巴拉腊特做了一年住院外科医生。又因发生冲突而离职。为寻找工作，又先后去了香港、天津、北京、上海，以及日本，但时间很短。
1894年2月，32岁的莫理循再次到达上海，并从上海出发，游历了武汉和中国大西南。历时100天后，于5月到达缅甸，后又去了印度。11月底才回到季隆。
1895年2月15日，33岁的莫理循到达伦敦。莫理循就这次中国之旅而写成的游记，使他获得伦敦《泰晤士报》的青睐。连莫理循自己也没有想到，一次中国旅行竟然促成了他理想的实现，之后几十年，他个人的命运竟与中国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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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不说是一次个人命运与历史的巧合。
李磊翻译了莫理循写于120多年前的著名游记《1894，中国纪行》。原名意译为“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安然穿越中国到缅甸纪行”，正式中译名由中华书局代拟。这是一部当年在西方产生很大影响的名著。檀东星、窦坤翻译的书名为《北京的莫理循》，窦坤另著有《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张皓译名为《中国风情》。
我认为：必须明白的是这本《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价值并不是让西方了解中国的文明历史与传统文化，而是为了让列强更多的知晓中国官场的黑暗无能的游戏规则、底层民众的无知和可役弱点，以及中国的茶叶、鸦片种植分布和经营情况。其实是为列强瓜分中国出谋划策。
莫理循是苏格兰裔澳大利亚人，他早年以旅行家和记者著称，随后以政治顾问和藏书家闻名。实际上，他的早年是个无业游民，一个靠父母经济扶持的“穷游世界”的“流浪汉”。
1894 年，莫理循第二次到中国，从上海溯长江而上，然后自武汉至重庆，再穿越川滇至缅甸，一路三个月的所见所闻所感，包括对沿途的山川古道、人文风物、宗教习俗、政治、军事等状况的详细描绘和评论。“译者序”所言：书中“有价值的史料性记录还不限于早期长江航运、马帮货运、驿站经营等方面，书中还涉及很多关于中国当时的海关、洋务、贸易、苦力行、脚夫、邮政、电报、金融、币制、黄金交易、军火制造、医疗、外交、司法、边防等方面的重要人物和史实”，“在别处并不多见，其所记载堪为史料”。
作为一个政治冒险家，莫理循的观察力和表现力并不是进行考古研究，甚至研究与他的医生职业有关的医学或动物学、植物学，以及山川河海、历史名胜古迹。他的重点是研究中国政治、民生和中国人的性格弱点。
他的这本书只是旅行文学作品。此次旅行全程3000英里，以重庆为中点，前半段是水路。到武汉之前，是此书的序曲，作者基本上一笔带过，从宜昌的三峡之旅始，他的注意力较多的是对准了三峡中的船工、纤夫、脚夫、马帮等的描绘，并非是真诚的同情，而是如何化更少的钱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奴工。
进入重庆往后，莫理循对中国的社会、民生问题以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文化习俗等，有了更多的观察和描述，比如传教问题、鸦片问题，百姓的极度贫困，以及贫困而不失礼貌与诚信的质量，等等。这些观察和描述都有不实之处。
莫理循对中国的认识是在寻找中国社会的病态。比如，从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困难中，他发现“中国的宗教就是偶像崇拜”；关于官场，他发现，“中国的官老爷真是像人们说的那样‘无所不能’”，以及“一旦引进中国官员来阻止走私，走私的盛行就会指日可待”；关于中医，他发现中国医生能从容自信地“诊断他们并不明白的各种病症”，一旦出错，则“须知医之与药，只可治病，不可治命也”；关于生命，他发现“为一些最微不足道的理由，华人也会搭上自己的老命”；等等。
莫理循观察中国社会的病态，是为了寻找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药方，显然是为了对症下药。
莫理循是个狡黠的人。如他对一位掸族“君主”的描写：“他端庄优雅，一面嚼着‘激发冥想能力’的槟榔，一面从容随意地朝地板上吐痰。我给他看我的照片，他和颜悦色地要我给他几张。我一面爽快地点头同意，一面把照片重新卷起来放回我的箱子里。他应该以为是我没有听懂。”这就是他对付中国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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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是二十世纪初期西方驻远东最出名的记者，其开创的通过新闻报导扬名之后跻身中国政坛的模式也多为后来者效仿。
莫理循是个冒险家，很多读者恐怕不知，在不懂中文的莫理循背后，还有一位洋人冒险家，那就是通晓汉语的白克豪斯。
正是这个白克豪斯为莫理循进行收集消息、翻译、分析的工作。
莫理循有一个“天生”的软肋：不懂中文。他不能亲自核实消息，常常会陷入自我怀疑之中。1889年1月7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犯下了大错，新闻稿的陈述是错误的，真让我痛心疾首。”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莫理循自己承认了他的新闻报道并非全是真实的。
1889年3月，正当莫理循碰到越来越多的中文难题以致报导出现危机时，一名通晓汉语的英国绅士白克豪斯出现在北京，他是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的肄业生。此人世袭贵族头衔，父亲是知名银行家。
白克豪斯（Sir Ednund Backhouse）
白克豪斯才华横溢，熟谙包括汉语在内的多种语言。然而他精神衰弱，家庭关系不睦。
1894年，他因病辍学，不仅未获取学位，反而欠了一身债务，之后，他决定流亡海外。
白克豪斯和莫理循二人在北京相见时，白克豪斯是25岁的青涩年纪，而经多见广、老谋深算的莫理循正以“北京的莫理循”的声名威震八方。白克豪斯性格羞涩、懦弱，似乎有一种无所求的隐姓埋名之风。
不过，不懂中文的莫理循倒是很需要个助手，他与白克豪斯在赫德的家庭酒会上搭上了话。莫理循对白克豪斯流利的汉语叹为观止，双方一拍即合，遂开始了长期合作。
初时相处融洽，莫理循经常和白克豪斯一起在京郊西山骑驴漫游。当时二人均为单身，都喜欢读书，情趣相投是很自然的。
白克豪斯凭一口流利汉语和交友能力，很快就与许多王公贵族结成朋友，他常为莫理循提供内部信息、朗读中文报纸、翻译官方文件、讲解中国政治和文化。
莫理循常常将他提供的信息稍加编排就发给《泰晤士报》。莫理循在给该报驻沪记者濮兰德（J. O. P. Bland）的信中说，白克豪斯“人品不错”、“具有非凡的语言才能，消息灵通”、“我非常依赖他”。
澳大利亚学者骆惠敏编辑的《莫理循书信集》收录了莫理循自1897年至1912年期间与社会各界人士的通信，其中涉及一百多人，这些人通过莫理循，向伦敦源源不断地输送北京新闻。
莫理循有在各地漫游的嗜好，常会错过一些京城大事。
1898年夏末戊戌变法，慈禧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发布临朝训政诏书。此时莫理循正在黄河边上散步，错过了“百日维新”失败后的一系列大事件。后来，光绪和慈禧在两天内相继去世，莫理循却正在山东桓台狩猎。
当时《泰晤士报》有关中国的新闻完全依靠白克豪斯和该报驻沪记者濮兰德来发布。莫理循与白克豪斯的双簧直到1978年才被揭破。但由于莫理循的名气，多数人对这个无法质证的事实不以为然。如要进一步解释，就不得不提及白克豪斯的短处。白克豪斯是因举债出逃而流浪中国的。他在大学时代想挤进诗人王尔德（Oscar Wilde）的同性恋圈子，遭警察通缉，被当时社会所敌视。
1897年夏季，白克豪斯遭到街狗咬噬，莫理循让他去上海找《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并请后者介绍一名英国医生给他看病。
上世纪初远东最著名的西方记者莫理循踏入中国，以十年之功，从《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一跃为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的顾问，开西方记者影响中国政治之先河。莫理循创造了一种实现“光荣与梦想”的模式，一大批前来中国冒险的西方新闻人：密勒 （Thomas F.Millard）、安德森（RSAnderson）、辛普森(BLSimpson）、 端纳（WH Donald）、田伯烈(HJTimperley) 等纷纷起而效仿，他们靠新闻采访起家，功成名就后跻身政坛。
莫理循的成功来自他对中国的新闻报导。这些报导经由《泰晤士报》发出，是英国乃至欧美了解中国的主要信息源。1898年，香港《德臣报》称莫氏为“当今最伟大的中国问题权威”。
