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院2017-07-07宁胜男：莫迪政府“印度制造”：效果评析与前景展望
摘要：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推出雄心勃勃的“印度制造”计划，立志将印度打造成全球制造业中心。这一计划以市场化、自由化为主导思想，以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为核心思路，包含莫迪政府快速拉动制造业增长、创造就业岗位两大执政诉求。过去两年内，印度制造业上升趋势明显，但易受到突发事件冲击。长期来看，“印度制造”拥有全球价值链调整、国内宏观经济向好、印人党占多数地位等利好条件，但同时也面临国际市场供需失衡、逆全球化、制造业就业创造能力下降、印本国高增长根基不稳等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初拉奥政府推行市场化改革以来，印度经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以新兴的软件、信息技术等服务业为增长主引擎，传统模式中的增长支柱制造业对印国民经济贡献有限。2014年莫迪上台后提出“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计划，以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为重点，力图改变印度制造业不振境况。本文首先分析了该计划的核心思路和主要内容，随后考察印度制造业近两年的经济指标，评析“印度制造”成效。最后从国际、国内角度提出“印度制造”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评估其前景。
一、“印度制造”的思路、诉求与政策内容
2014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推出“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计划，宣布要将印度打造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本文通过梳理莫迪在不同场合讲话和相关文献，将“印度制造”定义为以对外开放、自由化、市场化为指导思想，旨在推动本国制造业快速增长的经济计划；首批重点行业包括汽车、航空、化工、国防军工、电子设备、制药等25大产业；核心思想是“引源扩流”，一方面通过改革组合拳，辅之以积极的经济外交来吸引投资，另一方面扩大对外开放和出口，实现制造业大幅增长和在全球市场的扩张，到2025年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提升至25%，并创造大量正式就业岗位， 最终将印度打造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3]“印度制造”计划包含莫迪政府的有两大执政诉求：一为拉动制造业大规模增长，二为创造就业岗位。
（一）“印度制造”旨在推动制造业增长，完善经济发展模式。
“印度制造”承载着补齐印经济结构短板的关键职能。建国以来，印度的产业结构演进就与常规工业化模式不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长期不高。90年代后市场化改革开启，以计算机、软件服务、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服务业高速增长，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一直较高，2016年其产值占GDP比重为61.9%。相反，制造业部门占GDP比重常年位于在15%-17%的水平，提升缓慢。单靠服务业支撑的“跛脚”模式可持续性较差，以印度服务业出口为例：自2013财年开始，印软件、金融等非要素服务产品[5] 的出口呈低速增长局面，增长率在-10%—10%之间徘徊，远低于高峰期40%甚至80%的增长率。另一方面，在现有产值对比下，服务业已经发展到较为发达的水平，而制造业仍处于大规模增长前期，其边际增长率高于服务业，被莫迪政府视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印度经济需要补齐制造业这块结构性短板，才能真正实现均衡、健康的快速增长。
（二）创造就业需发展制造业。
除推动产值增长之外，“印度制造”还具有一项关键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创造就业岗位，吸收农业剩余劳动人口。据联合国预测，印度人口将于2020年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其人口结构呈高度年轻化趋势，25-64岁适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为66.2%，超过64岁的老龄人口仅占6.09%[6]。印度每月约有100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充足。但是，潜在的人口红利是否能得到充分释放，取决于经济能否为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进而增加民众收入，刺激国内需求进一步发育。否则，如此庞大的青年人口一旦面临失业或就业困境，看似美好的人口优势将转变为极具爆炸力和危害性的“人口炸弹”，成为威胁印度社会稳定的难解之题。
