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西藏问题
西藏问题是指中国对西藏是否拥有主权的问题，由此引发部分藏人希望在目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领导下，实现西藏地区自治，争取西藏地区的政治、宗教、言论自由，要求中国政府停止侵犯西藏人权，不再向西藏移民，同时停止在西藏地区长期以来的核试验和倾倒放射性核废料行为的政治运动。
西藏流亡政府是由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印度成立。流亡政府认为，195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拉萨向达赖的追随群众开枪，并包围达赖的住处，西藏再次发生大规模冲突。同年十四世达赖逃离拉萨。西藏流亡政府所诉求的“大藏区地区”合并也是现今西藏问题之一。1980年代，达赖喇嘛一度要求“大藏区地区”实质自治，到1989年，中国爆发六四事件，西藏流亡政府再次要求独立。1997年以后，达赖喇嘛强调自己追求的是实质自治。
西藏流亡政府的最终政治目标是要求大西藏地区实现自治独立。
1949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8月进攻兰州时提出“西藏问题”要求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预做准备，11月再度提出，并认为这是需要“出兵解决的问题”。相关电报内容在当时属机密。1959年拉萨冲突后，中国官方人民出版社才开始以“西藏问题”来称呼。
关于大西藏地区
西藏流亡政府主张的大西藏地区包括卫藏、康区、安多三个西藏传统地区，相当于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青海、以及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区，甘肃的三分之二地区，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区，云南的一半，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
大西藏地区主张是团结流亡藏人的重要主张，如果西藏流亡政府决定不追求大西藏地区，就会与流亡藏人中的东部藏人(主要是康巴人)造成分裂，永久性的破坏流亡藏人社区的团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强调在18世纪清朝雍正帝在位时，清政府即划分西藏和青海、四川、新疆等省份的边界，后面这些地方自那时开始已不在拉萨的管辖下。而噶厦成立于清朝乾隆帝颁布的诏令（西藏善后章程），故噶厦实际上从未管辖过此前已被划离西藏的地区。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82年派出的三人代表团都生于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地区，象征“藏人治藏”的要求来自整个大藏区，而非仅限于噶厦统治区。
大藏区的其他民族包括：白族、布朗族、保安族、东乡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珞巴族、傈僳族、苗族、蒙古族、土族、门巴族、纳西族（包括摩梭人）、羌族、怒族、普米族、撒拉族和彝族。
自治计划
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对美国国会的演讲中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其中包括把整个西藏转化成为一个和平地区，要求印度军队从喜马拉雅山靠近西藏的地区撤走，中国军队撤出“大西藏”地区。同时要求中国停止在西藏制造核武器及储存放射性核废料。
西藏流亡政府于2008年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递交的《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中重申应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藏人进行统一的管理，“现今的行政区域划分，将西藏人分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治区和许多省份当中，从而造成藏人被分散割裂，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同时也严重削弱了保护和弘扬民族特性，文化与佛教传统的力量。这一政策不但没有尊重西藏民族的统一性，反而进行民族分裂，对西藏民族的统一性制造障碍，践踏了民族自治的精神。在新疆和内蒙等主要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人民都包含在各自的自治区域内，而聚居的西藏民族却被划并不同的省区，彷彿在对待不同的民族。”
吐蕃从七世纪起统治大西藏地区，藏文化逐渐成形。分割藏区则在18世纪的清朝时即已开始，其后拉萨所管辖的地域即大致相当于今西藏自治区的范围。这种行政区域划分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有的，而且当今西藏自治区的面积比中华民国所设置的西藏地方还要大。
学术观点
学术界对西藏问题的观点可以归类为以下几种：
帝国主义侵略遗留的问题：持中国立场者多属此类观点，主要从维护国家主权的观点出发，主张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认为在西方帝国主义介入中国之前，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的产生源于帝国主义意图分裂中国领土而未成功的遗绪。
现代化过程产生的悲剧：例如王力雄《天葬》属于此种观点。此主张大致上同意当代西藏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但认为传统的中藏关系并不能武断套用主权概念。《天葬》一书承认中藏各自具有王朝与王国历史，双方的互动关系乃是一种传统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与“朝贡体系”。由于西方的侵略，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势力范围内各地采取积极作为并同时转型成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进而刺激影响西藏原有的社会体系并反抗中国。此种观点对中藏双方多采取同情与理解的态度。
