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新闻记者 21.07.20 : 《华盛顿时报》访蓬佩奥华裔顾问余茂春：中国在美国国家安全议题排首位
美国《华盛顿时报》早前访问了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余茂春（Miles Yu），谈及美国的对华政策。生于中国，八十年代到美国攻读研究院，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取得博士学位后，随即进入海军学院讲授中国及军事历史。《华盛顿时报》负责国家安全新闻记者格茨（Bill Gertz）在报道指出，余茂春「现时已经成为国务卿蓬佩奥就美中关系最有影响力的顾问」（has now emerged as one of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s most influential advisers on U.S.-Sino relations）。《华盛顿时报》以答问方式，记载今次访问内容。
《华时》：
告诉我关于你的背景。你在哪里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成长是怎样的？
余茂春：
我在中国东部安徽省一个偏僻小地方出生，但在中国西南的重庆长大。我的中学小学岁月正值文革。
虽然我年纪太小，没有活跃投入政治狂飈，但这场共产革命的暴烈、荒唐、意识形态的吼声、人际信任和民衆道德的泯灭，以及对任何西方或「资产阶级」任何事物的极度仇恨，残酷地颠倒了我的单纯。这些经历和记忆，造成我对革命激进主义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包庇中共政府及其罪行的西方维护者的极度鄙视。
《华时》：
天安门争取民主的抗争及其后的大屠杀，怎样影响你的生命？
余茂春：
如果说，列根激发我来到美国，那么，天安门重燃我对中国自由和民主的希望。天安门使我由一个书呆子大学生，变成一个为天安门抗争者发声的人。
我在天安门之后做过最大的事，是在差不多四年里，我在柏克莱主持一个讲座系列「中国论坛」，吴宏达、吾尔开希、刘宾雁和方励之这些中国异见人士发声，以及提供一个公开论坛，让边缘化的美国学者就中共政权本质表白，也让许多主流学者和官员作出忏悔，以及分析与重新评估中国形势。其他主讲者有李洁明（James Lilley）大使、夏伟（Orville Schell）、墨子刻（Thomas Metzger）、杜维明（Tu Weiming）、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包柏漪（Bette Bao Lord）和柯马丁（Martin Malia）。我们印制这些演讲的英文副本，订閲的人来自全国各地。
《华时》：
告诉我关于你作为海军学院教授的工作。教授海军学院学生有甚么特点？
余茂春：
1994年从柏克莱直接来到海军学院，我一直担任现代中国和军事历史教授。能够教授美国自由和民主捍卫者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荣幸。这完全实践我1980年代初由列根激发而来的知识分子抱负。这些年来，每当踏进课室，我不只看见渴求良好教育的军校学生，还看见矢志誓死捍卫美国民主不灭的候补军官的脸孔。那对我意义重大，尤其是在这愤世嫉俗的时代，我们之间有许多人甚至质疑美国制度的良好本质。我成长于共产中国，现在活出我的美国梦，我认为世界应无限感谢美国，因为正如列根所说，美国代表着「人们在地上最后最好的希望」。那是我真的相信的。
《华时》：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你看过去的美国对华的政策有甚么缺失？
余茂春：
美国与中国交往是有成就的，许多美国人都致力改善双边关系。但我会说，直至最近，美中政策一直受到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传教士思潮」支配。按照这观念框架，中国需要美国的无私帮助进入现代世界，令她变成可靠的持份者，教她在文明世界应有的行为举止。
我们都相信这一点。美国的立国信念是「人人生而平等」，如果我们给中国机会——让他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我们的市场、科学实验室我武器库等，中国必定会开始像我们一样行事，遵循规则和尊重知识产权。这取态隐含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真正共产党人。他们是前工业革命，不能贯彻执行由现代西方激进思想指导，植根于德国和俄罗斯的宏大共产主义实验。
正是这种传教士思潮，在二战期间实际破坏了我们的中国政策，其时一群美国传教士父母在中国所生的年轻人，支配了我们的中国政策精神。这种精神在国务院及美国其他政府机构延续了许多个十年，甚至在尼克逊1972年访华后很久依然不衰。
在这思想下，美国铸成一些大错——关乎韩战爆发，因争夺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而造成中苏分裂的意识形态根源（不是苏联共产主义对中国民族主义）。原因很多，因为时间和时间所限，我不详述了。
《华时》：
特朗普总统给中国政策带来了甚么？蓬佩奥怎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执行新的政策？
余茂春：
我最近出席一个场合，听到一个前政府主管中国政策的高级官员说，特朗普政府没有中国政策，只有一种中国态度。他完全无视在他年代也没有中国政策的事实。基于原则性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我们对中国不但有正确的政策，而且有正确的态度。
在特朗普政府，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掌舵，我们不只是「管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我们革新和寻求结果，而且修正这种关系中一些过时不能反映现实的基本戒律。特朗普总统和国务卿蓬佩奥结束了行之已久、「基于愤怒情绪管理」的中国政策模式——我们拟定政策时，总计算着怎样令中国对我们不至于愤怒之极，以扳回常常紧张的关系。这模式变成恶性循环，中国共产党凭此基本上支配了我们大部分的中国政策和倡议。特朗普总统打断这种无聊的做法。
结果，美国从中国取得更多的让步，而且重新赢得我们中国政策的主动权。我们现在可以基于结果、透明度、互惠互利，最重要的是，根据我们的国家利益和立国原则，主宰双边谈判的条款。
特朗普政府决断地从大处着手，因为我们不只要把事做对，更要确保我们在做对的事。我们改变了一些概念基础。在这个政府开始时，白宫整饬我们的战略面貌，而且总统在2017年12月发表标志性及影响深远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文件。随后，五角大楼发布了伙伴文件《国家防卫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两份文件开启了大国竞争时代（Great Power Competition ），这时美国不再只把中国当作一张「牌」用来实现其他战略目标，相反，中国排在我们国家安全议题首位（ China is at the top of our national security agenda），没有比中国更大的威胁，没有比堵住中国对世界威胁更重要的战略目标。