印度就业现实不容乐观。首先，印度就业率呈下行趋势。到2014年，就业率已由2005年的58.1%下降至52.2%。2015-2016年度，印度的失业率为近五年最高值。第二，印度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错位分布。如前文所述，印度产业结构已出现后工业化特征，服务业产值占GDP比例较高，但其就业结构仍处于“史前阶段”：2016年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下降至15.4%，但仍有近一半的劳动人口依赖传统农业生活，半失业、隐性失业现象严重；2000年到2013年进入工业部门的人口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仅由16.1%增长至21.5%，农村劳动力缺乏重新配置的有效渠道，“靠天吃饭”的境遇长期得不到根本性改变，仅2016年印度就发生多起由旱灾、粮食歉收和债务负担导致的农民自杀案件。另一方面，印度近70%的适龄劳动人口只接受过小学教育， 而金融、软件等第三产业虽产值高速增长，但提供的岗位有限，又对劳动力知识水平与能力要求较高，无法为这些半文盲、技术水平较低的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空间，自2000年到2013年，印度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仅增长了4.6%。
根据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将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劳动力市场出清，进而推动实际工资上涨，完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体化。在劳动力由低技术工种向高附加值工作转换的过程中，工业化和制造业的发展也起到过渡、催化的作用。同时，制造业的就业创造能力还体现在其能够有效带动相关部门的就业。辛格政府发布的《制造业国家战略》显示，印度制造业每增加1个岗位，就会在相关经济活动中创造2-3个就业岗位。因此，印度政府要解决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就需要推动一直“踟蹰而行”的制造业迅速扩张，加快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外转移。
推行两年多来，莫迪政府围绕“印度制造”已推出多项改革措施：
1）降低政府管制壁垒，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上台以来，莫迪大刀阔斧开展市场化改革，淡化经济中残留的计划体制色彩：2015年初撤销计划经济的标志——印度计划委员会；相继放开建筑、医药、保险、畜牧、通讯、采煤等行业，提高私人投资和外资的持股比例上限，允许外资100%控股汽车、制药、建筑乃至军工企业。政府鼓励市场自由竞争，目前已取消对柴油的价格管制，削减化肥、粮食、石油补贴，并逐渐放开农产品最低价格限定。除制度层面改革以外，莫迪政府还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2017-2018年中央财政预算中，政府创纪录地拨款3.96万亿卢比来进行铁路、公路、港口等建设，并力推德里-孟买、孟买-班加罗尔、班加罗尔-金奈、金奈-维沙卡帕特南和加尔各答-阿姆利则五大工业走廊，加快制造业集群的形成，直接解决企业面临的物流难题。
2）税制改革。
印度税制复杂、税负较高，中央和地方、各邦之间税制各异，国内市场被分割成碎片，全国统一市场难以形成，莫迪直呼此税制为“税收恐怖主义”。[11] 2014年7月，莫迪政府正式推出统一商品及服务税（GST）改革，在全国范围内以IT系统作为载体，推动建立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体系，目的在于简化税制、降低税负，并将更多税权收归中央。目前，GST法案已获人民院、联邦院批准，初步定于2017年7月1日开始实施。印财政部发布的《2016-2017年印度经济调查报告》显示，后续税制改革包括降低税率和印花税、将土地和不动产税收纳入GST等。
3）征地制度改革。
土地对制造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莫迪曾言“显而易见，没有土地，修不了路，也建不了厂，吸引外资和印度制造无从谈起”。[13] 2015年3月，莫迪政府推出新征地法案，规定工业走廊、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征地可绕过原有的“80%土地拥有者同意”[14] 环节，直接进行市价补偿。但是，该法案被国大党等贴上“反农民”（Anti-farmer）的标签加以否决。此后莫迪转变思路授权给邦政府，以各邦分而立法的方式来绕开议会，制定征地法案。
4）劳工制度改革。