莫理循早期的一个重要新闻和情报来源是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美国人毕德格 (William Pethick)。1898年3月，毕德格透露消息说：李鸿章给俄国某亲王发了一封电报，其中包含俄国租借中国旅顺和大连的蛮横要求。
莫理循立即将该电文发给《泰晤士报》，并在报导中夸大道：俄国威胁中国必须在5天内答复，否则就要把军队开进满洲。这个臆测性的报导搅得欧洲满城风雨，导致英德对华贷款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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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的消息来源受到各方质问。中国海关税务总司赫德爵士指责他说：“如果不想毁了刚起步的记者生涯，你最好收回这篇报导。”
1899年3月，白克豪斯来到北京闯荡。初来乍到时，他手持三封重要的介绍信，介绍人分别为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德文西尔郡公爵和英国殖民秘书尤瑟夫·张伯伦，希望受到“京城大佬”赫德的关照。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那三封信很可能是伪造的，白克豪斯那时就是个“成熟的骗子”。
白克豪斯需要在北京建立声誉，但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并未聘用他。
罗伯特·赫德（Robert·Hart）
罗伯特·赫德（Robert·Hart）同样是一个到中国闯荡的冒险家，他著有《中国论集》等。
赫德1835年2月20日生于英国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西南之阿尔马郡。1854年，英国外交部招考去中国服务的外交人员，由于成绩优秀，赫德被免试录用，分配到英国驻香港贸易督察处当翻译学员。
到中国之初，赫德主要任务是学习 对于一般的翻译来讲，只要能够熟悉基本语法，顺利翻译外交所需要的文本就足够了，可是赫德却对艰涩难懂的中国典籍产生了兴趣。他通过自己的汉语老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钻研及深刻理解，为他以后在晚清官场的如鱼得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58年3月，赫德奉命来到广州，在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内任二等副翻译。在这里，赫德熟悉了清朝官场中的种种礼节和惯例，并以谦恭有礼、举止大方得体和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与巡抚建立了友好关系。凭借这种关系，赫德首次显示了他搜集机密情报的能力。他在给英国驻华公使提交的备忘录中，准确汇报了咸丰皇帝对各国公使进驻北京的不满。
早在6年前的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此后，中国沿海各口岸海关就逐渐落入洋人手中，“邀请”洋人“帮办税务”成了惯例。
赫德加入的时候，中国海关最红的人物是英国人李泰国。
1861年3月，总理衙门正式任命李泰国为署理总税务司。
傲慢的李泰国看到太平军的威力，“不愿与可能会覆灭的王朝保持紧密的联系”，请假回国休养，临行前，他指定赫德前往北京，代理署理总税务司。
李泰国拱手相让的机会赫德当然不会错过，他早就看不惯李泰国在中国人面前的飞扬跋扈。在北上的路途中赫德写下这样一篇日记，“我必须时刻牢记，海关是中国衙门，而非外国机关。既然如此，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围绕中国的利益开展工作，避免得罪中国，或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当年5月，赫德见到了奕䜣的头号亲信、总理大臣文祥，他事先准备了9份文件，向文祥详细讲解了长江口岸通商、税务等问题。文祥虽为总理大臣，但是在洋务方面其实也是个“菜鸟”，赫德的讲解对他来说简直是瞌睡遇上了枕头。相比较李泰国的颐指气使，赫德谦恭而礼让，并且汉语流利、学识渊博、业务熟练，第一次见面就和文祥谈笑风生。
几天后，赫德又征服了矜持的恭亲王奕䜣，奕䜣对外人称呼他为“我们的赫德”。
6月30日，他被正式任命为署理总税务司，7月9日，赫德在日记中记载，清朝政府给他涨了一倍的薪水，月俸800两白银。
此时的奕䜣和文祥，心中的头等大事是剿灭太平军。如果事情办成，一来他和海关的地位得到提高，二来他可以插手清廷未来的海军。
1861年底，太平军攻克宁波、杭州，奕䜣慌了神，赶紧让赫德着手购买军火。赫德给在英国的李泰国去了一封信，让李泰国办理此事。李泰国打起了自己的算盘，他拉来了英国海军上校阿斯本担任这支舰队的司令，两人还签署了一份合同，规定阿斯本只接受李泰国传达的皇帝谕旨，李泰国如对谕旨不满意，可拒绝传达。这就等于清政府花钱给李泰国打造了一支私人武装。
在赫德看来，李泰国这一套绝对行不通。1863年5月1日，他在上海和老上司会面，劝说李泰国放弃那个合同，李泰国听不进去。果然，奕䜣对李泰国的做法极为愤慨，当年的6月到7月，双方争得面红耳赤。
赫德又从谋划者摇身一变成为调停者，他同总理衙门重新拟定了新合同：阿斯本是一名助理司令，受中国海军司令领导；该舰队司令将处于曾国藩和李鸿章等地方督抚的领导之下，李泰国无权控制清政府的命令。
可是阿斯本不接受新合同，10月15日，阿斯本向清政府下了通牒，要么48小时内承认他与李泰国达成的协议，要么他立即解散军队。文祥响应，清政府宁可退到长城以外，也不屈服于阿斯本的要挟。
文祥的强硬有其底牌——李鸿章在苏南战场顺风顺水，曾国荃打下天京也指日可待，对舰队的需要远不如当年迫在眉睫。
11月2日，清廷决定遣散舰队，全部舰船由英国负责变价出售，并付给阿斯本和600名官兵385000两白银的遣散费。而李泰国在中国的仕途也走到了头。
1863年11月15日，总理衙门宣布解除李泰国的职务，同时任命28岁的赫德为总税务司。赫德作为事件的始作俑者，办砸了差事，最终却成了既得利益者，不得不让人佩服其手腕之圆滑。
从“代理”扶正的赫德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其实，他早已跃跃欲试。当初，署理总税务司除了他还有一个费士来，赫德干脆没把费士来放在眼里，上任第一天就以自己一个人的名义向各口岸税务司发布通令。随后的几年，他建立了一整套科学、严密、高效的管理制度，让海关成为贪腐盛行的清政府中一抹亮色。
首先，赫德把原来条块分割变成了垂直领导，原来各自为政、隶属关系混乱的海关全部由总税务司领导，各级地方政府不再插手海关事务。其次，他实现了按章征税、按律执法，改变了以往的随意性。再次，他还引进了“服务”和“公仆”的理念，要求各口税务司简化海关办事程序，顺畅海关和商人的交流，这种为管理对象服务的理念在当时非常超前。
当代中国人爱讲的“为民服务”和“人民公仆”常用政治术语，也正源于赫德之口。
好制度执行是关键，赫德非常注重人的重要性。他选择海关雇员是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当时在国内的招考点有上海、九龙、广州、大连、青岛等处，此后英国伦敦也设置了考点。
赫德在广州有位牧师朋友，他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俾士安排一个职位。赫德虽然碍于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乔治·俾士到伦敦的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赫德也的确把乔治·俾士的名字列在推荐报考名单之中，但同时他也附上了自己的态度：“谁不符合我们的条件，就不录用。”结果，这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因条件不符而被淘汰。
赫德给海关高级职员开出的薪酬非常高，最多的能拿到9000两的年薪，是其他国家同等职位的两倍。职员干满一定年限，还有一笔相当于年薪的酬劳金。此外，退休金、回籍旅费、带薪年假一应俱全。甚至还有未婚人员抚恤金、因功致残抚恤金、丧葬费、医药费、来华探亲家属旅费。如此高的养廉成本再加上各种监督制度，使海关成了大清国几乎没有贪污腐败的部门。
作为这个廉洁、高效部门的领导，赫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有人用“三不停”概括他勤奋而繁忙的工作状态——脑不停：无论是海关各项制度的创建，还是开展秘密外交，他思考的问题一直没有停歇；手不停：想出来的东西赫德都把它们写下来，他亲自撰写总税务司通令，向各口岸布置工作，现存的1861年到1908年4000多篇通令绝大部分都是他亲自撰写，他还喜欢写日记，没有特殊情况几乎天天写，他和总税务司伦敦办事处往来的书信和电文据统计有千万字；腿不停：写出来的东西要落实，为此他一生奔波，刚到北京的时候，天天跑总理衙门，每年都花大量时间到各口岸巡查，为调节李鸿章和“常胜军”指挥官戈登的矛盾，坐船加步行花了4天历尽艰险从上海到苏州。为了提高效率，他都是站着办公。
令人有点意外的是，精力如此充沛的赫德对体育不感兴趣，甚至认为“英国学校的缺点之一就是过分突出体育”。因此，他的锻炼方式只有散步和骑马。而伴随他一生的爱好有两个：写日记、拉小提琴。