后殖民主义观点：可以Dibyesh Anand为代表。此种观点同意不应该用现代主权观念理解传统的中藏关系，也同意是因为西方的介入而导致了中国的转型，但更加以延伸探讨这些要素如何刺激影响西藏的转变。此种观点采取后殖民的角度，主张中藏皆因为面对一个巨大的“他者”而试图凝聚建构“自我”的主体性。中国以西方为他者，而西藏则以西方与中国为他者。凝聚的过程伴随着论述不断的互动与再造。
人权观点：这类的讨论基本上较不太碰触主权问题，而多以现状事实为出发点，关怀的对象是在解放军入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破坏藏人的语言、宗教、文化、人权，包括强迫同化与文化灭绝，乃至于环境维护等种种议题。此种切入的角度主要将焦点放在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作为，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正视并改善这种情况。
领土控制的问题：可以戈德斯坦为代表。他认为西藏问题的核心就是在“谁统治、谁居住以及谁决定这块土地的归属”，因而衍生种种争端，并各自建构论述。因此即使今天西藏地区并不存在着迫害人权的事实，西藏问题也仍然会存在，达赖喇嘛与中共之间也仍然会继续对立。影响所及，双方甚至把历史书写作为斗争场域，包括对双方关系的描写，以及大西藏的存在与否等。
国际态度
西藏独立问题牵扯到世界各国在其周遭地区极为复杂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其中包括曾统治印度的英国就曾对西藏自治表达大力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冷战双方的敌对使得西藏独立运动得到西方的支持。由于西方媒体难以进入西藏自由采访，难以获得西藏被控制后相当时期内真实情况的新闻源，故而第三方的独立报导长期缺失。同时，世界上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都发生了大量的人权问题，中国共产党也在建国后造成了大量侵害人权的事件，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处理，在西方媒体上的形像一直较为负面。
21世纪起，在中国改革开放、国力日益强大之后，随着对西藏地区统治日久，交通条件、生活质量、教育逐渐改善，仇恨排斥与冲突得到缓解，中国政府向少数民族地区移居汉族的政策似乎也取得了成功，有了汉藏和平交流的经验，中国政府认为西藏独立建国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不过位于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仍在坚持，然而，未来西藏获得独立的可能性依然渺茫。
1950年前对外关系
西藏在1950年以前争取国际法上承认西藏独立的活动不多，主要活动是徒劳无功的试图加入国际联盟、万国邮政联盟，以及1948年前往英美等国的贸易代表团。
英国驻锡金政务官弗雷德里克·马士曼·贝里于1924年访问拉萨，邮政总局局长擦绒·达桑占堆向他询问西藏加入万国邮政联盟的事宜。由于英印政府决定对此采取消极态度，而擦绒等改革派不久逐渐失势，此事没有结果。
帕拉·索南旺杰（噶厦噶伦帕拉·扎西达吉之子）在英国时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知情下，于1927-1928年间与国际联盟协会的乔治·弗里兰·巴伯尔通信，讨论西藏加入国际联盟的问题，希望国际承认西藏独立。他的第一封信说：“西藏加入国际联盟会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我们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国宣称对我们有宗主权，但我们从未承认过这一点。”索南旺杰后来委托查尔斯·阿尔弗雷德·贝尔与他人联络加入国联问题以便保密，但是后来西藏并没有正式申请加入国联。
英国驻拉萨使团从1936年8月成立后成为英国与西藏关系的中心。使团直属于驻锡金政务官，其法律地位故意保持模糊，英国并未因为使团成立而接着承认西藏独立。1947年8月印度独立后该使团改为印度驻拉萨使团，直到1952年在中国周恩来总理建议下才降格为总领事馆。
1949年7月22日，在尼泊尔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官方文件中，按如下顺序列举了与六个邦交国主权独立国家的外交关系：英国、西藏、法国、美国、印度、不丹。由于联合国要求申请入会的国家必须证明自身是主权独立的，其中一项判断标准，就是申请国须获得其他主权独立国家的承认。在这份尼泊尔申请入会的文件中，西藏被列于英国之后，法国、美国、印度、不丹之前，证明主权国家尼泊尔对西藏独立主权的承认。联合国接受了尼泊尔成为正式会员国，也表明联合国对尼泊尔所列举入会理由的认可。这份文件的日期是1949年7月22日，其时宣称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本身尚未建立。
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
关于西藏的主权争议，联合国大会于1959年，1961年，和1965年通过三项决议，分别为
联合国大会决议第1353号（1959年）
联合国大会决议第1723号（1961年）
联合国大会决议第2079号（1965年）
决议呼吁尊重藏族人民的基本人权、民族自决权、宗教、文化自由。
藏印关系
在英属印度时期，英国的政策是支持西藏自治，作为印度的缓冲区。