印度拥有包括《1923年工人赔偿法》、《1947年劳资纠纷法》、《1948年最低工资法》等庞大的劳工制度体系。有鉴于严格的劳工保护制度和强大的工会势力，许多企业有意限制劳工规模，这也是造成印度非正式就业大规模存在的重要原因。莫迪上台以来，相继推出《学徒条例》、《劳动法》和《工厂法》修订法案，放宽相关法律条款，给予企业雇主更大话语权。前二者已获两院批准，但《工厂法》修正案未在联邦院通过。[16] 但是，劳工改革引发部分民众的强烈不满，2015年9月，印度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劳工法改革。由于劳工立法权力由中央和地方共享，为避开全国范围内改革阻力，中央政府有意推动印人党执政的邦政府率先修改劳工制度，以此为突破点向全国范围推广。
5）积极的经济外交政策。
莫迪的经济外交以“联西望东”（Link West, Look East）为主轴，自西吸收发达国家投资，向东联通东亚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谋求全球价值链的枢纽地位。西线上，莫迪频访美欧，竭力向投资者推销印度的人口红利、旺盛需求和民主制度（demography, demand and democracy，3D）优势。东在线，印中经贸关系不断攀高，印度与日本越发走近，印日建立“特别战略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加深在经济、政治、文化、安保等方面的合作。印度还大力推进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并加紧实施印-缅-泰三国公路、湄公河-印度河经济走廊（MIEC）等项目，以基础设施建设与东南亚联通。此外，莫迪还出访阿联酋、沙特等国，意在吸引中东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入印投资，并确保本国能源供给安全。据统计，莫迪上任以来已访问逾40个国家，经济外交是其出访的主基调，向外打出“印度制造”名号、吸引投资是核心目的。此外，印度约有2846万的海外侨民，其中企业家、科技和金融精英众多，据统计，仅美国硅谷就有450万印裔人群。[18] 莫迪出访常与当地印侨见面会谈，吸引印侨回印投资，是莫迪经济外交的内涵之意。
二、“印度制造”实施效果评析
实行两年多以来，“印度制造”取得了一定成效。根据印度央行数据，2014/ 2015年和2015/2016年印度制造业年增长率分别为5.5%和9.3%，高于2013/2014年的5.6%。与其他部门相比，2015/2016年制造业的增长率仅低于金融、房地产和专业服务业（增长率为10.3％），为当年的第二高增长行业，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7.5%，与前两年基本持平。从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来看，2014年至2017年4月，印度制造业的PMI数值大多都在50%以上，2017年4月PMI指数为52.5%。这一期间，PMI总体呈上行趋势，体现制造业扩张的大方向，但存在两次短暂的波动和下行期，分别位于2015年12月和2016年底：2015年12月，制造业开工规模受金奈洪水的强烈影响，PMI跌至50%以下，后快速反弹； 2016年底的下行则是由莫迪政府“去货币化”（demonetization）政策的负面效应引起，PMI跌至49.6%。这体现出印度制造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不足，上升势头略脆弱。出口方面，2012年至2017年初，印度制造业产品出口总体呈波动上行趋势，2014年前后制造业出口增长较为迅速。与PMI指数相同，印制造业出口也在2015和2016年的年底分别出现短暂下跌，其他时候基本稳定在1万亿卢比至1.2万亿卢比之间。
吸收外资方面，“印度制造”推出后，流入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显著增长。2015财年制造业吸引FDI96.13亿美元，远高于2013年的65.28亿美元和2014年的63.81亿美元。2015/2016年此数据虽有所下降（84.4亿美元），但也保持在较高水平。从比例来看，2014财年制造业吸收的FDI占印度当年吸收FDI总额的38.8%，2015财年这一比例为39.7%，均属历史较高水平，但是，预期2015/2016年制造业部门吸收的FDI仅占当年印FDI总量的23.4%，与之前两年差距较大。
全球竞争力上，根据德勤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由于“经济增长停滞，以及国家政治的持续不确定性而导致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关政策实施推迟”，印度制造业竞争力排名从2014年的全球第4位降至2016年的第11位。但是，得益于莫迪政府的执政稳定性前景和“印度制造”“技术印度”等计划的推行，该报告预期印度制造业竞争力将持续增长，到2020年将超过韩国、墨西哥、台湾、加拿大等地，上升至全球第5位，仅次于中美德日四国。此外，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也显示，由于税收、电力供应、跨境贸易便利程度和合同执行度的改善，2017年印度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第130位，虽然仍低于中国（第78位）、墨西哥（第47位）、印度尼西亚（第91位）和越南（第82位），但较2015年的142位有了明显上升。