1861年，海关税收为496万两，在赫德的打理下，到1887年，海关税收达到2000万两，占清廷财政收入的24.35%。关税成了清廷最稳定、最可靠的财源，赫德也成了大清国的“财神爷”。
“财神爷”当然不能只管挣钱不管花钱，赫德对清廷内政外交的干预一直就没停过。1865年10月17日，赫德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他撰写的《局外旁观论》，对清廷的积弱作出了一针见血的分析，并提出了效法西方以自强的建议。总理衙门将《局外旁观论》抄录给东南沿海各督抚讨论，在晚清政坛引发震动。赫德切中时弊的分析，让督抚们面红耳赤、坐立不安。李鸿章疾呼：“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并把正在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扩大规模、搬迁新址，大量聘用洋员，购买西式机器。左宗棠一面骂赫德狼子野心，一面开始了福州船政局的筹建。可以说，《局外旁观论》成了洋务运动的号角和“檄文”。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所办的许多近代洋务企业，都是海关出钱。
此外，建设航运设施、统一全国邮政、支持幼童出国留学、倡导中国派遣驻外使节、组织参加万国博览会……客观地说，赫德对中国的近代化确实做了不少贡献。
然而，这些事情办得越多，赫德对中国内政的影响就越深。当野心勃勃的赫德手越伸越长、打起海军的主意时，终于引起了一些中国人的高度警惕。
1873年，日本侵扰台湾，清廷重提对外购置战舰事宜。很自然的，赫德又成为这件事情的经手人，到1879年，他为清廷购置舰艇12艘。这引起了一些英国人的疑虑，担心这些炮舰成为对付英国人的武器。赫德对此早已成竹在胸，他推荐购买的都是那些吨位与作战能力无法对英国远东舰队构成威胁的舰只。
这次买船的差事没有办砸，1879年，他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海防章程，建议增设总海防司署，由他担任总海防司，其弟赫政接任总税务司。同时，他指示在伦敦的亲信金登干物色各类海军人才。
正当赫德做着统领大清海军的美梦时，他的图谋被薛福成、沈葆桢等人识破。薛福成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说赫德控制海关已经尾大不掉，如果再当上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李鸿章联合南洋大臣沈葆桢，上书说，赫德不能又管钱又管兵，况且赫德又不熟悉军事。在李鸿章的反对之下，赫德的海军梦就此破灭。
当时经赫德强烈推荐购买的那些炮艇，吨位小，炮身重，开炮的后坐力能让舰艇倾覆；铁皮太薄，缺乏自我防护能力；航速迟缓，缺乏机动性，很容易成为大舰的靶子。后来，李鸿章不得不对外宣布：这些船全用破钢片镶成，每年经两次大修才不至沉没，和一堆废品没什么差别。
这件事情暴露了为中国办了不少好事的赫德在中英利益发生冲突时的立场。
中国首任驻英大使郭嵩焘曾经问过赫德：“你到底是帮中国还是帮英国？”
赫德答：“我谁都不偏袒，就像骑马一样，只有坐中间才能坐得住。”
也就是从这时起，李鸿章担心赫德的权势过大，转而一心扶持赫德的手下、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北洋舰队后期购买的8艘主力舰，有5艘经德璀琳推荐购自德国。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到1884年，战争陷入僵持阶段。在这期间，一直负责和法方交涉的是李鸿章和德璀琳。
赫德虽然待在中国，但花费不少的薪水订购《伦敦图画新闻》等介绍欧洲的报刊和杂志，随时掌握欧洲大陆的信息。他知道英法埃及之争分散了法国的注意力，战争相持对法国不利。1885年1月，赫德指示金登干拜访法国总理茹费理，说动茹费理同意通过赫德这条渠道沟通中法最高当权者。
经过这番运作，赫德完全控制了中法之间的谈判权，李鸿章和德璀琳被晾在一边。赫德深知清廷好“面子”，除了割地赔款其他都好说，因此劝说法国放弃赔款，而夺取更长远的特权和通商利益。在实际的谈判过程中，赫德和金登干互通电报398份，互通书信46封，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终于谈妥了停战条件。
1885年6月9日，无奈的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由赫德协调好的协议。在战场上尚未最终决出胜败的情况下，法国在谈判桌上不仅独占了越南，而且打开了中国的西南大门，从中国夺得商业特权和利益，首次取得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
赫德这一手，既抢夺了竞争对手德璀琳的立功机会，又在总理衙门提升了自己的重要性，可谓一箭双雕，而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成了他强化海关地位的垫脚石。
就在赫德为中法谈判绞尽脑汁的同时，英国外交部任命赫德为大英帝国驻华公使，赫德又惊又喜，喜的是他多年来在中国为英国利益所做的工作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承认。惊的是，身份变了，将会使与法国的谈判遇到麻烦。因此，他要求英国政府推迟发表任命。
《中法新约》签订的第二天，英国公告任命赫德为驻华公使。8月22日，赫德到公使馆就任。赫德推荐其弟赫政继任总税务司，李鸿章则推荐德璀琳继任总税务司。
无论在资历还是才干上，赫政都不是德璀琳的对手，赫德不能允许总税务司这一职位落入其他列强之手，决定辞去驻华公使的职务。毕竟，英国有很多人选可以当驻华公使，而能当总税务司的，只有赫德一个。
赫德在给英国的一份电报中这样评价他的辞职：“我认为这样对英国最为有利，当然对中国肯定也有利……外交部可以指望我的合作以进一步增进英国的利益。”
11月2日，赫德回总税务司任职。
6
庚子之变后，1900年6月，义和团控制北京。
6月20日，赫德请求总理衙门为海关关员及眷属撤离北京提供帮助。可是，由于局势失控，北京到天津已完全被封锁，火车停开，义和团开始攻击总税务司署，赫德当即带领40余名海关关员和眷属撤退至英国使馆避难。随后，英国使馆也被封锁，赫德和外界彻底失去联系。
被困在使馆区的赫德一面组织人员抵御义和团和甘军对使馆的围攻，一面在断断续续的枪炮声中用铅笔写成了一篇文章，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赫德已经看出来，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忍无可忍的中国人起来反抗是一个民族的必然觉醒。
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到英国使馆，坚持了56天的赫德终于获救。
第二天，65岁的他在总理衙门的请求下，又开始为停战谈判奔波。当时，如何处理战后对华关系，成为各国政府的头等大事，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创立“黄祸”一词，他认为，中国在20世纪要崛起，而崛起的中国将重演蒙古帝国的历史，只有瓜分中国，才能防止“黄祸”的出现。德国皇帝瓜分中国的建议，在西方引起了很大认同。
赫德则在英国杂志上连发6篇文章，综合分析三条出路：第一条是瓜分中国；第二条是扶持新政府；第三条是继续支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他认为只有第三条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出路。
为了挽救清政府，赫德给李鸿章写信，劝说李鸿章回京谈判，因为只有李鸿章才能和列强对上话。谈判刚开始，列强漫天要价，几乎把清政府逼上绝路。为了保全清政府，又最大限度满足列强的利益，赫德对中国各类税收情况进行了测算，得出中国每年可承担2000万两赔款的结论。
1901年9月7日，奕劻和李鸿章同11国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当然，赫德没有忘记借机给海关扩权，把部分常关的税收和盐税纳入了海关的征收范围。
《辛丑条约》签订前后的赫德在中国居住了40多年，赫德对清政府有着特殊的感情。他非常看不惯洋人对华人的粗暴态度，他曾对慈禧太后除了接见公使夫人还要接见使馆的孩子们有些愤愤不平。
1908年，病中的赫德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你嬉戏已足，你吃饱喝足，该是你离去的时候了”，这一年他已经73岁，在中国生活了54年，决定回国休养。
4月13日上午，十几个西方国家的驻华使节、清朝官员及各界人士上千人，聚集在北京赫德私人所建的乐队反复演奏各国国歌，终结曲是《友谊地久天长》，乐声中，没有一个西方人不含着眼泪道别。
送行的人们纷纷散去，总税务司署的职员们回到衙门，看见赫德办公桌上钉着一张便条，上写：“1908年4月13日上午7时，罗伯特·赫德走了。”
1911年9月20日，赫德带着对中国的深深依恋，在住所寿终正寝，虚龄77岁。