虽然西藏流亡政府位于印度，但基于印度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关系，印度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也有一些争议矛盾，而印度希望成为地区性的主导国家，它似乎并不支持西藏真正实现独立。更可能的原因是印度希望利用西藏问题来牵制中国，但又不愿归还主权有争议的土地给藏人，加上害怕国内分裂分子有样学样，故而在西藏问题上印度的态度一直十分暧昩。印度政府自尼赫鲁时代起，1950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由于承认一个中国，印度并无明确表达其立场。1959年，达赖出逃时印度曾提供协助，之后中印关系紧张导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2004年中印关系缓和，印度宣布承认西藏自治区属于中国，而中国也承认印度在1975年占领的原主权国家锡金成为印度锡金邦的合法性作为交换。然而，直到现在，中国政府仍不接受印度根据以前英帝国政府与西藏政府于1914年以西姆拉条约划给英属印度的麦克马洪线以南藏南地区、即印度阿鲁纳恰尔邦绝大部分，中国认为此一地区属于中国西藏自治区的山南地区。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代表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而历届中国政府也从不承认此条约。
藏美关系
柔克义是第一个进藏的美国官方人士。1887年化装成喇嘛，对西藏进行了4年的秘密调查。着有《达赖喇嘛与清帝的关系》、《达赖喇嘛之国》、《西藏》、《1891-1892年蒙藏旅行记》等。
1942年，由于缅甸的失陷，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中华民国政府决定修筑一条从印度通过西藏到云南的公路。这一计划得到美国的支持。同年8月，美国战略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的两名军官伊莉娅·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上尉和布鲁克·杜兰（Brook Dolan）中尉抵达拉萨。他们是美国首次遣使入藏的使者。
1946年底，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梅里尔（George R. Merrell）提醒国务院“在目前印度、缅甸、印度支那与中国战局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国要“防止在这些国家的反美势力控制政权”，为此他建议“美国可以考虑在西藏建立空军基地和火砲发射基地”。他强调达赖喇嘛的佛教主义是一种在亚洲中部及南亚佛教国家影响较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可以用它“作为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屏障”。但梅里尔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因为美国不愿意因西藏问题引起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的不满。
1948年初，西藏时任财政部长的夏格巴·旺秋德丹率领一支商务代表团访问美国。此行目的有三：其一，试图与美国高层领导人建立直接联系，以求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实现“西藏独立”；其二，从美国获得金融通货；其三，在美国秘密采购武器，以准备独立时用。中华民国政府7月12日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书面声明和质询。在中华民国外交的压力下，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电告中华民国大使馆：“美国坚持承认中华民国在西藏的宗主权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无意变更其对西藏立场之意”。
1948年底，美国国务院派一位资深的外交家，苏联、东欧问题专家洛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就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49年初，亨德森向国务院建议：鉴于国民党政权“有可能失去中国”，美国应该重新修订美国西藏政策，承认“西藏独立”。但经过讨论，国务院最终采纳远东司官员路丝·培根（Ruth Bacan）的观点。她认为：其一，美国对西藏的政策不仅涉及美藏关系，而且还涉及美国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问题；其二，由于西藏地理位置偏僻，政府和社会极端落后，使西藏发挥作用十分困难；其三，只有在美国采取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情况下，西藏才能发挥作用，而美国采取这些援助只能取道邻国印度，如果印度不与美国合作，那么美国对西藏援助物资的运送和与西藏关系的发展会十分艰难。由此，她认为，美国对西藏政策的最佳选择是：
目前美国仅可以把西藏作为朋友相待；
要避免卷入中国对西藏问题复杂的“宗主权”的争论之中，同时等待中国形势的发展明了再作选择；
一定要避免共产党接管西藏；
要考虑西藏独立、从中国分离是否有一个可行的、合法的、永久的根据。
1950年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美国将会认真看待共产党向西藏发动进攻的任何一种新证据。11月15日，拉美萨尔瓦多代表团团长赫克托·戴维·卡斯特罗（Hector David Castro）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讨论西藏问题，但印度和英国两个由于历史或地理等原因最有发言权的国家，不愿触怒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不愿意因西藏而卷入“保卫西藏”的战争；英国更关心其在香港的利益受损），最后，印度强调西藏问题仍“存在和平解决的机会，联合国还可以对此做工作”。11月24日，联大总务委员会决定无限期延缓讨论这一问题。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成立，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CIA直接资助14世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在1950至1959年之间，中情局数次鼓励14世达赖喇嘛公开和中共对抗，进而流亡国外。同时，与英国一起促使印度同意接纳14世达赖喇嘛和流亡的藏人。在50年代，美国科罗拉多山谷，秘密训练藏独武装人员，并于1957年至1961年间，空投到西藏与中共作战。
