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第一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
1
孙文等人于1894年11月24日在夏威夷檀香山成立的革命组织兴中会，试图以共和政体取代中国当时的君主专制政体－大清帝国。
1905年兴中会联合其它革命团体于日本东京组成同盟会，孙文成为同盟会总理。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在英国及日本式的“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制度不被接受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只剩下两种可供选择的共和路径，其一是已经基本上成熟完善的美国式总统共和制，或者说是总统及议会共和制，简称总统制；其二是一直处于动荡变化之中的法国式议会共和制，或者说是议会政党的内阁共和制，简称内阁制。
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文，是同盟会内部主张总统制的代表人物，宋教仁是同盟会内部主张内阁制的代表人物。
1912年1月同盟会于南京建立中华民国，同年8月，同盟会又和一些政团合并，以“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人于使人不忘其义”为由改称国民党。8月25日下午1时，国民党成立大会在湖广会馆召开，正式宣布国民党诞生。
国民党真正的创始人是谁？到底是孙文还是宋教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两个都是。
原因实际很简单。历史上的国民党实质有两个，或者说建立过两次。
宋教仁是实际主持了把同盟会改组为（第一）国民党（当然其实只是吸收了同盟会中一部分的人员和组织），这个（第一）国民党的主体部分（国内）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袁世凯政府的解散令下瓦解。
孙文再度流亡后，以（第一）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在海外组建中华革命党，集中力量反袁。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宣布停止活动，后于1919年改名为（第二）国民党。
这个（第二）国民党才是那个后来“训政”中国二十多年的国民党。但为了能拉上同盟会这面政治上极有意义的虎皮，国民党在追述党史时，把宋教仁改组变成了本党的直接历史。
但是孙文与宋教仁并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再加上袁世凯的势力，清末民初的中国一片混乱。
2
“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关心并参与中国革命，在他的撮合下，几个流亡在日的革命小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和兴中会等于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号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其中包括孙文、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时功玖、曹埃布尔、蒋作宾、刘一清、冯自由、汪兆铭、古应芬、胡毅生、何天炯、马君武、
邓家彦、程家柽、王天培、蒋尊簋、康保忠、王孝缜、张继等10省代表，加上宫崎滔天、内田良平与末永节三位“日本志士”，到会人数合计79 人，革命阵容可谓强悍。
同盟会虽然成立了，但有一件事对宋教仁刺激颇大，一是他辛苦创立的《二十世纪之支那》被日本地方警局强制停刊，经多方斡旋仍得不到解决，最后只好将杂志改名为《民报》，并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发行。日方之所以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强制停刊，表面上是因为没有合法手续，实则是宋教仁编写的文章揭露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
总体上来说，宋教仁对日本似乎没有什么好感，他在甲午战争期间曾写诗：“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到日本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宋教仁也一直关注着这场战争的进程，但他并不是关心日本的胜负而是担忧中国的命运。
从本质上说，宋教仁是一个“不爱朝廷的爱国者”，他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在宋教仁看来，清廷是国家强大的最大障碍，因而他在杂志中不用清朝纪年而使用黄帝纪年，以示对立。
据经常在同盟会本部（即《民报》社）碰面的邓家彦回忆，宋教仁“颇具才识，亦通辞令，喜做高谈阔论，因间岛问题而崭露头角，彼在东京主张对于‘间岛问题’应如何如何处理，因此颇为引动彼邦朝野人士之注意”。老同盟会员杨熙绩也曾说，孙文善于演讲，黄兴是个实干家，而宋教仁深沉稳健，又通达计谋，是智囊。孙、黄、宋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但三人个性的差异也曾惹出风波。
3
1907年2月，孙文与黄兴因采取何种旗帜而发生了激烈争执，孙文主张沿用当年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那些牺牲的革命党人；而黄兴则主张用华兴会的井字旗，并认为青天白日旗有效仿日本国旗之嫌疑，应予毁弃。孙文听后勃然大怒，说：“我当年在南洋闹革命的时候，几万人托命于此旗下，你要想毁弃的话，就先把我给毁弃了先！”黄兴当时也被激怒得跳了起来，当场发誓要“脱同盟会籍”。
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会旗之争，但其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同盟会的领导权之争。作为原华兴会主要成员的宋教仁一向站在黄兴的一边，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认为，黄兴不快的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也，遂不劝止之。又思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即黄兴）事亦听之。十时回。夜。大风。”