为表彰赫德为大清作出的功绩， 清廷曾下诏授予其二等第一双龙宝星勋章、正一品顶戴花翎、三代正一品封典，去世后又追封赫德为太子太保。此等殊荣，莫说是洋人，就是清朝重臣都很少获得。在获得清廷封赏之余，英国政府也授予他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最高级勋位爵士，国王后来又封他为男爵，英国外交部甚至多次聘请他出任驻中国、朝鲜大使。
赫德在中国主持晚清海关长达半个世纪。这个冒险家也是晚清风云人物。他曾写道：“如果政策改变了，中国可以成为各国的领袖；如果政策不改变，它将变成各国的奴仆。”
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人物，给后人留下难以定论的遗产。毫无疑问，赫德是一个外国人，而且又处于中外不对等的博弈关系中。到底是该从赫德的个人目标和行动中确立判断的标准，
还是从中外关系的大势中推演赫德的行为价值，的确是一个需要审慎思考的难题。
一百年来，围绕赫德的评价呈针锋相对的两极：
中国教科书上认为他是“最险恶最阴险的敌人”，给他下了“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的定义。
西方的汉学家们则不乏溢美之词，说他是“中国坚定不渝的朋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倡导者”，“沟通中国和西方观点的桥梁”……
不管用哪些概念化的词汇给他打上多少标签，作为一个几乎参与了晚清历史所有重大事件的英国人，赫德绝对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一个比较稳妥的看法是：赫德控制中国海关，有损中国主权。他本人是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实践者，这一点毫无疑义。而另一方面，赫德却以客卿的身份，尽量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对内主张改革，对外多次表达对中国立场的支持，
又是值得肯定的。但后一点显然属于大是大非之下的次要层面。因为这些意见的表达多半是在无损英国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做出的。
判断赫德的言行，还可以从中国在19世纪后期需要以何种姿态对待内政和外交的角度看待。中国需要改革， 赫德先后向清政府提出10个改革方案，并在自己的衙门权限内进行了近代化的改革。
中国需要抗敌，赫德也曾鼓舞中国抗敌。中法战争期间，他对于法国的侵略表示强烈愤慨。他写信给金登干，
批评法国人的行为是“ 一连串恶毒的、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毒辣的屠杀”！他希望“ 老天将给他们报应”， 并义正严词地说，“ 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佬，我也是要打的”。因此，中法战争期间，赫德是一个主战派，他曾对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说：“如果你们有把握能一致决心战斗到底，我劝你们打，因为正义是在你们这边，而法国劳师远征是必会疲惫的。”
中国需要保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赫德也曾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张。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华事件，
赫德感到重新建立合适的中外关系的重要性。他劝说列强在赔款问题上“接受中国所愿承担的赔偿”、“维护中国的行政管理完整和维护其领土完整”，并在中英谈判中主张等中国整顿和完善了法律体系后“ 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
若抛弃目的论看待赫德，其人之言行本身即已说明了一个特殊的人在一个特殊时代的地位和价值。
另一方面，与赫德同时代的英国军政人物对中国的悍然侵略，也可以反证赫德的历史地位；换言之，英国是使用了文武的两手，对付一个衰落的东方帝国。那时的中国是“列强铁蹄下的中国”，也是“封建专制铁蹄下的中国”。
7
1900年，莫理循在义和团包围北京使馆区事件中成为欧美瞩目的新闻人物。他是唯一在现场报导的西方记者，在采访时腿部中弹，一度被误认为已“英勇捐躯”。《泰晤士报》甚至刊登了讣告，盛赞他是“最忠诚、最无畏、最有能力的记者”。
在短短几年中，莫理循与清朝官员、列强驻华公使、银行家、买办等社会上层人物往来密切，声名扶摇直上。他凭借出色的社交能力，织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情报信息网。
在这个复杂的情报信息网中，白克豪斯在莫理循生活中的位置不能被漠视。白克豪斯是莫理循身后的新闻提供者。
例如，1903年2月19日白克豪斯致莫理循的函件就贡献了以下信息：
皇后想任命张之洞为南京总督，但受到荣禄和袁世凯的反对；
太后准备下诏废除考试制度；
荣禄希望醇郡王进入军机处，但太后现在不同意。四，谣传太后染病，但看来并无大恙；
朝廷一行4月5日访问西陵后，在保定府逗留了一个月。
在信的最后，白克豪斯说：“我明天会将一些谈话添加进我的报告并送给您的仆人……请原谅这封信非常枯燥。但我上周一直闭门索居，未闻任何风声。”
又如在1903年6月11日的信函中，白克豪斯提供了有关臧丕和李鸿章的情况；
在1904年8月10 日的信函中，他提供了《中外新报》上关于中日关系和义和团的消息。
在1905年5月26日的信函中，白克豪斯提供了一些皇宫秘闻，并承诺“我将翻译王宠惠的文件然后邮寄给您”；
在1905年9月6日的信函中，白克豪斯提供了中国人对“和平协议”的反映以及有关义和团的情况；
在1905年12月24日的信函中，白克豪斯提供了有关中国警察的情况。
尽管白克豪斯对莫理循的特殊贡献长期被埋没，但到了21世纪，还是出现了肯定他的历史学者，佛莱彻（Paul French）指出：“莫理循的许多材料是引用白克豪斯的，但此公既未注明出处也未向白克豪斯支付过工资。”
“未注明出处也未支付工资”令二人之间产生矛盾，白克豪斯不止一次地抱怨说，莫理循“无情地剥削”他。
莫理循为什么会对白克豪斯如此苛刻，而白克豪斯为什么最初能够忍受这种不平等呢？
从经济上来说，当时的白克豪斯每年可以从银行家父亲那收到300英镑的资助，并不困窘。莫理循在《泰晤士报》的年薪是500英镑，但他要负担采访花费，也不宽裕。
莫理循有时会给白克豪斯送点小礼品。在现存盘案中曾发现白克豪斯致信莫理循，感谢后者提供的巧克力和果酱。
1897年夏季，白克豪斯遭到街狗咬噬，莫理循让他去上海找《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并请后者介绍一名英国医生给他看病。令莫理循始料不及的是，他将自己的“帮手”推向了他未来的敌人。
为何说濮兰德是莫理循未来的敌人？
结合莫理循在1905-1911年的游历、公开演讲等活动及书信、日记和所发报导等内容，分析探讨莫理循关于新政改革观的内容及其形成原因，并对他的观点与《泰晤士报》的国际新闻主编姬乐尔和《泰晤士报》的上海通讯员濮兰德等人的新政观，作一对照和比较，就可以对莫理循的新政观有个全新的了解。
莫理循对清末新政持这样的乐观看法：现在的中国不再是以往那个腐朽、没落的帝国，而是一个具有蓬勃生命力、积极进取的国家，它将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在报导中，莫理循主要宣传新政改革的积极方面，总是称赞改革的成效，以维护新政改革的积极形象。
然而，莫理循对中国乐观论的大外宣并不是那么可信。只是一种假装出来的乐观主义，完全受其功利主义目的的驱使。
因此《泰晤士报》官方与莫理循关于中国的新政观，事实上一直存在分歧。《泰晤士报》官方倾向于国际新闻主编姬乐尔和上海兼职通讯员濮兰德关于中国的观点。
莫理循与他们的观点分歧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清政府改革诚意和内容方面。第二，对中国官僚的看法方面。第三，对英中关系的不同看法。
莫理循除了“固执地”与《泰晤士报》国际新闻主编理论外，还不失时机地向英国公众介绍、宣传他对中国的这种乐观看法。但是莫理循的努力并没有使《泰晤士报》站到他的立场上来。
把莫理循的“以日制俄”主张放在中、英、日、俄的外交大背景下，关注莫理循与中国外交和政府官员的交流、接触，尤其透过莫理循的这一主张和活动来分析在1900至1905年期间他对中国政治命运的看法，可以了解他的主张和活动对中国政治外交的影响。
义和团运动后，莫理循继续坚持不懈地对俄国在中国东北活动进行揭露，坚持其“以日制俄”观，鼓吹日俄战争。贯穿莫理循这一切活动的核心是，他看到俄国势力在中国东北的扩张对英国在华乃至整个亚洲的利益构成威胁和挑战。这一担心使他在东北问题上表现为同情中国，希望保全中国。实际上，他更多的是从反俄的立场出发，而同情中国——同情中国反俄。然而，也不能否认莫理循的行为实际上对于中国解决在东北问题上与俄国的外交冲突起到了帮助作用，虽然不一定总是这样。
在莫理循看来，日俄战争后，日本已成为英国在华利益“最危险的竞争对手”。针对中国出现的这种新形势，莫理循认为英国应该对英商在中国东北的利益采取积极行动，遏制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为，使东北成为向国际贸易开放的市场，而不是日本的专有势力范围。