藏台关系
2009年西藏喇嘛与台湾人在台北为争自由西藏而祈祷。
2013年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部长拜访中华民国立法院。
但在台湾地区自由民主化后有所改变，西藏流亡政府精神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97年、2001年及2009年三度访问台湾，前两次分别拜会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和陈水扁，第三次则与民主进步党主席蔡英文等政要会面，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则拒绝会面，即使在台北市长任内亦曾会见达赖。达赖喇嘛亦于台湾台北市设有“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以介绍西藏文化、弘扬藏传佛法，并促进台湾与流亡藏人之间彼此的了解，加强双方的合作关系。
台湾也有关切西藏人权的“台湾图博之友会”（“图博”即西藏自称音译），反对西藏内的人权侵犯行为，并以言论及行动支持图博人民依据国际法所享有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宗教权利。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于2008年藏区冲突发生之际表示“西藏与中国虽然签署了和平协议，但协议随时可能变成废纸，”“仍无法避免1959年的血腥镇压，1989年也再度爆发血腥镇压，当时下令镇压的就是当时担任西藏党委书记的胡锦涛，19年后，胡锦涛成为中共总书记，仍再度发生这件令人遗憾的事件。”
前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暨秘书长陈荣杰表示“1951年，西藏在砲火下，签署《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其后，中共动辄镇压，所谓和平协议不如废纸一张。国共打打谈谈，和谈只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
台湾的民主进步党在质疑总统马英九所提依“国家需要、民意支持（先经公民投票同意）、国会监督”等前提条件与中国大陆签署和平协议时表示，西藏与中国大陆政府和谈失败的经验在国际上是研究中国大陆外交谈判的重要案例，中国大陆不是可以轻易信赖的谈判对象，和平协议若缺乏第三者的监督与保证，对台湾根本没有保障[35] [36]。台湾团结联盟党主席黄崑辉则警告：中共在签完此协议之后就大举进军（派共军占领）西藏，殷鉴不远。
重要事件
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
清朝出兵西藏赶走准噶尔汗国军队并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回藏。清政府从此在西藏驻军。
1727年（清雍正五年）
雍正帝始派驻藏大臣两员驻拉萨协同办理西藏事务。
1751年（清乾隆十六年）
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乱平定后，清廷颁行四川总督策楞所奏《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设立噶厦政府，长官为噶伦，秉承驻藏大臣、达赖喇嘛旨意办事。
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
清军击败侵入西藏的廓尔喀军队后，乾隆帝颁行大将军福康安所奏《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整顿西藏各项事务，包括活佛转世实行金瓶掣签制度等。此后西藏的政务基本依照此章程行事。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英属印度外交使团在荣赫鹏的率领下经由锡金进入西藏要求谈判不成，演变成英国侵藏战争，最后攻陷拉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英国与噶伦等官员签订《拉萨条约》，驻藏大臣则拒绝签署。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清政府派出修约代表，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英国承诺不占领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则保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
1910年（清宣统二年）
2月25日，清廷下诏革去土登嘉措“ 达赖喇嘛 ”封号，同时令驻藏大臣联豫依例寻访灵童，另立新达赖喇嘛。
1911年（清宣统三年）
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驻拉萨清军随后亦陷入动荡。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年初，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布《告民众书》“（汉人）固当驱除净尽……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擦绒·达桑占堆承达赖之意组成一万名“西藏民军”，围攻江孜、亚东、日喀则等地的清军，史称第一次驱汉事件。
10月28日，袁世凯代表北洋政府发电表示恢复“达赖喇嘛”封号。十三世达赖喇嘛拒绝，表示他要在西藏行使政教权力，原来就没有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封号。[39] [40]