据宋教仁的记载，他在得知了孙、黄争执后感到心灰意冷，他在《民报》社向黄兴提出辞去同盟会职务及《民报》职务，黄兴开始不应，过了一会，突然也提出要退会，当时《民报》的诸革命党人俱在。第二天，宋教仁果然如日记中说的那样向孙文当面辞职并转交文件，孙文一直挽留，宫崎滔天也仍旧想撮合他们关系，但此时宋的去意已决。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黄兴为了大局，只好自己退让一步，他事后向胡汉民写信表示愿意服从孙文的决定。尽管如此，他本人仍旧“意颇怏怏”。“争旗”事件对同盟会的发展影响颇大，黄兴这一退，以后便一直以大局为服从，但宋教仁等人就未免与孙文及他的广东人马心存芥蒂了（所谓“烧炭党人”，即太平军“粤匪”之讥也）。
4
宋教仁与孙文的龉龃由来已久。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就保存有宋教仁对孙文的一些印像不佳的看法，如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曾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10年12月，宋教仁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1910年12月，宋教仁结束了近六年的流亡生涯返回上海，在于右任的邀请下，他担任了《民立报》的主笔并写下了大量的革命评论。次年3月，宋教仁赶赴香港，参与筹备同盟会的广州起义，但由于指挥上的混乱与仓促，当宋教仁、何天炯、陈其美这路人马在4月27日凌晨抵达广州城时，只见城门紧闭，起义已然失败。宋教仁等人无奈之下，只好再经香港返回上海。
黄花岗起义的失败对同盟会构成了沉重的打击，其不仅损失了数十名宝贵的精英分子，而且革命士气几近于摧毁。事后，革命党内部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气氛，如起义的指挥者之一赵声不久后即郁郁而终，而一向稳重的黄兴也不顾自己被炸断两根手指而执意要去行刺李准——当时的广东水师提督，镇压起义的罪魁祸首。自始即不赞成暗杀活动的胡汉民，这次居然也表示赞成。
宋教仁素有大志，他曾在1902年就放言：“天下苦满政久矣。若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可笑同游们还讽其为“狂生”。鉴于北方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于1911年7月31日组织“中部同盟会”，试图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重点，培植革命力量，伺机发动起义。此时距武昌起义仅有两个月零十天。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到达武汉，据随同前往的日本浪人北一辉回忆，宋教仁当时以留日学生领袖的身份活跃于革命党人阵营，他“一路行来，从未有疏离之感。且不论革命军中的高级干部如上海的陈其美、汉阳的黄兴以及他所追随的宋教仁等都是留日学生外，他在武昌都督府眼见留学生如潮水般的从日本赶回内地，晋见宋教仁等待分配工作等实况也在提示他，这是一场由留日学生发起的革命”。
北一辉抵达中国后的第一封书函，就是向内田良平提到他在上海的观察，他发觉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设在《民立报》，而《民立报》的革命同仁在筹划各地革命起义时，无一不是按宋教仁原先所规定的方案执行。按照北一辉的说法，报社内同仁动辄就举宋教仁之名以为背书，无论行何事，皆称是宋先生之意办理。
抵达武昌后，宋教仁最初协助胡瑛办理外交，之后起草了一份革命史上至为重要的文件，那就是《鄂州约法》，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文件，之后的《临时约法》即以此为蓝本。但不幸的是，首义地武昌的局势在北洋军的攻击下迅速恶化，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在事无可为的情况下相继回沪，并协调江浙联军于12月2日攻下南京，扭转了岌岌可危的革命形势。在新成立的江苏都督府中，宋教仁担任政务厅长，并打算推举黄兴为革命政府的新领导人。
5
对于归来中的革命领袖孙文，宋教仁似乎仍抱有成见。据北一辉在《支那革命外史》中的记载，宋教仁并不欢迎孙文的到来，当北一辉从上海到南京去劝说他拥护孙文时，宋教仁气得满脸通红：“老兄你也学日本浪人的那一套吗？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文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
后来，张继等人也来劝他，宋教仁这才回到上海参加同盟会在哈同花园举行的孙文欢迎会。但在几个关键性问题上，宋教仁与孙文等人存在严重的分歧，如政权组织形式上，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文等多数人主张总统制；在中央与地方问题上，胡汉民主张地方分权，而宋教仁主张中央集权；在定都问题上，宋教仁坚持己见，主张定都北京，他认为迁都南京即为放弃蒙满，而以他在东北的经验，对日俄之野心极其明了。
尽管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孙文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宋教仁仅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很多人为宋教仁未能担任内务总长而抱屈，但宋教仁却不以为意：“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共和肇造，非我党负起责任，大刀阔斧，鼎故革新，不足以言政治。旧官僚模棱两可，畏首畏尾，哪里可与言革命、讲共和？”
6
清帝退位后，孙文按约定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与总理唐绍仪提名他做农林总长，但这个职位也未能让宋教仁感到满意。而且，首任内阁未及三个月，唐绍仪即与袁世凯闹矛盾挂冠而去，宋教仁与其他同盟会籍的总、次长也随后辞去了内阁职务。