在中国维持“门户开放”，即是莫理循关于英国对华政策的设想。莫理循批评英国外交对日本的纵容，并倡导英国对华外交采取积极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在英国国内舆论界和外交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历史学家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经多方考证，认为莫理循的电讯稿有许多是虚构的，《泰晤士报》刊登这些稿子是因为报社很信任莫理循。
西格雷夫以著名的1900年拳民围攻北京外国使馆事件为例，说该事件长久以来被归咎于慈禧太后的邪恶和愚蠢，但实际上，它是由于西方人的威胁和非理性行动激起的。西格雷夫认为：“莫理循向《泰晤士报》提供了一份伪造的关于围攻事件的历史档案。”
和莫理循同在北京的赫德曾说自己经常读到莫理循的不实报导，并认为莫理循“懒惰、自我放纵、偏狭、具有种族主义且毫不自律”。
8
濮兰德
濮兰德生于1863年,比莫理循小一岁,1883年来到中国，初在海关任职，曾任赫德的秘书，1896年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秘书。他是个业余作家，出版过几部有关中国的书籍。同年，他担任了《泰晤士报》驻沪记者（兼职）。
濮兰德年纪虽与莫理循相仿，但却比莫理循资深，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了解更为深邃精湛，还操一口流利的汉语。
莫理循和濮兰德的相遇是在1897年赫德的家庭聚会上，当时莫理循主动走向35岁的濮兰德，虽然事实上，莫理循并不喜欢他，但感到他会对自己有所帮助。
濮兰德怎样成为《泰晤士报》驻沪记者，是伦敦总部的任命还是出于莫理循的推荐？此问题尚未被史学界廓清。
虽然在性格上两人大相径庭，莫理循锋芒毕露，濮兰德则谦和坦率；在政治上，莫理循是坚定的大英帝国分子，在中国问题上是英国的代言人，而濮兰德有反殖民主义倾向，对中国有较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但最初，双方至少是相互尊重的。
1897年白克豪斯的上海之行,开启了他与濮兰德的友谊。
濮兰德对病中的白克豪斯体贴入微，白克豪斯用他对中国文化的纯熟诠释做了回报，两个对中国着迷的英国人一见如故。
190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辞世，莫理循在齐鲁大地漫游。
《泰晤士报》派濮兰德从上海移师北京，处理北京事务。就在这关键时刻，濮兰德病倒了，于是白克豪斯站出来倾力相助。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白克豪斯一直为濮兰德工作，得到后者的盛赞，濮兰德在日记中写道：“白克豪斯给我很大帮助，他很出色，只是有些胆小怕事……他更像一位中国古典学者，而不像一个英国人。”
濮兰德发现，白克豪斯提供的材料成熟而精彩，自己只需从形式上稍加修饰就可以发出了。他感觉自己像是“剽窃者”。他向伦敦《泰晤士报》总部实名表扬了白克豪斯，还向他慷慨付酬。
1898年初,两位《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在短暂的和睦期后，发生了正面冲突。
1月17日，莫理循致函濮兰德，信中可以发现他们的冲突来自对于俄、中、日关系的不同理解……莫理循认为，在列强染指中国的背景下，俄国应当被遏制，而日本应当得到支持：
“我绝对不同意你对俄国问题的理解……不仅不同意，我还认为我们现在正确的政策是鼓励想方设法来促使具有侵略精神的日本与我们结盟来打击俄国……俄国已经成为大英帝国在中国贸易的严重威胁……”
同年5月2日，莫理循又在信函中表述了同样的观点。
裂痕在《泰晤士报》两位驻中国记者中逐渐扩大，他们的中国报导在《泰晤士报》上形成了两个声音。
1902年10月22日，濮兰德从上海致函莫理循：
“你关于满洲里的电文对廓清有害的事实应有很大好处。你对俄国人道及进步工作的称赞应当使我们与他们达成协议更为便利。对俄国的理解是检验德国在此地和近东政策的基础。”
濮兰德对莫理循的语气有些居高临下。1905 年濮兰德致函莫理循，其中说：“在我看来，你写给《泰晤士报》有关旅顺港的报导是可笑的……”似乎他才是《泰晤士报》在中国的最高负责人，而莫理循是他的属下。
1906年，两人的明争暗斗不断升级。濮兰德在一封信中表现出二人在英国对华政策上的巨大分歧，他尖锐地指出：“我认为你没有吃透我的思想，尽管我完全同意你对英国在北京的地位和外交政策的分析，但是……”莫理循似乎在忍耐濮兰德的咄咄逼人，并寻找着进攻的机会。
濮兰德还托朋友给白克豪斯介绍工作，但后者非常惧怕莫理循知道这件事。
1909年2月白克豪斯致函濮兰德表现出一种担心，他说：“我工作的事情，千万不要让我那尊贵的朋友知道，他的名字我就不提了（他目前在远行）。”
濮兰德认为这不算什么，甚至提出要与白克豪斯进一步合作，一起撰写有关慈禧的故事。他负责写作和出版，白克豪斯负责提供材料。
此事正中白克豪斯下怀，他已经准备了大量的宫廷材料，而且二人之前合作愉快。但白克豪斯提出了一个条件——合作写书的事绝不能让莫理循知道。
在莫理循漫游各地时，白克豪斯和濮兰德紧锣密鼓地撰写《慈禧统治下的中国》，该书于1910年10月发表，这部二人的成名作使他们被评论界推崇为一流的“东方学家”。
濮兰德与白克豪斯所著《慈禧统治下的中国》如期出版，莫理循读后并未大怒，他只是淡淡地说：“书的材料不可靠。”
老谋深算的他甚至还称赞了白克豪斯的成就，让后者诚惶诚恐。
但在此间发生了两件事：濮兰德离开了《泰晤士报》、濮兰德和白克豪斯反友为敌。
在错综复杂的乱像中，莫理循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如前所述，莫理循和濮兰德之间存在矛盾，莫理循一直在寻找机会将濮兰德赶出《泰晤士报》。但欲实现此目标，他就要先搬走该报的对外主编奇乐尔（Sir Ignatius V Chirol）这块石头。因为奇乐尔负责《泰晤士报》的所有对外事务，而他是和濮兰德站在一起的。
濮兰德与白克豪斯共同撰写的《慈禧统治下的中国》
1910年夏天，《慈禧统治下的中国》的出版商希望莫理循能为该书作序，于是濮兰德将该书展示给莫理循阅看。据他的回忆，莫理循在阅读时“带着苦笑，并咒骂白克豪斯，说此人伪造了《景善日记》（按，景善曾是清末权臣）”。濮兰德在后来的日记里进一步地描写了莫理循的愤怒，说莫理循对白克豪斯恶语相向，说他逃避牛津大学的债务、卷入了王尔德的丑闻，在清廷绝无真正的朋友，还说他将永远不会原谅白克豪斯。
但在表面上，莫理循欣然为该书作序，并称白克豪斯是“英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将受到普遍赞扬”。在背后，莫理循到处宣扬该书中的《景善日记》是伪造的，并一再强调，该书的真正作者是白克豪斯。
《慈禧统治下的中国》出版时，濮兰德曾将白克豪斯的名字放在首位，但受到后者的强烈反对。
在莫理循的挑唆下，白克豪斯觉得自己受了“濮兰德的剥削”。所以在他们合作第二本书《清王朝回忆录》时，白克豪斯强烈要求将自己的名字放在首位。
在整个风波中，白克豪斯懦弱多变，在莫理循和濮兰德之间左右摇摆，这些令濮兰德非常失望，以致该书成了他们二人合作的绝笔。
9
1911年春天，濮兰德的对手、白克豪斯最惧怕的莫理循急匆匆地从英国赶回北京。
1911年10月，莫理循又利用自己与英国公使朱尔典、总税务司安格瑞安的特殊关系，在第一时间获得重要信息，于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向英国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在1911年革命的那一天，莫理循拜访了赫德的继任者英国海关总署的安格瑞安和英国大臣朱尔典爵士。据此写了一份新闻稿:“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使北京陷入极度恐慌……”电报传到了《泰晤士报》，引起了英国舆论的极大关注。
从10月11日到11月24日，莫理循一共给《泰晤士报》发了8113字的信息。辛亥革命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莫理循的信息来源包括、青木宣春等美日外交官，以及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唐绍仪、汪精卫等，所以这些报导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
革命来得太突然了，这是莫理循没想到的。辛亥革命前，莫理循曾写信给严复先生，询问中国的政局。严复先生用古雅的英文给莫理循回信，说中国先建立君主立宪制，30年后建立类似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制会更合适。其实莫理循同意严复的观点，比起中国的政局，莫理循也更倾向于君主立宪。
但是革命爆发不久，莫理循就知道自己和严复错了。
11月16日，蔡廷干来到莫理循家，聊了几个小时。他告诉莫理循君主立宪已经不可能了，皇室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困境。