至年底，因清朝灭亡和中华民国成立，满汉驻军和驻藏大臣全部离开拉萨。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
1月6日，逃往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1月11日，藏方代表阿旺德尔智与蒙古签订《蒙藏条约》，互相承认独立。
2月14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发表《圣地佛谕》，阐述西藏一直具有的独立地位，将元朝开始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定义为宗教性的供施关系，随着与清朝中央政府矛盾的爆发和清朝的崩溃，这些关系都已经结束。一些学者将《圣地佛谕》看作是西藏的独立宣言。
10月13日，在英国的要求下，西藏、英国和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在西姆拉举行三方会谈。西藏的立场是要求承认和保证其完全完整的独立地位；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则坚持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求拥有西藏的外交和国防权利，以及一定程度的地方行政权利；英国则以划分外藏和内藏的方案进行调和，并据此提出了一个协议，内藏（青海，甘南，川西，滇北）主权归中国，外藏（除安多和康省的藏区，基本等同于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建立西藏国，内政自治，外交归中国，中国享有其宗主权，但不拥有主权。西藏与英国签署了西姆拉条约，但中华民国政府最终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并拒绝承认英藏双方签订的任何条约和协议，即所谓的“ 麦克马洪线 ”将部分西藏领土划归印度。
是年达赖喇嘛在西藏发行货币和邮票。
1929年（中华民国十八年）
在多年未有正式接触之后，蒋介石向达赖喇嘛致信，敦促其按照五族共和的理念，让西藏尽快加入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宣称蒙藏皆为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
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拉萨圆寂。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
9月24日，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颁布《喇嘛转世办法》，共13条。重申金瓶掣签制度。明确规定十四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暨各处向来转世之呼图克图、诺门汗、班第达等圆寂后，应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备案；转世灵童访获后，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查核，分别掣签等等。
1940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1月15日，中华民国特使吴忠信一行抵达拉萨。
1月26日，热振呈请对达赖转世灵童拉木登珠免于金瓶掣签，吴忠信向中央转报核准，同时于罗布林卡会见了灵童。
1月31日，行政院长蒋中正向国民政府呈请发布明令准拉木登珠继任十四世达赖喇嘛。
2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名：“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甚深，灵异特着，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于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并拨给40万元作为坐床典礼经费。最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未经过金瓶掣签，吴忠信也未主持坐床仪式[42]。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西藏政府向中国国民政府派出代表团，祝贺其取得二战的胜利，并就一些问题进行商讨和谈判，并参加次年举行的中华民国国民大会。
1948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
年初，西藏政府财政部长孜本夏格巴率领“商务代表团”访问美国，试图与美国高层领导人建立直接联系，以求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实现西藏独立。但在国民政府外交压力下，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电告中国大使馆：“美国坚持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无意变更其对西藏立场之意”。
1949年（中华民国三十八年）
10月1日，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控制区域仍未及于西藏等地区，北京的广播电台宣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内蒙、海南、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
11月2日，噶厦政府致函毛泽东，表示希望进行会谈，派遣了孜本夏嘎巴、孜江堪穷·土登嘉波二人为代表。两人在香港签证时，获得中共政府的通知：即将到任的中共驻印度德里大使将与他们会谈。中共方面代表声明：“西藏的国防由中共政府负责，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承认上述条件后，代表们为了作出决定可以前往北京。”噶厦政府表示无法接受，由此和谈未能进行。