1912年8月，宋教仁主持了解散同盟会并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合并成立新的“国民党”的工作，以图在之后的国会选举中实现真正的政党内阁。
在宋教仁的极力推动和组织下，来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的代表，在北京安庆会馆召开国民党筹备大会，会议决定设立筹备事务所具体负责相关各党的合并办法，同时推举同盟会的宋教仁、统一共和党的张耀曾、国民公党的张南生，负责起草《国民党宣言》。宋教仁因此成了国民党的第一位组织者和缔造者。
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公推张继为临时主席。9月3日，黄兴、宋教仁等人共同推举孙文为理事长，孙文又请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
与孙文、黄兴缺乏现代议会政党的经营操作能力不同，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把国民党经营得有声有色。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未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参、众两院。
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到处演讲自己理想中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实际上是在从事着一生中的最后冲刺，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沪宁火车站的一场血腥暗杀。
7
在宋教仁与其他革命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在之后的选举中赢得了空前的胜利，而宋教仁极有可能出任新的内阁总理。
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执行暗杀任务的，是与国民党方面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关系密切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人。
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惨死于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暗杀行动。涉案的张宗昌是与陈其美有着多重恩怨的青帮大佬李征五的老部下，程子安是曾经被陈其美牺牲出卖过的张秀泉、韩恢、胡侠魂等人的老部下。
黄兴在宋教仁遇刺后也曾作有挽联，从中可窥暗杀景象：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是袁世凯。
宋教仁之死激起了极大的轰动效应，他的被刺使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建设计划几乎破灭，国民党也一时分裂和没落。暗杀，就这样裹挟着民国踉跄前行。
8
颇令人费解的是，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的名义领袖孙文却对此十分冷淡，他没有就组阁问题发表意见，甚至有意与宋教仁避而不见。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于2月15日抵达上海，当时住在黄兴家中。最吊诡的是，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年谱》中竟然没有1913年3月27日之前的任何行踪记录，而1912年的记载几乎详细到了每一天。事实上，孙文系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进行考察访问，他为何不肯稍作停留等待宋教仁来沪商议组阁问题而非要急匆匆的赶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呢？
据《长沙日报》的报导，1913年1月8日，宋教仁在湖南都督谭延闿主持的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演说时，宋教仁谈到了黄兴、谭人凤、孙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凯及自己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而对于名声在外的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却只字未提。次日，宋教仁在湖南铁道协会欢迎会上更是对孙中山的“十年十万里”铁路计划予以商善意的嘲讽：“前孙先生发表六大干线，有赞成者，有待筹商者，但是孙先生对于内地经历尚少，必须考验测量乃能得其要领。”
1913年初，国民党于首次国会选举中在参议院与众议院皆获得最多席次成为国会最大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却于3月20日被暗杀，舆论怀疑凶嫌受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唆使。1913年7月，孙文以此为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失败。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11月4日，袁世凯勒令解散国民党，孙文流亡日本。袁世凯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断绝了一些革命党人分省独立的企图。
1914年7月，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在陈其美等人支持下，于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号召继续革命。1919年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在上海法租界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简称为国民党。之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