因为莫理循的特殊身份，北京革命党要莫理循去汉口。英国大臣同意了，袁世凯要莫理循去，给莫理循准备了专车。莫理循很高兴接受这个任务。先去了汉口，然后去了上海和南京。
在上海，莫理循遇到很多革命家，指出列强不能承认孙中山，宁愿要袁世凯。莫理循的游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革命党的领导人告诉莫理循，他们一定会同意袁世凯当民国第一任总统。唐绍仪曾设想召开一次全国会议，对政治制度进行表决，这样袁世凯就不必被指责为孤儿寡母。
此外，莫理循从中国高层重要人物那里了解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情，率先披露。
在“辛亥革命”发生两个月后，他从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那里了解到，清廷官员们剪掉辫子的情景。蔡廷干告诉他：“唐绍仪昨天晚上(1911年12月7日)在铁路卧车四号房里剪了辫子。梁士诒和其他一些人大概在一个房间里把头发缒子放了下来。”这些独家新闻，在欧洲引起轰动，大大提高了莫理循的影响力。
不仅如此，莫理循还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局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对中国来说，袁世凯是做大总统还是做皇帝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清王朝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这似乎是民心所向。”
不过，在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中，莫理循却认为袁世凯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故积极支持袁世凯主政。
莫理循对辛亥前中国政局的看法，与对新政改革的乐观看法相反，莫理循反对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革命持反对态度，因为革命是对清政府现有秩序和新政改革的破坏。
鉴于革命起义屡次被清军所败的事实，莫理循认为革命党人的活动还不成气候，还不是清政府统治的威胁，他对辛亥前的中国政局很乐观，认为中国局势稳定，国家安全、统一。
莫理循的中国观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所看到的中国，虽然它并不是很全面。随着中国自身的改革变化，莫理循的中国观也随之发生转变。同时，他的中国观也很自然地受到中国客观情况和他的职业需要的制约，和其自身兴趣、观念和潜意识的局限。
1911年6月9日，莫理循致信《泰晤士报》 新任对外主编伯拉姆（DD Braham）时满腔怒火地说：“我对濮兰德向我施加的丑行非常愤怒。”
在莫理循的压力下，濮兰德逐渐淡出《泰晤士报》，但他仍然不时撰文，在中国问题上发表不同于莫理循的意见。
1914年6月，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上撰文说中国局势稳定，袁世凯的70多名参政代表包括了中国革命党精英在内的全国各方人士。
濮兰德则在《观察家》上发表了《中国之矛盾》一文，严肃地指出了莫理循的错误，不久他又在《泰晤士报》上发文，将莫理循对袁世凯参政会的描述和《德臣报》记者端纳的同一题材报导相对比。端纳称在袁世凯的议会中没有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席位。
10
1912年，莫理循对濮兰德和白克豪斯的战争终告结束。
1912年1月5日，莫理循去见袁世凯。袁世凯低声对莫理循说，再加些压力，朝廷就要崩溃了。
1月10日，蔡廷干写信给莫理循，希望莫理循动员上海商会带头请愿，要求天皇退位。
莫理循给上海工业部的布吕氏写了一封信，要求上海商会通过英国大臣朱尔典爵士向清亲王和皇帝的父亲提交一份请愿书，说皇室阻碍和平，要求皇帝退位。如果上海商会这样做，其他商会也会这样做。如果他们团结起来，他们会有很大的力量。所以香港上海的商会都发了电。
1月16日，莫理循和珍妮·罗宾小姐站在王府井大街的自家公寓门前，等待袁世凯的马车经过。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几个革命党人企图暗杀袁世凯，但都失败了。
然而袁世凯似乎很快就赢了。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说:“袁世凯以前是由财政院选出来当宰相的，新旧代谢之时，应该有一个统一南北的办法，就是袁世凯组织一个全权的临时共和政府，和军民谈判统一措施……”自然莫理循也率先发布了清帝即将退位独家的消息。
作为《泰晤士报》记者，中国政局的“旁观者”，袁世凯的帮助只是锦上添花。莫理循很清楚，袁世凯今年能当选总统的真正原因，是他在国内毋庸置疑的实力。
1912年初，皇帝退位，革命者赢得了共和国，袁世凯当上了总统。
1912年，就莫理循个人而言，莫理循的私事是正式确认莫理循和珍妮·罗宾小姐的关系。
毕竟莫理循50岁了，滑膜炎让莫理循的病变得复杂。没想到，莫理循招聘的秘书珍妮罗宾(Jenny Robin)越来越被她的女性魅力所吸引。
1912年4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莫理循和她一起走在宽敞的城墙上，倾诉着对她的爱。但是莫理循比她大27岁。她家人同意吗？应珍妮的要求，莫理循写信给她的父亲求婚。
莫理循收到蔡廷干的一封信，要求他成为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蔡廷干在1912年8月2日确认了莫理循的任命。
莫理循期间还收到珍妮父亲同意这门亲事的信。
8月19日，莫理循回到伦敦，到处游说，接受多家媒体采访，为袁世凯处理“公关”，硕果累累。人们祝贺莫理循找到了新工作，中将·纳德·波尔·卡鲁爵士和其他人请莫理循帮忙找工作。还有很多人希望莫理循为他们做各种事情。很多人要求见面，让莫理循不知所措。
莫理循在英格兰南部的南克洛顿和珍妮举办了婚礼。第二天，莫理循和她早饭前走了14英里，在室外池塘边吃午饭。
成功的婚姻、丰厚的薪水和世界声誉似乎令人陶醉。
但莫理循很快发现，相比于做《泰晤士报》的记者，作为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莫理循其实是一个摆设，莫理循能做的事实有限。
北京的政客腐败堕落，勾心斗角，谎话连篇。莫理循也没有做太多，却享受高薪，被袁世凯授予“二等嘉禾奖章”。
莫理循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告诉澳大利亚人，《纽约先驱报》记者杜安娜，你为什么不在革命政府工作？杜安娜说，任何人一旦被中国政府录用，他的影响力就消失了。
莫理循当时不这么认为，但现在知道杜安娜是对的。
当时关于贷款与租界，鸦片与铁路，西藏与蒙古，争论不休。莫理循致力于此，提供了很多咨询文件。即使建议不被重视，莫理循也会照原样给。
宋教仁遇刺后，赵秉钧总理指派莫理循参与对宋案进行详细的调查和汇报。莫理循对中国政府拼凑的宋案解释表示怀疑，并立即予以拒绝。
至于莫理循推荐的袁世凯，莫理循看到他用暗杀、恐吓、贿赂作为政治武器。然而，作为中国政府的顾问，莫理循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从莫理循的中国观和中英关系的角度考察莫理循与新法铁路事件的关系，结合莫里循与中国外交官员的交往探讨莫理循对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看法、建议，及莫里循在中国外交中所起的作用。
莫理循对新法铁路问题自始至终极其关注，其间，他与中国外交官员，包括唐绍仪、梁敦彦等交往密切，并向他们提供建议，或者从他们那里获取重要秘密情报，把谈判内容公之于众，有意引起列强的关注和干涉。
他还在《泰晤士报》上撰文批评日本在此事上的政策及英国政府的对华消极态度。
在新法铁路事件上，莫理循为中国争取利益的行动和报导，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在客观上成为了中国外交交涉的一部分，为中国外交在争取新法铁路修筑权上提供了舆论支持。
莫理循在璀璨光环下也有他的另一副面孔：莫理循既有其绅士的、英雄主义的一面，也有其小人的、阴暗市侩的一面。不过对于后者，那些砖家叫兽和历史学者的笔触十分吝啬。
随着莫理循档案、濮兰德档案、白克豪斯档案、赫德日记以及其他相关档案的先后问世，莫理循的形象得到了更加立体的透视。
事实上，莫理循在1912年到达事业顶峰后，心境逐渐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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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作为中国政府顾问，莫理循希望中国加入协约国，通过参战提高国际地位。他很快为袁世凯列出了中国参战的12条理由。其中包括：与各大强国结成联盟、在确定媾和条件的会议上得到一个席位、摆脱财政困难、停付对德庚子赔款等。可是，日本早就觊觎中国的青岛，害怕中国参战影响它在华利益，所以极力反对和阻挠。