1950年
10月7日，由军官王其美率领的解放军四万余人分八路向康区首府昌都进军，八千余人的藏军不敌战败。两天后解放军继续向昌都方向推进，俘获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及其手下士兵。同日，噶厦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呈交报告：“西藏人民已清楚无力阻挡中共军队的前进，西藏人已应允与共产党政府进行和谈。虽然长久热爱和平的西藏人民欲要战胜熟练于战争的共产党军队的希望并不大，但我们相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发生侵略行为，联合国是必定会帮助予以抗击的。”
10月17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在西藏众多僧侣的要求下，丹增嘉措提前正式继位亲政，处理政教事务。随后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迫离开拉萨，暂居西藏南部的错模避难。
1951年
4月，在打败西藏东部和北部的少数藏军，解放军约几万人向西藏中部地区推进。西藏噶厦政府代表团不得不前往北京进行和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
5月23日，西藏代表团在没有向西藏地方政府汇报的情况下与北京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一共十七条，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这个文件标志着中国实现了对西藏的控制。
5月27日，达赖喇嘛从北京的广播中得知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的消息。
7月，张经武将军抵达错模会见丹增嘉措，打算让达赖喇嘛与解放军军队一同进入拉萨。但丹增嘉措坚持自己先回拉萨。
8月，避难在外大半年的达赖喇嘛回到拉萨。
10月26日—27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主权的三千余解放军进入拉萨。另外，从西藏东部和新疆等地有两万余解放军进入西藏，并控制了日土、噶尔等重要地区，随后又进驻江孜、日喀则等地。于是，拉萨在内的西藏全部主要城市都有解放军驻守，并在西藏东部和西部的整个地区集中大量的军队。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对西藏之实质控制权。
11月15日，拉美萨尔瓦多代表团团长赫克托·戴维·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讨论中共“进入西藏问题”。
11月24日，在印度和英国的动议下，联大总务委员会决定无限期延缓讨论这一问题。
195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颁布宪法，规定了西藏的地位，并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
印度宣布在其占据的西藏领土上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同年出版的印度官方地图首次把麦克马洪线从1936年以来注明为“未标定界”改为“已定界”。
1955年
中央政府在四川、青海等地藏区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大跃进运动。
1956年
从1956年开始，随着中国政府推行西藏民主改革（土地改革运动），西藏发生了大规模民变。中国政府声明是西藏反动贵族率先发动了叛乱。
1959年
中国官员张经武邀请刚得到学位的达赖喇嘛一同欣赏歌舞，中央官员多番催促希望确定表演时间，丹增嘉措最终选定3月10日。
3月10日，藏族中拥护达赖喇嘛的群体担心达赖喇嘛遭中共绑架，包围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劝阻他赴约，并在大街上张贴海报、呼口号，要求中共离开西藏。最后演变为武装冲突。西方国家将这件事定性为中共对西藏的武装入侵，虽然中国1951年便取得了西藏的实际控制权。后来，流亡藏人将3月10日视为正式起义反抗中共的纪念日西藏人民起义日。
3月17日，持续近一周的谈判破裂后，解放军开始砲击藏族反抗武装占据的罗布林卡，当天深夜达赖喇嘛离开拉萨，飞往印度实际控制的达旺地区，开始了与8万西藏人一起的流亡生涯。
3月26日，出于反中共目的，蒋介石发表《告西藏同胞书》声援西藏抗暴，宣示：“将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本民族自决的原则，由西藏人民决定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
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国务院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在西藏实施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4月29日，噶厦政府人员在印度达兰萨拉宣布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要求西藏独立，并在西方社会逐渐得到了一些支持。班禅则支持中共。
6月20日，达赖喇嘛宣布不承认“十七条协议”，并声明“十七条协定”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逼迫下签订的。西藏流亡政府指，当年由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5人谈判代表团，是在中共当局的逼迫下和北京签署17条和平协议的。当时他们在无法通知西藏政府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在协议上签名，文件上的印章没有他们的正式官衔。
同一年，西藏开始进行名为西藏民主改革的土地改革运动。
1959年、1961年和1965年，在达赖喇嘛呼吁下，联合国通过三次决议，要求中共政府尊重西藏人权与藏人民族自决的愿望。
1963年