就业方面，2015年制造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有所增加，但增速较慢。据印度劳动与就业部发布的季度性报告显示，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印度纺织业（包括制衣业）就业人口增加11.4万人，金属工业就业人口增加2.9万人，但汽车行业和宝石珠宝业就业同期下降1.8万人和1.6万人。同时，各邦之间就业情况差别较大，制造业较为发达的邦失业率普遍偏低，如2016年古吉拉特邦失业率低于3%，而特里普拉邦则接近20%。
总体来看，在莫迪政府的一系列措施推动下，过去两年印度制造业增长率上升，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较之前有明显增加，总体呈扩张趋势，且短期内不会逆转，国际社会对印度制造业的前景也持乐观态度。但是，其增长势头容易受到如自然灾害、政府废钞等突发事件的负面冲击，对增量劳动力的吸收作用也较弱，未达到预期水平。
三、“印度制造”的实施条件
作为经济改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制造”计划继承了莫迪在古吉拉特邦大力吸引外资、发展制造业的执政经验，体现着莫迪政府“经济优先”的国家发展战略与“跨越式改革”的雄心。国际、国内的利好因素也为“印度制造”创造了难得的机遇期。
（一）国际价值链的调整有利于印度制造业融入全球经济。
20世纪90年代初，拉奥等领导人已意识到全球化机遇，以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加出口为改革方向。但是，过去二十年，印度经济，尤其是制造业部门并未深度融入全球市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凭借廉价劳动力、土地、税收政策优惠和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吸引了大量外资，全球贸易的价值鍊主要体现在以中国和欧美国家为代表的东西方之间巨大体量的商品和服务流动，在这一链条中，印度的制造业优势并不明显，且政府管制和贸易壁垒较多，导致其经常账户长期处于赤字状态。当前，中国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经济增速放缓，对外资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印度则劳动力成本低廉，中产阶级和国内市场不断发育，比较优势日益显现；更为重要的是，全球价值链进入深度重构期，国际分工逐渐由产业间转化为产业内分工，传统的“资源—制造—消费”链条模式难以为继，一国制造业能否在全球市场上赢得竞争优势，将更多取决于该国的技术、创新等专业化能力，而非仅仅由贸易量来衡量，这为印度将自身技术、人才等优势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创造了难得的窗口期。同时，以中国、日本、东盟为代表的亚太制造业区域集群正在形成，由此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中日的产业转移都将为印度的制造业带来新机遇。
（二）印度宏观经济向好为“印度制造”创造良好国内环境。
自2015年以来，印度经济增长加快，GDP年增长率持续高于7%，据印财政部发布的《2016-2017年印度经济调查报告》显示，2016/2017上半年印度实际GDP增长率为7.2 %，预期2017/2018年GDP将增长6.75%-7.5%。同时，财政赤字率、通货膨胀率温和下行，2017年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率为3.5%，低于2016年的3.9%，2016年4-12月，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维持在4.9 %的水平，符合印度央行的浮动区间。对外部门表现总体良好，2016/2017上半年，印度经常账户赤字率下降到3%，其中2016年4-12月对外贸易赤字同比下降23.5%。外汇储备持续上升至3600亿美元（2016年12月），远高于储备充足标准。流入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FDI）占GDP的比重也不断升高，由2016财年的1.7%升至2017财年第二季度的3.2%。
各项指标的优化标志印度宏观经济总体向好，不仅可为“印度制造”创造良好的国内环境，也相应提高了国际投资者对“印度制造”的信心。
（三）印人党的多数优势为推进“印度制造”奠定政治基础。
过去30年来，印度政治的常态为多党派联合执政，单一政党无法在议会取得多数席位，联合政府内部争权夺利、讨价还价和相互掣肘频繁，执政能力遭弱化。这一现像在2014年大选中彻底改变，印人党单独赢得人民院超半数议席，莫迪上台后推出的土地、税收改革法案在人民院迅速通过，彰显了印人党对人民院的掌控能力。2017年3月的“五邦大选”预示印人党在联邦院的少数地位也将改变：印人党赢得第一大邦——北方邦邦议会403席中的312席和北阿坎德邦的绝大多数席位，并在曼尼普尔邦和果阿邦组成联合政府执政。五邦选举后，印人党执政的邦增加到13个，由于联邦院议员是按各邦人口确定名额在邦议会中选举产生，印人党在以上邦议会的优势地位将带动其在联邦院的席位增加。这标志着印度的政治力量对比将更加向印人党倾斜，联邦院对莫迪政府和印人党的制衡作用将被削弱。预期莫迪政府将抓住机会，加快推出结构性改革法案。“五邦大选”后，莫迪2019年连任可能性大幅增加，一旦其成功连任，“印度制造”政策连续性将得到有效保障。