为此，莫理循专门赴日本东京，拜会曾任日本外相的加藤高明，但未取得结果。
随后他又游说俄、英、法、美等公使，支持中国参战。
1915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如火如荼，英法联军与德军在西部战线处于胶着状态。
日本在对德宣战后不久，即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并对中国政府要其撤军的要求置若罔闻。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意从日本返回中国，绕过外交部长陆征详，以“回任所拜见大总统”为由，直接与袁世凯密谈。密谈中，日置意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这位驻华公使用手杖敲着袁大总统的桌子说，中国方面必须接受，拒绝就意味着战争。而且，要绝对保密，不可告知其他国家。
在这二十一项条款中，对中国来说，最为致命的是第五号中的七项，要求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经济和军事顾问，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医院、寺院和学校等允许拥有土地所有权，以及由日本培训和管理中国的警察机构，等等，实际上是将中国置于其控制之下。
一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无暇东顾，加快了控制中国的步伐。
按照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这个秘密条约，中国将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政府还蛮横地威胁中国政府，不允许泄露条款内容，以免引起其他列强的干预。
袁世凯希望换取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但又不敢立即表示接受。他指使北京政府官员通过比较隐讳的方式，将《二十一条》内容及产生的后果部分地透露给英、美、俄等国使馆和记者，以期引起列强的重视。可是，西方媒体尽管对《二十一条》的只言词组作了报导，但产生的影响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1915年，莫理循与朋友杜安娜合作，首先向《泰晤士报》披露了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署的“21项外交机密”，从而向世界揭露了日本的阴谋。
对中国来说，莫理循是一个顾问，莫理循会尽最大的努力，死而复生。
当时，住在北京，为英国《泰晤士报》写稿的澳大利亚人端纳，搞到了这个条约的草稿。可是，他又无法从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他渠道得到证实，证明这“21条要求”的存在。《泰晤士报》编辑来电说，一定要证实消息来源，因为发自中国的报导时有虚假或夸大的成分。
于是，端纳登门拜访他的同胞，也是澳大利亚人的莫理循，希望从“北京的莫理循”那里得到证实。
一进门，端纳首先感谢莫理循早几天给他病中的太太送的鲜花，然后，急匆匆地说：“乔治，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密谋……”
莫理循立即打断了端纳，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莫理循当时的身份是中国政府顾问，他清楚端纳要问什么，可是，他却不能给予任何的答复。
莫理循站起身，说：“对不起，我要到书房去一下”。离开时，莫理循故意碰了一下桌上的几页文件，将其放正。
这个细微的动作当然没有躲过端纳敏锐的眼睛。莫理循刚一离开房间，端纳便心领神会地迅速将桌上的文件装进口袋。
几分钟后，莫理循回到房间，抱歉地说：“对不起，伙计，让你等了这么久”。
端纳马上说：“没关系，我正要告辞”。
走出门来，端纳立即掏出文件，正是“二十一条”的英文译件。
2月12日，《泰晤士报》以《二十一条纲要》为题进行了报导。此后，《二十一条》内容分别在美国《芝加哥日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等报纸上全文刊登，引起了世界关注。不几天，英美法等全球主要报纸均发表了日本向中国提出的这二十一条要求。英、美等国反应日趋强烈，对日本政府发出一连串的质询，使其感到难堪和窘迫。
这一举动，让日本非常尴尬，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内阁被迫在5月4日的会议上决定删除第五号要求，不得不减少了对中国的无理要求。
《二十一条》曝光后，日本政府十分恼怒，指责中国不守信用，同时对莫理循展开攻击。
莫理循不仅没有停止对日本的揭露，而且更加积极地向北京政府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特别是，他主张官方拍照复制《二十一条》全部文本的备忘录，保留日本对中国侵略的确凿证据，这是中国官员没有想到的，北京政府立即采纳。
因为这件事情，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没有被日本等列强瓜分，端纳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这一点，在以后的“西安事变”事件的处理中，也能得到证实。
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在二十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以“中国的端纳”闻名于世，1875年6月22日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Lithgow。父亲是建筑商，也是Lithgow第一任市长。
因为少年时腰部受伤，端纳未能子承父业，先是做了一段时间排字工人，后成为新闻记者。
1903年，端纳赴香港担任《德臣报》副总编辑，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故乡澳大利亚。后来，端纳成为两广总督张人俊的顾问，在结识革命党人胡汉民和宋耀如等后，积极卷入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武昌起义时，他在上海担任革命党人上海总部的顾问。
1917年初，德国实行新潜艇政策，无论是交战国还是中立国的船只，一旦航行在它指定的海域，一律击沉，引起美国为首的中立国的强烈愤慨。
2月，美国与德断交，莫理循很受鼓舞，和英美记者一道，更加积极地为中国参战而奔走。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2月9日中国政府向德国提出抗议，随后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8月14日对德宣战，正式参与一战。
至此，莫理循终于看到了一个令他满意的结果。
12
1919年前后，报业大亨北岩爵士（Lord Northcliff）购买了《泰晤士报》，成为该报的新老板。北岩改变了《泰晤士报》的自由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政策。他赏识莫理循，莫理循也颇为讨好他。
北岩爵士在欧洲曾两次与莫理循密谈，最后确定：让奇乐尔离职去养病、度假，调回濮兰德，使莫理循成为该报在中国的唯一权威。
北岩对莫理循说：“你为《泰晤士报》和大英帝国提供了杰出的服务。我作为该报的发行人决定，如果任何人须离开《泰晤士报》，这个人绝不是驻北京记者。”
濮兰德被调回伦敦，但他仍能在《泰晤士报》上发稿，尽管观点与莫理循相左。莫理循不断向北岩爵士和报社反映情况，希望上峰令濮兰德在报纸上噤声。
但莫理循在1919年身患重病之后，更是每况愈下，而濮兰德和白克豪斯却仍然保持着发展的势头。
1919年夏季的一天，在伦敦养病的莫理循踟蹰经过濮兰德的宅邸，他在日记里写道：“他（濮兰德）身体健康、扬扬自得、营养良好，而我却忧心忡忡、战战巍巍、悲哀憔悴。”
1920年，一战结束后，战胜国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一员参加会议。中国代表在国内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向和会提出要求收回山东主权。
莫理循以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他对中国代表发言的文件连夜进行了认真修改，不久就病倒了。
在英国治疗期间，他仍然保持与中国代表团的联系。当获悉和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时，他感到非常失望，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参加巴黎和会是莫理循最后一次参与中国的政治。
1920年5月，莫理循在英国锡德茅斯因病去世。锡德茅斯的一个墓地里有一座坟墓，有些不同。它没有设置十字架，而是被中国式的白色大理石栅栏包围着。墓碑上写着“北京的莫理循”。