达赖喇嘛颁布一份基于《世界人权宣言》的民主化宪法草案（名为“流亡藏人宪章”），成立由流亡印度的难民选举产生的西藏流亡议会，并由西藏流亡议会选出西藏流亡政府。宪章还规定了其人民拥有言论、信仰、以及集会自由。
1989年
1月28日，十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于西藏圆寂。
3月，对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不满的人士发起游行示威，并引发1989年拉萨骚乱，最终演变成流血冲突。当时的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向中共中央申请了戒严。
3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拉萨宣布戒严、出动武装警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以武力平定的事件。这次事件中有387人死亡、721人受伤。
1995年
5月14日，在全国政协委员、班禅灵童寻访小组组长、扎什伦布寺住持恰扎仁波切将寻访结果通信告知达赖喇嘛后，达赖喇嘛单方面宣布更登确吉尼玛是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北京政府随即宣布恰扎仁波切“叛国”，并且不承认更登确吉尼玛的灵童候选资格。
5月17日，只有六岁的更登确吉尼玛与其家人被人带走，下落不明。传与父母在中国北京遭软禁。
11月29日，中国政府经过金瓶掣签，最终认定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
12月8日，坚赞诺布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扎什伦布寺举行了坐床典礼，经师波米·强巴洛珠活佛为其剃度，并为之取法名为吉尊·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白桑布。
1996年
恰扎仁波切于次年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2001年
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建议下，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以直接选举形式推举了首名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噶伦赤巴，然后再由噶伦赤巴向议会提出其他内阁成员的候选名单，经议会通过后正式任命之。
2005年
流亡的达赖喇嘛的态度已转向缓和，其政治诉求也从完全独立向自治转变，其政治主张被称为中间道路、真正自治。达赖喇嘛在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中公开表示：“我们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让北京管理，但保存我们西藏的文化、宗教和环境” 。
2006年
9月30日，中国发生边防武警向企图穿越西藏与尼泊尔边境上的囊帕拉山口（海拔5700米，一译朗喀巴山口）、出境前往尼泊尔的75名西藏逃亡者开枪射击并至少打死两人的囊帕拉枪杀事件。
2008年
3月，部分藏族人士为了纪念1959年3月初武装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49周年，在中国的藏区、印度的部分藏族激进人士集体抗议，但后来演变成2008年藏区骚乱，部分藏族暴乱者袭击汉族、回族平民和商店、汽车等民用设施；中国政府出动大量武警以催泪弹、盾牌阵等方法以恢复社会治安[56]。地点以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为主（称“三·一四事件”），事件波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2008年甘南骚乱）、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2008年阿坝骚乱）等地。印度、尼泊尔等国也有相关的抗议活动发生。
3月15日，拉萨市内大致回复正常，但所有店铺都没有营业。
3月17日，记者被送离拉萨。
3月25日，记者才再由官方安排进行采访。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媒体新闻采访加以严格限制，所以在此次军民冲突中的伤亡人数没有统一的数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宣布有22人在暴乱中死亡，这些人都是被暴乱者袭击的非藏族人，或为非藏族人开设店铺的藏族僱员。西藏达赖流亡政府宣布148人死亡。
6月4日，达赖喇嘛在接受《新印度时报》记者采访中表示，位于“ 阿鲁纳恰尔邦 ”（中方不承认该邦存在）的达旺属于印度领土，再次证实1913年1914年西藏与英国签署的《西姆拉条约》有效性，承认麦克马洪线。[57] [58]
11月，西藏骚乱后，西藏流亡政府曾三次派出人员前往北京进行商谈。藏方代表甲日等人再次到北京与统战部部长杜青林会谈，提出“ 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 ”。但新华社随后发文驳斥该备忘录，认为仍是一份“假自治、真独立”的主张。
2011年
3月14日，达赖喇嘛致函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全体议员，称为推进民主制度，“不再担任领导人的职责、而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承担起所有政治权责” [59]
4月27日，洛桑森格正式当选西藏流亡政府新一届总理。
8月8日，洛桑森格宣誓就任流亡西藏内阁总理（噶伦赤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将一切政治权力移交给他，终结了西藏政体政教合一的传统。
2012年
1月23日，因藏人自焚，再度引发冲突，阿坝、甘孜、色达青海多地发生示威游行和流血冲突。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