（四）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成功经验为“印度制造”背书。
莫迪曾在古吉拉特邦担任首席部长，任内大力推进电力、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发展制造业，设立发展投资特区和经济特区，并通过土地、税收等优惠措施来吸引国内外投资。古吉拉特邦由此打破了印度的“大象速度”，以只占全国5%的人口创造了16%的总产值、22%的出口总值和近10%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古吉拉特模式”得到海内外广泛赞誉，成为莫迪2014年印度大选的最大竞争资本，印度人民相信莫迪能够带领他们迅速摆脱贫困，走上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因此，对于莫迪延续“古吉拉特模式”提出的“印度制造”计划，印度人民怀有较高期待，总体给予广泛支持。
四、“印度制造”面临挑战
尽管“印度制造”拥有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在全球市场供需失衡、逆全球化泛滥的今天，印度向外拓展制造业市场、吸引外资并不容易。在创造就业这一职能上，自动化趋势正削弱制造业创造就业的能力，加大了莫迪政府通过“印度制造”来满足民众就业需求的难度。国内方面，印度高速增长的根基不稳，政府财政对制造业的支持有限。此外，印度独特的社会政治生态恐会拖慢“印度制造”的推进速度。
（一）全球市场供求失衡常态化，逆全球化抬头。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世界经济，更将全球市场的根本矛盾——供需失衡暴露出来。危机发生八年来，全球经济复甦乏力，发达国家借债消费模式仍未根本扭转，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长远来看，主要工业化国家危机前负债过多，但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各国政府仍倾向于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提振总需求，导致债务负担尾大不掉。[32] 加之老龄化、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世界经济，尤其是全球市场总需求还远未完全恢复。另一方面，全球制造业供给已经出现过剩，而全球贸易不景气，出口这驾马车动力不足，逼迫各国政府更多利用国内投资拉动经济，出台大规模工业和投资计划来改善本国基础设施，提振经济景气。中短期内，全球市场的供给过剩将继续存在。
危机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情绪日益蔓延，逆全球化倾向日益凸显。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更加强调本国制造业的发展。特朗普当选后坚持奉行“美国第一”战略，退出TPP、开征边境税、国内减税等政策立场都旨在吸引企业在国内投资，美联储的加息政策促使资本自新兴经济体撤出，德国推出“工业4.0”以吸引外资，全球资本向发达国家回流加快。
在这一大背景下，印度制造业向外扩张难度加大。一方面，全球供求失衡、供给过剩意味着国际市场需求有限，印度制造业扩张面临的竞争加剧；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阻碍印度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莫迪政府希望加快对外自贸协定的谈判进程，通过FTA来打通贸易渠道，拓展出口，但谈判往往在劳工僱佣、服务业贸易等关键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目前印度与欧盟、澳大利亚等的自贸谈判皆受阻。同时，印度吸引外资面临发达经济体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双重竞争，不仅美欧加大吸引投资力度，越南、孟加拉国等也纷纷出台吸引外资发展制造业政策，在周边与印度形成竞争态势。与中国制造业崛起之时相比，“印度制造”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迥然不同。21世纪初，中国享有“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sation）大潮、井喷式国际需求和制造业资本急迫地向外转移的优势条件，对比之下，目前全球市场供求失衡，各国加紧将投资和消费“圈在国内”，印度制造业在全球的扩张受到限制，吸引外资的步伐也会被拖累。
（二）自动化的应用正降低制造业的就业创造能力。