1915年12月20日，袁世凯为了感谢莫理循支持他担任民国总统，将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
1920年莫理循就去世了，而濮兰德则活到了1945年。
在莫理循殒命后的25年中，
濮兰德撰写出版了如下作品：《中国船屋》、《李鸿章》、《中国、日本和朝鲜》以及《中国之遗憾》。
白克豪斯在莫理循死后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过英国驻华公使馆的秘密代理，还作为中国政府的谈判代表在欧洲与英美公司斡旋。他于1922年回到北京，一边经商，一边隐姓埋名致力于汉学研究。他身穿道袍，深居简出，避讳西方人，被称为“北京的隐士”。
白克豪斯于1945年在北京去世，终身未婚，死后留下了一部奇书《太后与我》，该书记录了他和慈禧太后的情史，其手稿存放在牛津大学Bodleian图书馆达半个多世纪，2011年4月得以在香港编辑出版，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人认为他是骗子，历史伪造者和色情作家；也有人认为该作品是语言大师的杰作，揭示了满清王朝倒台前的宫廷秘闻，即使是伪造的，书中提供的有关满清王朝宫廷生活情景仍然具有极高的价值。
莫理循、濮兰德、白克豪斯，这三名在近代中国冒险的英国人在记录他们所经历的中国历史事件时，出于不同目的，都歪曲了事实真相，这些虚构的信息既见于莫理循写给《泰晤士报》的电讯稿中，也见于濮兰德与白克豪斯的合作或各自独创的著作中。他们在历史尚无法呈现真相时获得了名声和财富。
莫理循、濮兰德、白克豪斯在20世纪初的纠葛织成了一段奇诡故事，留下了许多尚未揭破的历史悬案，留待后人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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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濮兰德、白克豪斯同期出现的洋记者端纳，也在中国留下了一段冒险经历。
辛亥革命成功后，端纳匆匆回国的孙中山，面对突如其来的胜利无所适从，聘用端纳担任政治顾问，起草中华民国第一个政治纲领— 《共和政府宣言》。端纳并和革命党人一起进入南京城。
“中国的端纳”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可是，他却拒绝学习中文，只会讲几句简单的问候语。他的观点是，因为自己不懂中文，他的中国朋友才可以当着他的面讨论任何问题，不需任何的顾忌。另外，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从不饮酒，也是端纳独特的一面。
这个不会讲中文的端纳，先后历任孙中山，北洋政府，张学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顾问，对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对于一后的政治走向和社会变化也影响深远。
1928年，端纳成为张学良的顾问，成功地帮助少帅戒除鸦片。对张学良来说，端纳像是父辈一样的人物。后来，促使其东北易帜，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
1936年12月12日晨，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并向全国通电救国八项主张。
事变发生后，宋美龄首先想到的调停人就是端纳，因为端纳曾是张作霖父子的顾问，与张学良交往密切，又是蒋介石的好友。
受宋美龄之托，端纳给张学良带去了蒋介石的日记。张学良阅后才明白，蒋介石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拖延战术，积聚实力。张学良终于清楚了蒋介石的苦衷。
作为老友的端纳，一边斥责张学良的鲁莽，同时，也给拘禁中的蒋介石带去很大安慰。蒋介石通过端纳立下新的遗嘱给儿子经国和纬国。
端纳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特别是防止南京方面扩大事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940年，因为与蒋介石在对德国的外交政策上意见不合，端纳辞职离开中国。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宋美龄急电端纳，希望他回中国助战。在回国途中，端纳在马尼拉被日本人俘虏，关进集中营。
日本人没有想到，这个人就是他们一直悬赏捉拿，死活都要的端纳，就是那个“帮助中国人反击东洋人的西方魔鬼”，因为集中营里没有一个人出卖他，同时，日本人也认为，他们悬赏捉拿的端纳“应该年轻的多”。
1945年2月，应蒋介石的要求，美国远东司令麦克阿瑟组织了一次特殊行动，以空降兵解救了端纳，并把他送到珍珠港海军基地疗养。
一年后，宋美龄派专机赴夏威夷，接这位“老朋友”回上海。离开夏威夷时，身体状况不断恶化的端纳说：“我想，我已经受够了这些人，要回家了，要回家去死了”。
在上海，端纳又活了七个月，受到宋美龄无微不至的关怀。
弥留之际，宋美龄赶到床边，为他朗读赞美诗第23首和第91首。端纳在赞美诗中沉沉睡去，时年71岁。
中华民国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然后，端纳永久地安息在上海宋氏家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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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在中国生活的二十年中，从一个《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到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历经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和民国成立及袁世凯窃国，直至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爆发。
1897-1911年间，莫理循的中国观经历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对中国前途总的看法：在日俄战争结束前后，由中国前途悲观论转向中国前途乐观论。二是对中国政局和外交的看法，尤其是中英外交关系方面，由“反俄”、“以日制俄”转向“反日”、“中英联合”。他的中国观的变化既受到中国社会状况的变化及国际外交环境的影响，也受到他个人在中国的游历及与中国人交往等事实的影响。
鲁迅曾在多篇文章里说，如果要了解历史真相，应该多看野史、杂说，因为“‘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不但“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
显然莫理循写的《1894，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属于“野史”。莫理循是外国人，所以他的记录可以完全不受中国官方的干扰。而作为一个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熏陶的人，面对一种异质文化，他也更具中国人或因熟视无睹而被磨损的敏感性，能看到一些容易被中国人忽略的东西。虽然，作为一个西方人，莫理循“因为优越感和猜忌心理，常常误解中国人的善意”，但“难得的是，他并不删除和修改当初因误会而写下的记录”，这证明了他因“强烈的英国殖民主义意识”而产生的一些偏见与谬论并存书中，反倒证实了此书所提供的列强在华史料的真实度。同样，莫理循的新闻报道也未必都是客观公正、真实可靠。
遗憾的是当代的一些精蝇、叫兽，又搬出莫理循来说史，对莫理循歌功颂德，大唱赞歌。似乎忘记了这个洋人是大英帝国间谍和大清帝国洋奴的事实。
我决定写一部关于莫理循的野史、杂说，既不是“官修”，也不是“钦定”的“正史”，自然也就没什么“史架子”。
我没有什么不敢说的，我描述的不只是一个莫理循，还有一大批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这个“冒险家乐园”的历程，展示了列强力图瓜分制服中国的罪行；同时也揭示了中国那些贪官污吏及所谓精英们企图沿着西式路线实行改良，或坚持专制独裁的丑恶一面。这是阐述两者基本上同归失败的故事，可使我们从这一失败的轨迹中，更深刻地反思：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是为序，记之。
写于上海恒易斋
2021年8月26日
原载《莫理循传奇A卷.前言》，原标题：一个穷游世界的流浪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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