总言之，我会说，特朗普政府是近70年来唯一的美国政府，以有意义的方法有效追究中国政府的邪恶行为。不论是新疆、香港，抑或是掠夺性的贸易和滙率操控，以及针对美国的工业、军事和网络间谍活动。
我们也开始坚决秉持管治国际共同利益的法规，对抗中国的恫吓，以赢得更大的和平与安全。
一个例子是，虽然中国发出警告，海军照样把美国战舰开赴台湾海峡，并且穿越这个国际水域，两年内一共15次，那是尼克逊以来任何一个前政府都想象不到之举。单是这种行动，已基本上将对台湾防卫攸关重要的水道国际化。许多盟友都追随美国在台海的领导。
在战略层面上，总统特朗普只手改变全球就中国对话，把中国放在美国国家安全首要地位，重新将美国战略资产投向亚太地区。他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作出真正承诺。
国务卿蓬佩奥多次说过，中国政权对全球的威胁，是“我们时代的核心威胁”（the central threat of our times）。他去年10日赫德逊研究所发表一篇重要演说，宣布美国政府不能再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置之不理。我们不是要挑衅——有怎样的中国，我们就怎样跟中国互动，而不是我们想中国怎样就怎样。在这篇历史性的演说中，蓬佩奥也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是不同的。
中国试图通过华为及其5G设备控制世界的重要通讯网络，我们作出反击，赢得友邦和盟国越来越多的支持。
我们是唯一的大国勇于揭露中国共产党大规模隐瞒武汉病毒以致疫情肆虐全球，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对疫情透明。国务卿蓬佩奥强而有力发声支持香港的民主抗争者，又以最强烈言词谴责对新疆维吾尔族人及在中国其他地方的种族主义暴行。
基于国务卿蓬佩奥认证香港欠缺足够自治，总统下令中止对香港的特殊待遇。不像之前的总统，特朗普总统尊重美国人的意愿，毫不犹豫地把在国会压倒性通过的法案签署成法例，包括《台湾旅游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及《台北法》。
在国务卿蓬佩奥领导下，国务院也将宗教自由和全球妇女权利放在美国外交的核心行动部份。还有更多更多。
总言之，这个政府在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的强势领导下，执行着近年记忆所及的最现实、最有成果、最有效的中国政策，在两党强大的支持下，对我们自己和中国共产党都无歉无幻想。是的，我们与中国领导人少了筵席和没有成果的“战略对话”，但今天的双边联系更实质和趋向有结果，不论是在贸易、对等交流和对冠状病毒透明的要求上。
新的美国国家安全议题，将中国共产党政府视为重视和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个对手装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被胁持的、以中国中心的民族主义，要将中国放在世界道德和管治领袖的地位上，即使牺牲自由和民主也在所不惜。
《华时》：
白宫最近发表新的《对中国战略方针》，它指责过去的政策未能取得预期结果。 美国应如何战略性地对待中国？
余茂春：
这份文件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它说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对中国的看法是错误的。
尼克逊在1972年说过类似的话，说我们当时对中国的政策有多错。 在此之前，（共产党）于1949年接管中国时，美国国务院发布《中国白皮书》，白皮书也说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对中国有误。 这是一个不断搞不懂中国的悲惨历史。原因是我之前所提到的。
《华时》：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今中国扮演什么角色？人们需要了解北京的意识形态角色吗？
余茂㫪：
习近平是一个顽固的共产主义者，他信奉这种意识形态。
1954年，毛泽东提出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国家的基本信条和座右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当今的中国，中共的基本治理理念一点不变。在当今的中国，任何公开挑战这一戒律的人都会入狱甚至更惨。 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尤其是可悲的是，对于许多用了一生在中国事务上的美国主要决策者来说，他们是完全不知道的。
在埃里森（Ralph Ellison）的小说《看不见的人》（The Invisible Man》，书中的黑人主角叹息他的问题：“不是我看不见，而是你拒绝看到我。”
在中国领域也是如此——并不是说中共不是没有意识形态驱动的，而是我们拒绝那样看它。
如果不了解中国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深刻意识形态脉动，我们就无法掌握共产主义理论例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史诗般的斗争，列宁主义的「最薄弱环节」，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以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在中共的战略计算中占主导地位。 看看今天的中共的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对付各种有组织宗教的残酷战争，对香港抗议活动中的美国「黑手」讨伐，以及其列宁主义做法，可从香港最新国家安全法律的可厌看到，都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依据。
甚至与冠状病毒的斗争也被视为中共光荣和共产主义不可战胜的体现。在习近平就武汉疫情爆发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的第二天，这位中共总书记呼吁党员为抗击疫情作出牺牲。在1月8日的武汉疫情爆发高峰期，指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每个党员都要在思想政治上不断进行检视、剖析、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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