伴随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制造成本的持续下降，制造业的自动化趋势不可避免。以印度所长的汽车制造业为例，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操作精准、失误率低、工作时限长，且不需要劳动保障等各式人力成本，在生产流水线上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印度古吉拉特邦萨纳恩德市的福特工厂车间内就有453台机器人，自动化率高达90%。[34] 自动化将轻易取代大规模的流水线工人，这与声称为穷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印度制造”构成结构性矛盾。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指出，制造业自动化将对印度69%的就业造成威胁，有可能将穷人和社会边缘人群抛弃在经济发展之外。[35]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也发布报告称，自动化趋势正在侵蚀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备的优势，全面自动化甚至会消灭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二的岗位。[36]
受僵化劳动制度的影响，印度制造业在过去僱佣的劳动力有限，大多倾向走资本密集型道路，以先进技术和设备来提升劳动生产率。从就业弹性[37] 的角度来看，印度制造业的就业弹性近年来急速下降，20世纪80年代这一数值为1.01，而到2005-2010期间已降至-0.11，[38] 说明印度制造业产值的上升对吸收劳动力作用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印度制造业获得大发展，产值占GDP比例有大幅提高，其资本和技术也有可能取代劳动力的作用，导致制造业在创造就业方面蹈服务业旧辙，缺乏吸庞大劳动人口的能力。“印度制造”将延续印度旧有的“低就业”增长模式，还是能够真正满足广大低端劳动人口的就业需求，尚有待观察。
（三）高增长根基不稳，制造业大发展有待时日。
印度目前的高速增长中，传统的最大驱动力——内需仍起到关键作用，2016印国内消费总支出（含家庭和政府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为69.6%。[39] 2014下半年以来，国际能源及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极大降低了印度企业的进口成本，使得原本高企的通胀率、赤字率不断走低，国民经济基本面得以显著改善，民众消费能力和政府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也有所提升。[40] 但是，外部利好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永续支撑，一旦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止跌上扬，印度经济的利好因素将极有可能被蚕食。同时，“印度制造”出台两年多来，制造业虽有所发展，但并未有大规模迅速增长。印度国内企业债务负担沉重，私人投资不升反降，且短期内不会有显著增长。政府虽可使用公共投资来部分填充投资缺口，但印财政政策需兼顾多方面因素，尤其近期需出台措施平复激进“去货币化”措施带来的经济压力，并履行财政预算的承诺，增加对社会服务、基础设施的投入，并执行政府人员涨薪23%的计划，在维持3.5%的赤字率的红线下政策空间有限，远不能满足制造业投资需求。
（四）印度政治社会生态或拖累“印度制造”无法快速推行。
可以预见的是，此次经济改革将引发阶层之间利益的巨大调整。虽然在大选中认同莫迪高喊的“发展主义”，但是印度民众对宗教、种姓、阶层等社群身份的认同根深蒂固，短期内难以改变。一旦某个社群认为自身利益受损，其往往倾向于广泛动员整个群体，将利益诉求转化为政治压力向政府施压，此前反对劳工法改革的大罢工和农民阶层对征地改革的强烈抗议，以及古吉拉特邦、哈里亚纳邦的中高种姓骚乱，就是这一问题的突出表现。另一方面，莫迪的“发展主义”看似具有世俗意义上的普适性，但其在处理政治、社会问题时仍难以摆脱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任命富有教派争议的阿迪亚纳斯执掌北方邦，面对少数族裔遭殴打事件无所表示，都体现了这一点。某种程度上，以莫迪为首的印人党有意利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狂热情绪来争取中下层民众支持。但是，在印度这样一个宗教、种族高度多元化的社会中，如果政府只以经济改革“单刀突进”，对国内的激进化、教派主义倾向视而不见甚至默许支持，短期内可能确实会延续“莫迪旋风”，维持高支持率，甚至可以在国家层面便利地忽视非印度教社群和少数族裔在改革中遭受的利益损失，为快速改革铺路。但是，由于现有的经济发展成果并不能够为所有社群提供足够的利益空间，在社会、经济压力可以轻易传导至政治层面的体制下，如果不能在改革进程中妥善处理不同社群、不同阶层的利益矛盾，不仅被忽视、遭损害的群体会“以脚投票”，转而支持其他政治势力，长期来看，整个社会的激进化趋势也难免反噬到自身，危及印人党的长期执政前景和印度国内秩序的稳定。
