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知乎07-05中国制造
一、世界各国和地区有哪些以为“我能但中国不能”然后悲剧的事情？
处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经历过一场极其严重的“民族认同”危机。
当时，帝国主义思潮下的欧洲各大列强，凭借着自身的实力而变得骄傲自大，除了肆意掠夺中国的物质财富，在西方文化思想界也掀起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
这里所说的瓜分，是指西方学者妄图通过对于历史文化等研究，来否定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特性”，意图从思想上彻底击垮中国的民族自信。“中国文化西来说”便是当时流行的时代产物。
此学说的诞生可追溯至一七五八年，法国东方学家约瑟夫・德・基尼的言论：“中文源出埃及象形文字，是埃及移民的创造。”
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汉学家皮奥，也荒谬地宣称：“中国直到公元前三千年以后，来自西北的民族才给当地人带来了农业经济和制陶技术。”
这套学说发展到极致后，最典型的当属特林・德·拉科帕里于一八九四年提出的“ 巴克族移住说 ”，他把中国古史中的传说弄成两河流域古史的翻版，汉族被假设成是由西亚移入新疆和甘肃的巴克族。
此后也发展出了“彩陶文化西来说”，“外来信息决定论”等等谬论。
而同一时期的著名学者李约瑟，坚定地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独特起源的肯定。但遗憾的是，他的思想被其他学者私自解读，反而作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依据之一。
由此可见，当时的西方学界对于中华文明的蔑视已达到了一定程度，他们拒绝一切有利论据，固执地否认中华民族的独特性，认为只有西方文明有正统的起源，而除此外的其他文明，都是西方的延伸。
但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考古工作也相继展开。新中国的考古学着们，发现了除彩陶文化以外的更多文化遗址，通过对时间以及史料的对应原则，将中华文明的诞生向前推进了几千年。
最著名的应属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郑州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发现了距今5300年前后的“ 河洛古国 ”遗址。
这些证据有力地证明出了中华文明是华夏大地上孕育出的独特文明，“西来”之说根本无从谈起。
西方国家妄图解构中华民族的计划也随之破产。而他们也因自己的骄傲自大，造就了中国的快速崛起，也导致了自身实力的衰退，可以说付出了时代的代价。
二、如何看待世卫组织称「北京出现的新冠病毒与欧洲毒株密切相关，但不代表源头来自欧洲」？传播路径可能是什么？
截至6月26日15时，北京市已有39个中风险地区，5个高风险地区。现有确诊人数已达到297人。世卫组织此番表态表明了两个态度，一是本次在北京爆发的疫情属于境外输入，二是欧洲不一定是病毒的直接来源。
同时，中国方面也给出了相同的看法。26日中国疾控中心公布了“6月北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展” ，其中指出：北京本次疫情流行的新冠病毒为L基因型欧洲家系分支Ⅰ，该毒株比当前欧洲流行同型毒株更“老”。
中国疾控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武桂珍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发现它（病毒）跟欧洲三四月份流行的毒株基本是一致的。”
加之新冠病毒“低温存活时间长”的特点，基本可以推测出本次在北京爆发的新冠疫情“不确定源头来自欧洲”。
但是不确定源头来自欧洲，并不代表“和欧洲无关”。
武桂珍专家同时还表示：“大家知道欧洲疫情流行也是相当严重，是不是那的工作人员在冷加工的时候，造成的污染带到中国。”
由此可见病毒仍然可能是由欧洲而来，只不过经历了较多渠道才到达中国，而具体的原因以及途径仍然需要长期追中调查。
此外，很多人的回答中表示世卫组织的回答使欧洲“避免了中国和武汉曾遭到的污名化言论再次出现。”
其实，从“6月北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展”也可以发现这么一句话：“排除今年4月前北京本地传播毒株或武汉流行毒株导致。”
这也对此前的种种“北京疫情为本土病毒再爆发”论调的驳斥，也展现了此前中国抗击疫情的卓越成果。
三、如何看待印度掀起“抵制中国制造”，这轮抵制管用吗？
在本次在中印边境发生严重肢体冲突后，印度再次掀起了抵制中国的潮流。“抵制中国制造”一直就是印度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经典剧目。
如果以管不管用为评价标准的话，应该分为两方面来看，在凝结印度民族自信和民族团结方面，抵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也仅仅止步于此了。
众所周知，印度的国家概念是由当时的大英帝国整合而成的，而殖民地时期的印度便混杂了不同种族、宗教的人口，多民族混居的局面直到印巴分治后的现代也仍旧隐患重重。
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开始着手提升印度经济实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印度现在仍是GDP排名靠前的国家之一，而印度追求外交上战略自治的结果不言自明：它造就了30多年来6%的GDP增长和一个更安全、更有能力的印度，更多的公民摆脱了贫困，并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增长。
但相比于中国，印度的经济仍然薄弱，虽然印度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行业处于中上游，但高技术行业仍处于中下，竞争力较弱。
因此，合作本应是印度应该做出的正确选择。
但是，由于中印两国的长期发展，双方的国家利益得到了增长和扩大，于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的中印和平框架已经不具时效性，两国在共同的边缘地区重新出现了相互摩擦。
而莫迪政府选择积极利用边境冲突，去构建印度民族的整体认同感，好让这个本由英国强行创造出的民族国家能够提高自我认同度，推动社会的统一。
这也说明了印度抵制中国制造的运动，其实也是一场民族认同运动。
当然，莫迪政府应该明白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完全剔除中国这个世界上第一出口大国无疑是代价惨痛的做法，尤其是印度本国的创新企业无法完全自力更生的时候。
因此，印度政府很可能采取双层博弈策略，像我国解决“北约轰炸我国使馆”那次一样，在基层有序地引导群众的抵制和反对运动，而政府方面则和中国保持相对克制，不将事态闹大，最终将抵制运动平息，但这自然也会给我国企业带来一定的损失。
不过，印度政府究竟能不能有效控制抵制运动，只能看政府自身的实力与政客们的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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