结语
自90年代初拉奥经济改革开始，印度已抛弃了尼赫鲁的“社会主义类型经济”，走上了自由化、市场化的道路，此后的历任政府改革皆秉承这一主旨。莫迪政府的“印度制造”在政策和目标上都继承了前任辛格政府的“国家制造业计划”，印度两代领导人意识到，只依靠第三产业的传统经济模式已经发展到极致，服务业“单脚站立”难以支撑印度真正实现大国崛起。与辛格时代不同的是，莫迪推行“印度制造”拥有诸多利好，印人党“一党独大”的优势地位，依旧强劲的“莫迪旋风”，日益发育的中产阶级和国内市场，低价国际大宗商品带来的低进口成本、低财政赤字和低通胀率，以及美日等国出于经济与地缘政治角度对印度的大力拉拢、扶持，都为莫迪推动跨越式增长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但是，在整体利好的大背景下，莫迪力推的“印度制造”实际也面临不小的挑战，全球经济的供求严重失衡、逆全球化的不断发酵阻碍印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的扩张，发达国家积极吸引投资、重振制造业客观上分流国际投资，制造业自身的机械化、自动化发展不可避免地取代人力，其创造就业，尤其是创造低端就业的能力下降。国内层面，本轮印度经济的高增长率令全球瞩目，但根基不稳，外部利好并不能永续存在，利益集团的博弈缠斗释放的政治压力不容小觑，社会保守化、激进化有抬头之势。
在已有的政策之外，“印度制造”要真正取得成果，还需要政府对不良资产负担沉重的银行业进行改革，使其能够及时为制造业企业“供血”，并加快推进能源行业增长，缓解企业普遍面临的能源短缺、电力供应不稳的突出问题。政治领域中，如何改变印政府长期的懒政、怠政习气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效治理和遏制愈演愈烈的腐败问题，也是莫迪政府需要花力气解决的难题。同时，印度的民主政治体制决定了莫迪政府在发展经济时需兼顾社会民生，为广大民众参与和分享制造业的发展成果创造充足、平等的机会，确保民心所向，才能保证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政策的连贯性。因此，“印度制造”狭义上是一项经济改革计划和发展纲要，内里则包含政治、社会等多重要义，又鉴于制造业增长客观上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期望“印度制造”迅速生效、制造业短期内大规模增长并不现实。长期来看，莫迪政府能否通过“印度制造”来真正拉动国内制造业扩张，为印度的经济崛起注入充足动能，还取决于其能否抓住内外利好的窗口期，从中央到地方统一思路，尽快将各项计划落于实处，形成一整套连贯的宏观经济改革图景。
从中国的角度看，“印度制造”的推进固然会分流一部分国际投资，印度制造业产品也将与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形成竞争，但是，这一计划对中国的机遇大于挑战。首先，莫迪政府放开产业、降低关税、吸引外资等措施可使中企进入印度市场更为便利，为中国的制造业提供广大市场和产能转移目的地。当前，中国对印投资正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5-2016财年，中国对印度投资为10.63亿美元，是2015年的6倍之多。如果借“印度制造”之机，中印的经贸投资关系能够理顺，印度对中国经常账户逆差得以缩减，也会相应减少印国内对“中国制造”入侵的担忧。同时，“印度制造”与中国改革开放总体思路基本一致，作为发展制造业的先行者，中国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反过来，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深层调整，力图扩大内需，提高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而这也是印度经济所长，二者可通过“印度制造”的机会加深交流、相互借鉴。与之相承接的是，伴随中印经贸依存度的提高，中印关系的范畴和深度将得到显著拓展，即使边界争端和地缘政治博弈依然存在，其在双边关系中的影响和作用也将被淡化，中印关系将更加趋向于“低政治化”，从而为我改善周边政治、外交环境创造有利条件。区域层面，如果“印度制造”成功实行，印度制造业顺利发展壮大，亚洲将有望出现一个容纳东亚、东南亚（东盟）和南亚板块的大制造业区域集群，这无论对制造业产能的有序转移，还是对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等多边制度性安排的达成，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亚太地区头号经济大国，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的捍卫者、拥护者和受益者，中国无疑乐见此结果，也将在其中收获巨大的经济红利。
（来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7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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